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寻碧落茫茫,终是人间天上
作者: 林昕迪悼亡诗作为中西方重要的诗歌题材之一,传达着作者对逝去者的沉重悼念和深深哀情。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以下简称《江城子》)与弥尔顿的《梦亡妻》在中西方悼亡诗歌史上各自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但仔细观察,两首诗的诗歌内容、情感基调、意象典故不尽相同,值得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旨在探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苏轼的《江城子》与弥尔顿的《梦亡妻》之间的异同,以及中西悼亡诗背后体现的死亡观与爱情观的差异。
一、两首悼亡诗综合对比
(一)诗歌内容
弥尔顿的《梦亡妻》与苏轼的《江城子》同样描写了自己在梦中回忆妻子,牵动情思的情形。《梦亡妻》中作者用“脸上罩着面纱”“一身素服”描摹妻子圣洁美丽的形象,妻子仿佛散发着柔和的光芒;《江城子》中诗人写梦回故乡,又见妻子“小轩窗,正梳妆”,生活化的场景让人感觉到温情。两相比较,虽然两首诗中作者都提及了关于妻子形象的内容,但弥尔顿,更加注重描绘妻子卡特琳的外貌与服饰,妻子穿着一身的素色衣服,脸上罩着薄纱,“爱、温柔、善良在她身上发光”。他用“爱”“温柔”“善良”这样抽象化的形容词描绘妻子面容气质给人的感觉,使得妻子在天堂中的形象更加美好而圣洁。而苏轼笔下王弗的模样更加平实,他注重描绘妻子的动作,“小轩窗,正梳妆”背后,读者能想象到一位女子对镜梳着长而乌黑的秀发,仔细整理自己的妆容,显得平和温柔。虽然两者都是在梦境中刻画妻子的形象,但重点存在区别。
除此之外,梦中重逢相遇的场景也有差异。《梦亡妻》中弥尔顿想象自己用幻想的眼看到了妻子的面容,欢喜过后,当妻子俯身,二人即将相拥之时,“我醒了,她逃逸了”,弥尔顿又陷入黑夜般的空虚,这里有一个从梦中醒来,情感由喜悦再到因妻子离去而怅惘的过程;《江城子》中是先设想二人重逢却因“尘满面,鬓如霜”难以相认,二人相顾无言,看着泪水顺着彼此的面颊淌下。从设想相遇时的两鬓斑白到在梦里真正相遇却把言语化作泪水,王弗与苏轼是真实地在梦里相遇重逢,双方都给予回馈,眼眶含泪。而弥尔顿与卡特琳之间却隔着距离,诗人瞧见妻子的容颜,但妻子从天堂越发地向他走近,想要拥抱他时却是梦醒时分。
(二)情感基调
弥尔顿与第二任妻子卡特琳结婚时已经双目失明,很可惜他未能见到她的面容,所以在梦境中他通过他那“幻想的眼”看见在现实生活中未曾见过的亡妻时,有如“阿尔塞斯蒂斯”被约夫之子送回人间与丈夫团聚时那般欢喜。在他对圣洁的妻子的描述中,他望见妻子穿着雪白的衣裳,罩着轻巧的薄纱,诗人袒露内心无比的欢喜,但却在与妻子即将相拥时“醒了”。发觉梦醒,诗人也直言“白昼带回了我的黑天”,梦境中的一切美好终是一场空,诗人抒发了无比的欢喜和梦醒的怅惘失落,欢喜过后又陷入悲伤,鲜明的对比之下,情感上的波折起伏带给人强烈的冲击。
而苏轼的《江城子》上片开篇即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强忍不去想念你,却已是难以忘记。思念刻入骨髓,待之便已如常,给人一种弥漫开来的悲戚感,“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更是点明了妻子的孤坟远在千里之外,满腔话语想要诉说而不得,心中凄苦,梦中相见。“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终于重逢竟失语,看着对方任凭眼泪流淌,哀伤酸楚之感越发浓郁。“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三句收束全文,回归现实,也将情感推至高潮。诗人发觉年复一年,还是只能对着亡人长眠的洒满冷月清光的松冈,诉诸心中的思念。《江城子》全词始终给人一种郁结于胸的悲伤感,好像被凄冷的寒雾罩住,并且悲伤随着现实进入梦境,哀伤凄苦的情感逐渐被推至高潮,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不同于《江城子》递进式的悲伤之情,《梦亡妻》的情感变化是有巨大落差的,复见的欣喜转瞬即逝,失落的悲伤接踵而至。相比《江城子》如石子落池,涟漪一般源源不断荡漾开来的沉痛凄楚,《梦亡妻》中的情绪似乎让人可以直观地触摸到。由此可见,两首作品虽然都以悲伤收束,但是其中的情感变化还是存在较大不同。
(三)意象典故
《梦亡妻》与《江城子》的典故与意象选择都别有一番趣味。《梦亡妻》中两次运用极富有宗教色彩的典故,诗歌的第一节诗人运用了“阿尔塞斯蒂斯”的典故。在希腊传说中,因种种原因善良的阿尔塞斯蒂斯为她的丈夫牺牲,但是赫拉克勒斯受其故事感动在她的墓地同死神搏斗,救她重返人间。弥尔顿在诗中将亡妻比作“阿尔塞斯蒂斯”,为爱勇敢地奉献自己,这里的典故也能看出在弥尔顿眼里,亡妻的形象始终高洁,“如圣徒般”,使人见了喜悦。第二节里,诗歌提到“古戒律规定的净身礼”这一典故,凸显妻子肉体的纯洁与美好,妻子的周身好像散发着圣洁的光芒,使诗人在天堂里“充分地瞻视”,抬头仰慕。再说《梦亡妻》涉及的种种意象,“素服”“纯洁”“罩着面纱”“爱、温柔、善良”这些积极光明的意象,使得全诗营造了一种置身于天堂般的美好感觉,妻子的四周被梦幻的光芒环绕着,弥尔顿凝视着她,仰望着她,她仿佛带着祥和的微笑,向诗人缓缓走来。通过这些意象,透过妻子的面容与气质,人们似乎能感受到她圣洁的心灵。
再看苏轼《江城子》的典故,《本事诗·徵异第五》记载:“开元中有幽州衙将姓张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后妻虐待五子,孔氏忽从冢中出,题诗赠张,有两句是:“欲知断肠处,明月照孤坟。”此处正是化用了其意,承接上片“千里孤坟”,指亡妻的坟墓。尾句中的“料得”虽是推测之词,语气却十分肯定。这里化用“欲知断肠处,明月照孤坟”,“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跟首句“十年生死两茫茫”遥相呼应,写诗人梦醒之后重新陷入了“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悲哀。“肠断处”是指亡妻的孤坟,而断肠人则兼指生者和死者。全词浑然融为一体。再把视角转向《江城子》中的意象,相比于《梦亡妻》中运用的具有鲜明宗教特征和源自古希腊神话的典故和意象,《江城子》中运用的意象则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古典诗歌审美。苏轼在《江城子》中运用传统的现实意象,多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景物,如“孤坟”“明月”“梦”“松岗”等意象。“孤坟”象征着妻子的离去,借以高悬夜空的“明月”,倾诉对离人的思念,而“梦”是离愁别绪最好的栖息地,清醒时的刻骨铭心都被安放到梦里,“松岗”是妻子的所葬之地,代表着坟墓和死亡。这些意象给人孤寂清寒的感觉,凄寒的氛围一方面烘托了苏轼对妻子的思念,可以越过人间天上直抵爱人心里;另一方面,十年光阴已逝,物是人非,烘托了诗人面对这一切的无力感。
二、从两首悼亡诗观中西方文化背景
(一)死亡观
中国传统生死观融合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但从社会影响来看,儒家的生死观影响了世代人关于生死信念的确立。儒家从生的角度来看待生命,是一种入世的生死观。儒家重视生命,理解生命、安顿生命,更讲求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这件事,很少有人认真设想人死后灵魂会以怎样的状态存在。正是在这样的生死观念中,苏轼的《江城子》设想“千里孤坟”“明月夜,短松冈”,睹物生情,全诗萦绕渲染着一种极度悲伤的情绪,使人体悟到诗人的刻骨怀念之情。不设想死后的世界,死亡代表着结束、离开,在这样生死观的背景之下,全诗极言哀伤,悱恻动人。
西方文化有着不同于中国的传统,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希腊哲学中的生死观与宗教结合,成为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基督教继承了古希腊“灵魂不灭”的思想,注重终极的天堂世界。死亡固然是人生的终点,但同时也是人们通往天堂的起点,所以死亡在西方人眼里不代表斩断与世界的一切,它意味着另一条路的开启。在弥尔顿的《梦亡妻》里,看到身在天堂的妻子时,作者会感到欢欣愉悦,而非感慨物是人非,流下眼泪,这也才有《梦亡妻》中感情格调由喜悦到哀伤的变化。
(二)爱情观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爱情观的阻力往往来源于封建社会的制度与思想观念。中国的传统婚姻关系往往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基础上,男女都难以掌握对爱情和婚姻的自主权,甚至有的新婚男女在缔结婚姻关系前都并不相识,所以中国古代的男女关系常常基于家庭关系进一步增进与发展。再看悼亡诗中描绘的场景,大多是追忆夫妻彼此之间相处的生活场景,如《江城子》中的“小轩窗,正梳妆”,就是苏轼在梦中看到妻子对着小窗子仔细梳妆,他静静看着她,好像回到了从前岁月静好的时候。贺铸《鹧鸪天》里的“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也是在遥想未来还有谁替他深夜挑灯缝补衣衫。
同时,传统中国文化因受儒家思想中“礼”的影响,始终坚持克己复礼,对待两性关系抱有“发乎情,止乎礼”的态度,抒发情感上比较含蓄和内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性之间的情感表达。中国的悼亡诗中往往没有直白的欲望表达,而是借由象征物,回忆、追溯和悼念来表达情思,几乎没有直接涉及“爱”这样的字眼,尤其在欲望的观念上,中国传统诗歌的表达往往是内敛的、隐晦的。苏轼的《江城子》有一种浓重的凄冷孤寂感,奠定了词的感情基调,十年一晃而过,但蕴藏在心底深处的思念从未消减,含蓄却浓重的忧伤贯穿着全词。诗人并不擅于直接袒露想念,而是把感情装进梦中相逢时汩汩流淌的泪水里,悲伤没有通过多么炽热的言语传达,更深的沉痛被收在了心里,但止不住的泪水里仿佛写满了千言万语。
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倡导个性解放,强调人的价值,鼓励人们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反对“禁欲主义”。朱光潜先生说:“西方社会侧重个人主义,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所以尽量发展。”西方人崇尚理性和自由,讲求夫妻双方是独立的个体,这决定了西方科学文化中最基本的情感是个体性自我情感,这在悼亡诗中也有体现,诗人十分注重表现自我的真情实感。同时,西方人表达爱情的方式是热情而奔放的,他们追求感情的无拘无束,对待爱情直率强烈。再看弥尔顿的《梦亡妻》,其中充斥着对妻子浓墨重彩的描写,相比《江城子》通过想象与妻子闺房相处的日常之景,弥尔顿描绘妻子的形象时没有用工笔细细勾勒描摹妻子的轮廓,而是用“爱、温柔、善良在她身上发光”充分抒发了亡妻的美好。不像中国的诗歌将浓重的思绪隐藏在心底,诗人直接表达对亡妻的爱慕之情,令他“在天堂毫无障碍地充分地瞻视”,凸显亡妻在他心中神圣的形象。
三、结语
全文从诗歌内容、情感基调、意象典故三个方面,比较中西方代表的悼亡诗作品苏轼的《江城子》与弥尔顿的《梦亡妻》,再联系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探讨悼亡诗中体现的死亡观与爱情观的差异。“多情自古伤离别”,面对逝去的亡妻,弥尔顿与苏轼都在长久的思念中留下著名的诗篇,千年来回响依旧,字字呜咽,篇篇隽永,至今仍穿越时空,触动无数读者的心弦。
(福建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林昕迪(2002—),女,福建福州人,本科,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