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寻碧落茫茫，终是人间天上

悼亡诗作为中西方重要的诗歌题材之一，传达着作者对逝去者的沉重悼念和深深哀情。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以下简称《江城子》）与弥尔顿的《梦亡妻》在中西方悼亡诗歌史上各自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但仔细观察，两首诗的诗歌内容、情感基调、意象典故不尽相同，值得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旨在探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苏轼的《江城子》与弥尔顿的《梦亡妻》之间的异同，以及中西悼亡诗背后体现的死亡观与爱情观的差异。

一、两首悼亡诗综合对比

（一）诗歌内容

弥尔顿的《梦亡妻》与苏轼的《江城子》同样描写了自己在梦中回忆妻子，牵动情思的情形。《梦亡妻》中作者用“脸上罩着面纱”“一身素服”描摹妻子圣洁美丽的形象，妻子仿佛散发着柔和的光芒;《江城子》中诗人写梦回故乡，又见妻子“小轩窗，正梳妆”，生活化的场景让人感觉到温情。两相比较，虽然两首诗中作者都提及了关于妻子形象的内容，但弥尔顿，更加注重描绘妻子卡特琳的外貌与服饰，妻子穿着一身的素色衣服，脸上罩着薄纱，“爱、温柔、善良在她身上发光”。他用“爱”“温柔”“善良”这样抽象化的形容词描绘妻子面容气质给人的感觉，使得妻子在天堂中的形象更加美好而圣洁。而苏轼笔下王弗的模样更加平实，他注重描绘妻子的动作，“小轩窗，正梳妆”背后，读者能想象到一位女子对镜梳着长而乌黑的秀发，仔细整理自己的妆容，显得平和温柔。虽然两者都是在梦境中刻画妻子的形象，但重点存在区别。

除此之外，梦中重逢相遇的场景也有差异。《梦亡妻》中弥尔顿想象自己用幻想的眼看到了妻子的面容，欢喜过后，当妻子俯身，二人即将相拥之时，“我醒了，她逃逸了”，弥尔顿又陷入黑夜般的空虚，这里有一个从梦中醒来，情感由喜悦再到因妻子离去而怅惘的过程;《江城子》中是先设想二人重逢却因“尘满面，鬓如霜”难以相认，二人相顾无言，看着泪水顺着彼此的面颊淌下。从设想相遇时的两鬓斑白到在梦里真正相遇却把言语化作泪水，王弗与苏轼是真实地在梦里相遇重逢，双方都给予回馈，眼眶含泪。而弥尔顿与卡特琳之间却隔着距离，诗人瞧见妻子的容颜，但妻子从天堂越发地向他走近，想要拥抱他时却是梦醒时分。

（二）情感基调

弥尔顿与第二任妻子卡特琳结婚时已经双目失明，很可惜他未能见到她的面容，所以在梦境中他通过他那“幻想的眼”看见在现实生活中未曾见过的亡妻时，有如“阿尔塞斯蒂斯”被约夫之子送回人间与丈夫团聚时那般欢喜。在他对圣洁的妻子的描述中，他望见妻子穿着雪白的衣裳，罩着轻巧的薄纱，诗人袒露内心无比的欢喜，但却在与妻子即将相拥时“醒了”。发觉梦醒，诗人也直言“白昼带回了我的黑天”，梦境中的一切美好终是一场空，诗人抒发了无比的欢喜和梦醒的怅惘失落，欢喜过后又陷入悲伤，鲜明的对比之下，情感上的波折起伏带给人强烈的冲击。

而苏轼的《江城子》上片开篇即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强忍不去想念你，却已是难以忘记。思念刻入骨髓，待之便已如常，给人一种弥漫开来的悲戚感，“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更是点明了妻子的孤坟远在千里之外，满腔话语想要诉说而不得，心中凄苦，梦中相见。“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终于重逢竟失语，看着对方任凭眼泪流淌，哀伤酸楚之感越发浓郁。“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三句收束全文，回归现实，也将情感推至高潮。诗人发觉年复一年，还是只能对着亡人长眠的洒满冷月清光的松冈，诉诸心中的思念。《江城子》全词始终给人一种郁结于胸的悲伤感，好像被凄冷的寒雾罩住，并且悲伤随着现实进入梦境，哀伤凄苦的情感逐渐被推至高潮，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不同于《江城子》递进式的悲伤之情，《梦亡妻》的情感变化是有巨大落差的，复见的欣喜转瞬即逝，失落的悲伤接踵而至。相比《江城子》如石子落池，涟漪一般源源不断荡漾开来的沉痛凄楚，《梦亡妻》中的情绪似乎让人可以直观地触摸到。由此可见，两首作品虽然都以悲伤收束，但是其中的情感变化还是存在较大不同。

（三）意象典故

《梦亡妻》与《江城子》的典故与意象选择都别有一番趣味。《梦亡妻》中两次运用极富有宗教色彩的典故，诗歌的第一节诗人运用了“阿尔塞斯蒂斯”的典故。在希腊传说中，因种种原因善良的阿尔塞斯蒂斯为她的丈夫牺牲，但是赫拉克勒斯受其故事感动在她的墓地同死神搏斗，救她重返人间。弥尔顿在诗中将亡妻比作“阿尔塞斯蒂斯”，为爱勇敢地奉献自己，这里的典故也能看出在弥尔顿眼里，亡妻的形象始终高洁，“如圣徒般”，使人见了喜悦。第二节里，诗歌提到“古戒律规定的净身礼”这一典故，凸显妻子肉体的纯洁与美好，妻子的周身好像散发着圣洁的光芒，使诗人在天堂里“充分地瞻视”，抬头仰慕。再说《梦亡妻》涉及的种种意象，“素服”“纯洁”“罩着面纱”“爱、温柔、善良”这些积极光明的意象，使得全诗营造了一种置身于天堂般的美好感觉，妻子的四周被梦幻的光芒环绕着，弥尔顿凝视着她，仰望着她，她仿佛带着祥和的微笑，向诗人缓缓走来。通过这些意象，透过妻子的面容与气质，人们似乎能感受到她圣洁的心灵。

再看苏轼《江城子》的典故，《本事诗·徵异第五》记载：“开元中有幽州衙将姓张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后妻虐待五子，孔氏忽从冢中出，题诗赠张，有两句是：“欲知断肠处，明月照孤坟。”此处正是化用了其意，承接上片“千里孤坟”，指亡妻的坟墓。尾句中的“料得”虽是推测之词，语气却十分肯定。这里化用“欲知断肠处，明月照孤坟”，“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跟首句“十年生死两茫茫”遥相呼应，写诗人梦醒之后重新陷入了“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悲哀。“肠断处”是指亡妻的孤坟，而断肠人则兼指生者和死者。全词浑然融为一体。再把视角转向《江城子》中的意象，相比于《梦亡妻》中运用的具有鲜明宗教特征和源自古希腊神话的典故和意象，《江城子》中运用的意象则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古典诗歌审美。苏轼在《江城子》中运用传统的现实意象，多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景物，如“孤坟”“明月”“梦”“松岗”等意象。“孤坟”象征着妻子的离去，借以高悬夜空的“明月”，倾诉对离人的思念，而“梦”是离愁别绪最好的栖息地，清醒时的刻骨铭心都被安放到梦里，“松岗”是妻子的所葬之地，代表着坟墓和死亡。这些意象给人孤寂清寒的感觉，凄寒的氛围一方面烘托了苏轼对妻子的思念，可以越过人间天上直抵爱人心里;另一方面，十年光阴已逝，物是人非，烘托了诗人面对这一切的无力感。

二、从两首悼亡诗观中西方文化背景

（一）死亡观

中国传统生死观融合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但从社会影响来看，儒家的生死观影响了世代人关于生死信念的确立。儒家从生的角度来看待生命，是一种入世的生死观。儒家重视生命，理解生命、安顿生命，更讲求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这件事，很少有人认真设想人死后灵魂会以怎样的状态存在。正是在这样的生死观念中，苏轼的《江城子》设想“千里孤坟”“明月夜，短松冈”，睹物生情，全诗萦绕渲染着一种极度悲伤的情绪，使人体悟到诗人的刻骨怀念之情。不设想死后的世界，死亡代表着结束、离开，在这样生死观的背景之下，全诗极言哀伤，悱恻动人。

西方文化有着不同于中国的传统，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希腊哲学中的生死观与宗教结合，成为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基督教继承了古希腊“灵魂不灭”的思想，注重终极的天堂世界。死亡固然是人生的终点，但同时也是人们通往天堂的起点，所以死亡在西方人眼里不代表斩断与世界的一切，它意味着另一条路的开启。在弥尔顿的《梦亡妻》里，看到身在天堂的妻子时，作者会感到欢欣愉悦，而非感慨物是人非，流下眼泪，这也才有《梦亡妻》中感情格调由喜悦到哀伤的变化。

（二）爱情观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爱情观的阻力往往来源于封建社会的制度与思想观念。中国的传统婚姻关系往往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基础上，男女都难以掌握对爱情和婚姻的自主权，甚至有的新婚男女在缔结婚姻关系前都并不相识，所以中国古代的男女关系常常基于家庭关系进一步增进与发展。再看悼亡诗中描绘的场景，大多是追忆夫妻彼此之间相处的生活场景，如《江城子》中的“小轩窗，正梳妆”，就是苏轼在梦中看到妻子对着小窗子仔细梳妆，他静静看着她，好像回到了从前岁月静好的时候。贺铸《鹧鸪天》里的“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也是在遥想未来还有谁替他深夜挑灯缝补衣衫。

同时，传统中国文化因受儒家思想中“礼”的影响，始终坚持克己复礼，对待两性关系抱有“发乎情，止乎礼”的态度，抒发情感上比较含蓄和内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性之间的情感表达。中国的悼亡诗中往往没有直白的欲望表达，而是借由象征物，回忆、追溯和悼念来表达情思，几乎没有直接涉及“爱”这样的字眼，尤其在欲望的观念上，中国传统诗歌的表达往往是内敛的、隐晦的。苏轼的《江城子》有一种浓重的凄冷孤寂感，奠定了词的感情基调，十年一晃而过，但蕴藏在心底深处的思念从未消减，含蓄却浓重的忧伤贯穿着全词。诗人并不擅于直接袒露想念，而是把感情装进梦中相逢时汩汩流淌的泪水里，悲伤没有通过多么炽热的言语传达，更深的沉痛被收在了心里，但止不住的泪水里仿佛写满了千言万语。

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倡导个性解放，强调人的价值，鼓励人们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反对“禁欲主义”。朱光潜先生说：“西方社会侧重个人主义，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所以尽量发展。”西方人崇尚理性和自由，讲求夫妻双方是独立的个体，这决定了西方科学文化中最基本的情感是个体性自我情感，这在悼亡诗中也有体现，诗人十分注重表现自我的真情实感。同时，西方人表达爱情的方式是热情而奔放的，他们追求感情的无拘无束，对待爱情直率强烈。再看弥尔顿的《梦亡妻》，其中充斥着对妻子浓墨重彩的描写，相比《江城子》通过想象与妻子闺房相处的日常之景，弥尔顿描绘妻子的形象时没有用工笔细细勾勒描摹妻子的轮廓，而是用“爱、温柔、善良在她身上发光”充分抒发了亡妻的美好。不像中国的诗歌将浓重的思绪隐藏在心底，诗人直接表达对亡妻的爱慕之情，令他“在天堂毫无障碍地充分地瞻视”，凸显亡妻在他心中神圣的形象。

三、结语

全文从诗歌内容、情感基调、意象典故三个方面，比较中西方代表的悼亡诗作品苏轼的《江城子》与弥尔顿的《梦亡妻》，再联系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探讨悼亡诗中体现的死亡观与爱情观的差异。“多情自古伤离别”，面对逝去的亡妻，弥尔顿与苏轼都在长久的思念中留下著名的诗篇，千年来回响依旧，字字呜咽，篇篇隽永，至今仍穿越时空，触动无数读者的心弦。

（福建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林昕迪（2002—），女，福建福州人，本科，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