“二元补衬”视角下《三国演义》 叙事艺术分析

“二元补衬”是浦安迪在研究中提出的一种存于中国文化中的“偏爱”，即在文学叙事中创作者倾向于运用两两相对的思维进行文学创作。而“三顾茅庐”的行文在有意无意中贯穿“二元补衬”结构，“虚实相生”“冷暖交替”表现得较为明显。从这个视角看，“二元补衬”有利于展现《三国演义》的叙事艺术在美学方面的独特意义。

事实上，就《三国演义》中显露的“二元补衬”结构，前人在评点中早有察觉，只是未将其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创作模式进行研究。例如，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就提到《三国演义》有“奇峰对插、锦屏对峙”等妙处。杨义也在《中国叙事学》中提道：“中国古老的整体性思维和双构性、三构性思维，早已留下诸如天人合一、阴阳推移、五行生克以及一些数字密码的遗物。”本文认为，“二元补衬”结构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华文化中的双构思维，故而本文尝试运用该视角对《三国演义》的叙事艺术进行分析，力图展现《三国演义》的叙事艺术在美学方面的独特效果。

一、“二元补衬”结构释义

浦安迪认为：明乎此，只要将“阴”与“阳”看作一种关于两端关系、无休止交替、对立之物的相互涵容，以及无限对等的两端特性无穷交迭的范型，“阴阳”二字皆可囊括所有的二元体系。

浦安迪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在对中国文学“原型”的追踪过程中有一种文化偏爱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偏爱表现为中国人倾向于运用两两相对的对人生经验进行概括的概念来认识宇宙万物。这两方面长期共存但又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在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类似于互有交错的轴线结构，一方面消退了另一方面又得以发展，但这种变化过程是暂时的，一段时间后，二者的发展进程又会颠覆过来，总体上保持“万物归一”的理念原点，这即是“补衬”。

作为深层次解读中国文学创作的文化密码，中国文献中自然会留下被这种结构影响的痕迹。无论是在理论方面提纲挈领地指出，如《文心雕龙·丽辞》中指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又如《道德经》提出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分别从文学和哲学层面强调了“对”的思维；或是在创作方面身体力行地实践，如《红楼梦》中在行文上展现的“冷暖交替”，在主题上表现的“家族起落和社会兴衰”，也是这一结构的有力例证。

我们不妨从该视角对《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进行关照，以增强其在文本解读方面意义的可视性。浦安迪认为，《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布局遵从“四十——四十——四十”的安排。本文更关注的是，浦安迪的层次划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合理地揭示贯穿《三国演义》全文的相互“补衬”的“二元”，即英雄由“聚”到“散”，国家由“散”而“聚”，故而暂从浦说。一到四十回，整个《三国演义》的主要角色基本上尽数粉墨登场，这时是“英雄聚—国家散”的态势。而随着情节发展，“英雄聚—国家散”逐步演变为“英雄散—国家聚”。在后四十回中，诸葛亮的离世加速了“英雄散”的进程。诸葛亮于公元234年逝世，“三家归晋”发生于公元266年，其中横跨32年时间仅安排了十六回的篇幅。进行横向对比，自桃园结义中平二年（公元184年）算起，诸葛亮逝世后的32年共占约百分之三十九，然而篇幅只占约百分之十三，叙事节奏的变化是一望而知的。不妨做如此理解：诸葛亮的离场从某种程度上说直接促使“英雄散”的态势演进完成，为使“聚散”这两方面达成审美平衡，作者需要尽快铺叙“国家聚”来弥补读者在诸葛亮逝世后产生的阅读预期的落差。

综上所述，“二元补衬”结构影响下形成的“对仗”美感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是极有“参与感”的一种美感。在文学创作观念、文学审美倾向较为系统的明清之际，《三国演义》的创作和毛宗岗的评点都反映出一些成对属性的平衡交替和相互渗透。

二、“三顾茅庐”情节分析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提到《三国演义》的“以宾补主”“寒冰破热”等妙处时，皆列举了“三顾茅庐”中的叙事片段进行阐述，可见作者在创作这一情节时花费的心力及其自身的可读性。下文将用两对较为贴近行文用意的相对概念，即“虚实”和“冷暖”，对其叙事艺术进行具体阐述。

（一）“虚实相生”

自三十六回至三十八回，《三国演义》在“智绝”出场上所花费的笔力是其他人物不具有的。作者极尽热情地渲染诸葛亮的品性、人格乃至情操，综合运用了虚笔和实笔。其中，“ 虚”指的是对形象侧面渲染，起烘托作用；“实”指的是对形象直接描写，起定型作用。

就虚笔而言，在三十六回中徐庶、三十七回司马徽均将其比作姜尚和张良，这是对诸葛亮才能的评价，这是侧面烘托人物的第一层。随后就是与诸葛亮密切交往的“四友”中的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的出场，与徐庶不同，此三者没有救济天下的使命感，取而代之的是寄情山水的情趣。例如，崔州平劝阻刘备不必白费力气，石、孟二人相互作歌应和，表现了人物的闲散。后又安排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出场，原文为“一人暖帽遮头，狐裘蔽体，骑着一驴，随后一青衣小童，携着一葫芦酒，踏雪而来”。身着狐裘，说明不为衣食所扰；骑驴而不是骑马，是追求逍遥的表现；踏雪出门，更是率性而为。随后还吟诗一首吟咏梅花，人物一出场就将超脱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刘备才会作肯定推测：“此真卧龙矣！”越是与这些人物交往，越是在渲染孔明不为世俗功名所困的超然品性。刘备的“救世”与诸葛亮的“超脱”之间必然存在冲突矛盾，随后诸葛亮舍弃“超脱”选择“入世”，如此反衬下就构成了侧面烘托人物的第二层。最后就是作者对于隆中风景的诗意化描写，以及在行文中安排农夫和诸葛均作歌、黄承彦咏诗，以风景表现其人情趣、以作歌表现其人才气和品性。这不仅将读者的阅读期待推向高潮，并且不留余力地将人物烘托到极致。可以说，诸葛亮此时集合了中国隐士的一切令人梦寐以求的因素。

事实上，文本作为一种等待读者参与的“召唤结构”，其自身留有一定的情节的“空白”对于调动读者阅读参与度和形成独特的“欲拒还迎”的审美体验有积极意义，“留白不是空白，其内涵是不确定中的确定”。“三顾茅庐”设置虚笔的妙处在于，这是作者根据诸葛亮的历史形象，结合读者的阅读期待，专门为诸葛亮出场“量身打造”的人文与自然环境。明面上除徐庶走马拜访诸葛亮邀请他出山那一情节外，截至二顾茅庐，读者接收的诸葛亮的信息全为他人传达的只言片语，以及在环境描写中由读者自行引发出来的。“此回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

所谓“虚实相生”，若无虚实交替进行，人物形象只会过于梦幻朦胧，有夸大之嫌。诸葛亮的首次正面描写应是他对于徐庶招揽的回应，诸葛亮高傲地表示：“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与《三国演义》一贯的写法类似，诸葛亮出场定型，表现了他傲人的心气和超脱的个性。有了此处的铺垫，三十七回通篇的众人的交口称赞与环境渲染中时隐时现方能更有真实感。截至三十七回，诸葛亮于读者心中的形象是真实感与距离感并存，读者心中的诸葛亮是道听途说中东拼西凑起来的。因此需要最后“一顾”让诸葛亮在读者心中彻底“定型”，完成诸葛亮的“出场”。无论是他与草庐中的昼寝，还是他“面如冠玉”等外貌描写，抑或他在草庐中便运筹帷、推演天下走势的侃侃而谈，都让读者心中的诸葛亮更加立体。由此，内在的审美意蕴在三回的曲曲折折中得以展现，读者对于诸葛亮这一人物理解在“虚实相生”中也更加深入。

（二）“冷暖交替”

毛宗岗在三十七回的总评中提道：“淡泊宁静之语，是孔明一生本领。……无数极忙极热文字，皆从极闲极冷中积蓄得来。”这表明他敏感地觉察到诸葛亮这一人物的鲜明底色，并且指出人物底色与日后人物行为之间构成巨大的表现张力。此处的“冷暖”指的是利用二者表现人物的志趣，概括地说，“暖”指的是“入世”取向，偏于世俗；“冷”指的是“出世”取向，偏于闲散。

自三十六回开始，直至三十八回诸葛亮出山，“三顾”过程中出场的人物都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使得行文过程中的“冷”“暖”交替变化尤为明显。三十六回中，徐庶唯恐诸葛亮不出山辅佐致使刘备身旁无人，故亲身前往隆中力劝其出山，反映了他对于刘备事业的热忱。与此相对，诸葛亮对于出山并不感冒，反而拂袖而去。三十七回中，司马徽责怪徐庶：“何又惹他出来呕心沥血也？”所遇“惹”便可见其性闲散，此为一处“冷”。后见童子，刘备完整地交代自己的身份，以期展现自己对于诸葛亮的尊重。这般热切之语被童子“记不得”给咽回去，在交谈中呈现出“热情”与“冷遇”的反差，出世的隐士心态与入世的功名心态也恰成矛盾。而后刘备又遇崔、石、孟三友，诸葛均，黄承彦等人，刘备的表现可以说给予了相当的尊重，渴望诸葛亮出山之意表现得极为热烈。不仅对崔、石、孟三人极尽礼遇，言语之间近乎恭敬，在他与白雪纷飞中看见黄承彦踏雪而来时，更是“滚鞍下马”。与其成对的是，崔州平以历史循环往复劝阻刘备，说他“徒废心力耳”，为诸葛亮日后的结局蒙上了宿命般的阴影。遇石、孟二人时，此二人回绝了刘备的邀请。诸葛均则是在刘备向其打探诸葛亮的谋略时，较为生硬地回答“不知”，不留委婉余地还是反映了他的少年心气，不为世俗所累。

事实上，本文认为艺术成就更高还有两处。一处是司马徽在告别刘备之际仰天大笑：“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此话一语成谶，大器晚成是整个蜀汉政权的软肋。同时令人瞩目的是，此番描写较之前分析的“冷暖交替”的手法表现出了更强的文学表现力。全句基本断定了诸葛亮的出山，补充出了此前定型的诸葛亮形象“冷”中带“暖”的一面，即“冷中见暖”。其后，诸葛亮即将出山时，他嘱托诸葛均认真耕种，待他功成名就之后他就要归耕田亩。在帮助刘备复兴汉室后，在完成救济天下的使命后仍然决意逍遥。这样的言语安排自然是为“出场定型”服务，与他之前表现的“闲云野鹤”相符，即“暖中见冷”。这种“暖中见冷”“冷中见暖”的笔法与之前较为纯粹地“冷”“暖”交替进行更显张力和表现力，其美学意义也更加丰富。

三、结语

《三国演义》囿于历史演义小说的特点和脱胎于说书艺术的局限性，在和历史趋势相符的大致进程方面叙事安排不够灵活。但是，在一些为塑造典型人物而设置的经典情节中我们仍得以管中窥豹般发现“互补二元性”一样的文化基因。鱼能得水，水能知鱼。在“虚实相生”和“冷暖交替”中，罗贯中以堆叠反复的曲折手中笔墨谱写出传颂千年的赞歌。（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王皓民（2003—），男，四川攀枝花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