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隐喻与中国当代小说

疾病是个体生命在肉体与精神方面的异变与缺损。人类与疾病如影随形，在人类学看来，疾病就是生命的脱序状态，早在我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就有有关疾病及其分类的描述，《周易》《周礼》中也有古人对疾病的记载。疾病作为生命存在的状态之一，也是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之一。“文学与疾病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就人文关怀和生命悲悯而言，医学与文学是相通的。无论是研究身体还是描述心灵，文学和医学都是人学。文学的表现对象和价值指向是人，医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人。两者都关心人类的生命和生存状态，表达的是对生命和生存的悲悯和关怀，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文学与疾病存在较强的联系，表现为作家和疾病有许多密切的联系，许多作家本身就有患病的经历，其疾病经历自然会影响作品内容的书写。更何况，有些作家本身就是医生，那么其医治病人的经历又成为生动的素材来源。疾病与文学密切相关，其深层意义往往借助隐喻的形式传达。通常来说，隐喻是用它事物来指称本事物，隐喻思维往往是通过想象性事物用熟悉的方式来思考或观察隐秘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疾病在文学世界有着不同的隐喻本体与言说内容，其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被刷新与阐释。阎连科的小说就有疾病呈现的诸多隐喻。

一、阎连科其人

阎连科是在中国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具有敏锐观察力但又执着于乡土的作家。他的“耙耧山脉”系列小说让读者重新认识了中国乡土、女性命运及人性多面性。在以“耙耧山脉”为主要对象的系列作品之中，对疾病的描写是他绕不过去的内容。艾滋病、痴呆和癌症构成了阎连科小说中内容丰富的疾病书写。阎连科本人常年与疾病相伴，他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经常卧床休养。疾病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也使他对生命和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与理解。“身体状况会影响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他对生命的认识肯定不同于健康的时候，身体不健康的人可能对生命的感觉更复杂、更敏感一些。病虽然不是致命的，但对生命的韧性加强了，对生命与活着的渴望也增加了许多。”正是因为阎连科自身被疾病折磨，所以疾病不但成为作者自身的生命背负，也构成阎连科作品的言说内容，更使他容易透过疾病的现象看到社会、人生的本质，从而创作出更富感染力的作品。

二、原罪——痴呆的隐喻

痴呆症是一种因脑部伤害或疾病所导致的渐进性认知功能退化，阎连科的小说《耙耧天歌》中塑造了尤四婆这样一位游走于痴呆病症的女性形象。由于近亲结合，尤四婆和她的丈夫尤石头生下了四个非呆即傻的孩子，最后一个孩子的出生成了压垮尤石头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投河自尽了。书中写道：“男人就死了。被未来的日子吓死了。”四个痴呆孩子的疾病迅速变成了疾病的隐喻——原罪。尤石头选择了一条解脱人生痛苦的捷径，他把原罪留给了他的女人，而他才是原罪的真正赎罪者。毕竟家族有遗传病，尤石头又带给了这四个儿女，尤四婆是无辜受害者，却要做这原罪的赎罪者。在西方《圣经》中，原罪是夏娃这个女人引发的，亚当这个男人成了赎罪者。但在现实生活中，原罪通常是由男人造成的，原罪的赎罪者却是女人。《耙耧天歌》中疾病借助原罪的隐喻将救赎的重担落在了尤四婆肩上，尤四婆是否有勇气面对自己身受遗传病折磨的儿女，的确是对人性的考量。

《耙耧天歌》中的尤四婆明显是有赎罪心态的人物。儿女痴呆疾病所带来的隐喻——原罪成为尤四婆一生的负担。为了赎罪她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养大这些有病的儿女。为了养大这些孩子，尤四婆没日没夜地干活，就为了粮食，有时甚至还会遭受心怀不轨的男人的羞辱，赎罪的各种艰辛让读者颇为震撼。第二阶段，孩子长大后，尤四婆又为他们张罗成家之事。尤四婆爬遍了整个耙耧山脉为大妞、二妞、三妞找婆家，其间的辛酸、受人冷落可想而知。供养已经很不容易了，赎罪到了第二阶段对于尤四婆而言也足够了。但当她听到二女婿忽然跑来说有一个偏方能治二妞的病时，尤四婆走上了赎罪的第三个阶段——给孩子们治病。但这次赎罪却让尤四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只是因为治病的药方中需要亲人的骨头为药引。挖出丈夫尤石头，几根残存的骨头真的治好了二妞的病，从那时起，尤四婆就做出了要献出自己的骨头来治愈孩子的病的决定，只为让她的孩子有尊严地活着。

尤四婆的命运是原罪的真实呈现，这种由于孩子痴呆病症所带来的赎罪经历已然附加了疾病的隐喻意义。阎连科摒弃了悲剧故事的重复，而将悲剧精神与疾病隐喻结合在一起，最终呈现出原罪与救赎的深层内涵：养大、嫁娶、治病。“二妞正在那日光里晒着暖儿纳鞋底。她背对着尤四婆，每纳一针手都要往半空扯一下，跟着脸也往右半侧着扭，再把针往头发中磨一磨。尤四婆在二闺女的身后静立着，她没有想到二闺女的头发会梳得如水样齐齐整整，一根粗壮独辫竟没有一根头发乱将出来。三十年她没有看见二闺女的头发如此整洁过。”看着治好病的二妞，尤四婆所有的赎罪有了最好的回报，由痴呆所带来的原罪隐喻逐渐消解。

三、物欲——艾滋病的隐喻

阎连科从事文学创作40多年，关注小人物，同时注重再现社会现实。阎连科本身有疾病相伴的创伤经历，这使得阎连科更能深刻感受由于情绪变化所带来的心灵世界的起伏，为读者传递健康的意义，体验生命的复杂。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在《文学与治疗》一文中指出文学和艺术具有助人康复的巨大力量，并通过大量事实指出了文学的疗效，文学作品中的疾病书写便是借隐喻呈现疗效，并引起读者的关注。阎连科的小说中便有大量的疾病书写。

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它攻击人类的淋巴细胞，造成了免疫力不可替代的损失。阎连科的小说《丁庄梦》通过一个12岁男孩的眼睛，看到了丁庄人那臭名昭著的“血浆经济”。丁庄人也许靠卖血修到了房子，但最终却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和树叶飘落一样死掉了。灯灭了，人就不在世上了。爷爷明白的第四个事，是这不足二年里，丁庄每月都要死人。差不多家家都死人。一连死了四十几个人，庄头的坟，如卧在田野上密匝匝的麦捆儿……和树叶飘落一样死掉了，灯灭一样不在世上了。”这种人去楼空的社会现实凸显着艾滋病的社会隐喻，这是“血浆经济”背后残酷的社会现实，也是人们落后观念的必然所为。艾滋病是一种非理性背后所承担出来的社会的价值、文化意义的颠覆。

在丁庄人的眼中，艾滋病似乎是个体的一种毫无价值的生活形式的表现，是一种人必定会有的生活经历。作品中的主人公丁辉靠卖庄人的血发了财，甚至拿着弟弟丁亮的血液去卖。这里读者似乎看到了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影子，似乎看到亲人家人也要吸自己的血，也要吃自己的肉。艾滋病在这里的隐喻便是疯狂的物欲的一种呈现。丁辉靠卖庄人的血发了财，后来人死得太多了，他要靠卖棺材发财。为了钱，为了物质，置人性伦理道德于不顾。作品中代表理性力量的爷爷最终结果了丁慧的性命，使人们看到了希望的亮色，从而也减弱了整个作品的阴暗面。

阎连科曾认为《丁庄梦》写的不是人体的艾滋病，而是人心中的艾滋病——物欲。他借助作品《丁庄梦》中的艾滋病来隐喻一种病态现象，即极度追求物质而导致的道德败坏。可喜的是，相比一般作家，阎连科并没有放弃希望，放弃关怀。在小说的最后，爷爷看到女娲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种隐喻预示着一种新的希望还在远方。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描述艾滋病的作品日益增多，阎连科的《丁庄梦》，刘羽权的《血罂粟》等。中国作家对艾滋病的持续的关注显示了作家对“牵挂未来”主题的忧虑和书写，将民族生存、文明社会、生存世界、自身生存连为一体。

四、边缘情境——癌症的隐喻

癌症是阎连科小说的重要叙事意象。威尔海姆·赖希把癌症定义为“伴随情绪消沉而来的疾病——这既指生物能的萎缩，又指对希望的放弃”，癌症患者通常处于人生的边缘情境中。“边缘情境”这一概念由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是指一个人身处绝境或面临生死关头、亲人离世、罹患绝症、精神分裂等变故时的突然觉醒，从而认识自己及社会。癌症患者往往就在这种边缘情境游走。在现实中常常听到癌症患者发出“为什么是我”的绝望的呼喊。宋代的《圣济总录》指出：“瘤之为义，留滞而不去也。气血流行不失其常，则形体和平，无或余赘。及郁结壅塞，则乘虚投隙，瘤所以生。”按此道理，那种心理受挫被压抑不能发泄的人，可能相对更容易患癌症。

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讲述了三姓村人和一种叫“喉堵症”的绝症抗争的故事，这里的“喉堵症”恰恰就是食道癌。三姓村的人都活不过40岁，为了打破这个魔咒，司马笑笑、蓝百岁、司马蓝等带领着一代又一代的三姓村人与这个绝症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多生孩子，改种油菜，司马蓝带领全村修灵隐渠，这些都无法打破三姓村人活不到40岁的魔咒。而司马蓝恰恰就是在40岁生日那天死于“喉堵症”，他修的灵隐渠，引来的却是污水。在《日光流年》中，“喉堵症”给三姓村所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初时他们和别的人世一样，人畜两盛，生寿也都六十岁，甚或八十岁，然一代一代的出生与消亡，寿限却慢慢锐减下来……百余年来，三姓村人又大都死于喉堵症，人的寿限从六十岁减至五十岁，又从五十岁减至四十岁，终于减到了人人都活不过四十岁的境地，到了满世界不知三姓村通婚往来的境地。”很显然，“喉堵症”在这里是有寓意的，表现了三姓村人对于癌症不可抑制的恐惧和无可奈何的悲壮。“喉堵症”就像一个幽灵，徘徊在三姓村的上空，人们无法解释，只能听由命运的安排，如同萧红《生死场》中的人们一样“忙着生，忙着死”，这类癌症所带来的无助感加剧了边缘情境的悲剧性，疾病的隐喻意义进一步升华。借助《日光流年》的“喉堵症”，阎连科再现了中原耙耧山人被疾病摧残的现实场景，呈现了生命的疼痛，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也许经历边缘情境的三姓村人没有清醒，但广大读者早已明白了疾病隐喻背后的寓意。

五、结语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到：“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这无疑暗示了疾病的顽固属性。疾病的起源既有社会文化原因，也有生理和环境原因，疾病给人类带来了苦难，但也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言说空间。阎连科本人的疾病体验和悲悯情怀使得其作品中的疾病叙事渗透着对乡土社会的浓烈的情感，《耙耧天歌》《丁庄梦》《日光流年》等作品，聚焦于豫西稳定却又封闭的乡土世界，通过痴呆、艾滋病、“喉堵症”等疾病隐喻出原罪、物欲、边缘情境的寓意，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情绪，体现了作家对现实世界的

人文关怀。

（乐山师范学院）

作者简介：张德军（1975—），男，四川乐山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及生态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