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中的挣扎

《最爱》是导演顾长卫“时代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继《孔雀》《立春》后，《最爱》直接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较量置换到死亡的终极语境里，也把对边缘人、小人物精神空间与物质空间的对立表现得淋漓尽致。关注普通人甚至社会底层人和边缘人，批判现实，饱含人文关怀，是顾长卫一贯的精神，也是如今商业大片浪潮中最难能可贵的精神操守。《最爱》题材敏感、情节曲折，角色鲜明。影片以“艾滋病”为依托，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将这群人濒临死亡时的心态和行为娓娓道来。

一、独特的叙事

顾长卫独特的叙事手法使《最爱》在同类主题电影中脱颖而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本文从叙事技巧和节奏两方面对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展开讨论。

（一）反差叙事

《最爱》里的电影叙事的反差感给观众以强烈的震撼。反差的叙事可以起到“言不在此意在此”的效果，相比于直接着力刻画某一事件、直抒胸臆的表达，反差映衬的手法显得更含蓄和耐人寻味，虽然有可能增加观众对电影的理解难度，但是却使得影片意蕴富有层次感，由浅及深，更为深刻隽永。

《最爱》中值得被注意到的一点是对大事件的轻描淡写和对小事情的着力刻画。明明整部电影都在讲生死，但是对每个人物死亡的交代都极其简短，对其生前微不足道的小事刻画却细致入微。通过对细微小事的刻画使得人物形象饱满真实，继而达到叙事高潮，再戛然而止，突兀却也合情合理，亦如烟花绚烂夺目却也转瞬即逝，更引人回味无穷，也从另一个层面上表达了导演在这部电影里对生命的看法。顾长卫在叙述死亡时一直采用留白的手法。虽然电影中对赵小鑫、二骚爷爷、四伦叔等人的死亡有一个直截了当的镜头，但是对其他人的死因却只字不提，赵小鑫的死亡也只是用镜头语言模糊表述，而仔细揣摩他们的死因才能明白导演另外的用意。尽管死前发生的事情都是将人物推向死亡的导火索，但并不致命。得了绝症，却并不是因为绝症而死。究其根本，其死亡的根源是对生命绝望而导致的心力交瘁。还有一部分人物的死亡表达得更加隐晦，只是通过影片中他人之口或是作为叙述者的赵小鑫来传达死亡的消息，死亡原因更是只字未提。例如，关于粮房姐之死的表达，只有为她送葬的仪仗队伍的镜头和大嘴的一句话；大嘴的死也是通过大嘴自己的台词表达的：“喇叭快没电了，我也快没电了。”

整部电影里几乎没有一个人物濒死的镜头。反之，在描述生前的事时却很详尽。例如，四伦叔的红本本找不到了，顾长卫用了很多镜头和台词去讲述找红本本的过程，几条线索交纵错杂，每个镜头都意义丰富，既是对前面剧情的承接，也是后来剧情的伏笔。同时也极大地丰满了人物形象，将每个人物的欲望追求都表现出来。除了人物台词里自诉衷肠的直白表达，导演巧妙运用对比，将个人的私欲放在一群人的私欲中，将这种欲望之间的缔结与对抗赤裸裸地展现给观众，让观众在人物复杂的情感与选择中得出自己的理解。但是回归到死亡的命题，电影中对四轮叔在哪里找到的红本本和他是怎样死在被子里的，没有任何叙述。在紧凑的剧情里留下了大段空白，这段空白于前面部分来讲是断崖式的结局，而于整部电影来看却是逻辑严密连贯、必不可少的环节。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粮房姐骑猪”的小插曲，画外音乐与具有戏谑性的镜头相结合，算得上是这部电影里为数不多具有喜剧色彩的镜头，而这种表面的喜感之下却是浓重的心酸。这里的反差所带来的强烈冲击也证明了笼罩在整个故事之上的死亡阴影从未真正散去，看似和死亡毫无关联的猪与大米却成为最终的罪魁祸首。这个死亡的伏笔埋得极其隐蔽，顺藤摸瓜回顾前面的剧情，早在粮房姐藏米的时候就已经展示出了这个人物的内心诉求。因此，这里的死亡逻辑很严密。导演每一次对死亡叙事看似敷衍的搪塞反而是对前面多条线索的总结与集合，使得每一个人物的死亡都有其厚度与理解空间。但又并未跳出艾滋病的大框架，仍然紧扣主题。这种留白的电影叙述方式使得死亡在这部电影里表现得过于稀松平常，将生命的脆弱和无常作为常态贯穿整部电影的始末，死亡与生命的对立也就从此体现出来。正是这种叙述留出的空间使得每个人物的死亡与整个群体的覆灭有更多意义待观众挖掘，并非止步于荧幕。

（二）克制与张力

《最爱》的表达很克制，这种克制反而使得人物的呈现和剧情的设置显得更有张力。

首先是这部电影中叙述视角的选择。与其他电影不同，《最爱》的旁白很多，而这些旁白都是由一个已经去世的12岁小孩站在“另一个世界”的视角来讲述的。生命与死亡的沉重都将这部电影旁白的风格指向沧桑稳健。而顾长卫却选用稚嫩且掺杂了方言的童声来对抗生死这个庞大的主题，这种反差反而达成了一种别样的平衡。童声的独特加上声音主人在电影里特殊的身份，使得死亡减轻了一分沉重和恐怖。这将死亡这一终极事件化为了平平常常，揭示了生命无常和人生的无奈，也让整部电影的基调和氛围流露出的压抑自然而然。导演将整部电影中传达出的希望全部放在了彼岸世界，这份希望带给了电影中的人物生命仅有的欢愉，却让观众感受到了更深的无力。

其次是对人物的死亡叙述。导演刻画死亡时的克制使得死亡更有冲击力。每个人的死亡都是合乎逻辑的意料之外，而每一次死亡都会带给人递进式的心灵震撼。影片一开始就是赵小鑫被西红柿毒死，还以赵小鑫在另一个世界的视角来看已经死亡的自己。因此，电影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电影主题寄希望于往生世界的基调。接着是听到没有药之后毫无预兆倒地身亡的二骚爷爷，没有任何镜头讲述原因，只留下从瞎了的眼睛里流出鲜血的特写镜头，给观众强大的心理震撼。对后面每个人死亡的描述也几乎只有寥寥几笔，这种叙述手法照应了影片开头的“人命就像树叶一样，说落就落了”。

（三）细节刻画与物像运用

电影中很多不被人注意到的细节和物像往往使剧情串联更加自然。《最爱》中有许多这样的细节。例如，粮房姐自始至终穿着她的破旧迷彩服、花面小马甲，戴着旧蓝的海军帽，发型凌乱蓬松，纯然一副山村野妇的模样，对生活充满了想象与渴望。大嘴则始终没让他的喇叭离开过，即使跟人说悄悄话也是这样，在他死去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喇叭没电了，我也没电了”。大喇叭作为一个物像，承载着大嘴的生命。在讲这句话的同时，他苦笑着摘了一朵黄色的野花别在头上，极具生命力且象征着美好的花与即将要离世的大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物与旧军装、袖章、毛线帽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典型物像搭配，这些极不和谐甚至相互矛盾的元素掺杂在一起，必然会使人联想到生活环境和个性特征，进而有效地表达着众生之相，这也是电影中人物细节描摹的典型手法。

再如，色彩“红”意象在电影中的运用。电影出现了很多和红色有关的事物。例如，一开场的西红柿、琴琴穿的红色袄子、四轮叔的红本本、商琴琴结婚时鲜红的衣服，以及她在想象她死后世界里要穿的红色裙子和高跟鞋，还有最后赵得意刀砍自己流出的鲜血等。因为导演选择的故事背景是西北的村庄，西北的自然风光极为荒凉，整部电影色彩的运用都很灰暗，极其压抑，而红色变成为了电影里唯一的亮色，但这抹亮色带来的并非希望与温暖，而是现世的挣扎和缥缈的寄托。红色同样具有时代背景，20世纪90年代正是红色最流行的时候。当时穿着红色就是追求时尚，是热爱生活的表现。但在影片中，红色只有在往生世界里才代表着生命力和时尚，而在现实世界中却象征着暴力与死亡，这是一种莫大的无力与悲哀。红色的热烈与死亡的沉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每一次红色的出现都将电影中的冲突推至高潮。同时红色也表明人物对命运的反抗。但越是抗争，越彰显了生命的无力和对于死亡的恐惧。

二、人物的设置

电影《最爱》的剧情很写实，并没有用心灵鸡汤式的剧情去筑构一个美好的梦境，而是一反常态，展现在生死面前赤裸裸的人性，但这并不能被称之为是人性之恶，反而更多地表现出一群人在面对死亡巨大的压力和生存空间的极度畸变挤压后做出的挣扎。例如，一群人住在学校时，并不是如想象般相互团结、相互扶持，共同面对死亡，而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去动一些手脚。导演并不是在讲述一个童话，而是将残酷的现实和艾滋病患者艰难的处境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种真实的表达需要极大的勇气。而唯一可以称得上在死亡面前惺惺相惜的便是商琴琴和赵得意，但他们的感情也有着对抗现实的成分，那些看似为了爱情而“伤风破俗”的行为与其说是勇敢，不如说是临死前的徒劳挣扎。他们的爱情不再是纯粹的爱情，而具有更多毁灭前性爱狂欢的成分，以及那些被赋予其他意义的畸恋（他们互称对方为爹娘）体现出的是面对既定的死亡现实前的无尽的恐惧和无助。其他人是独自面对这份死亡判决，而他们二人的依偎并不能使现实有丝毫的改变。一个人是孤独的，两个人的相依为命依然是孤独的。商琴琴与赵得意这两个人物在电影的后半段承担起推动整部电影剧情发展的作用。从湮没在村里艾滋病人群体中并不显眼的阶段，一步一步发展为聚焦了所有关注的阶段，再到最终也离开人世、逐渐被人们遗忘的结局，导演这样的安排向大众阐释着少数群体边缘人在社会中悲惨的现状。他们沉默、微渺，或许曾“幸运”地被人关注，但也绝不可能发出响亮的声音，更多时候，这些关注无疑是使少数群体更边缘化的利器。在纷繁复杂的宇宙世界中，人类只是一个生物物种而已，和其他生物一样，有生便有必然的死。但作为智力超群的生命体，人类能自觉地感受和认识生死，所以对于死亡的预知、恐惧与对抗是人类心灵世界的母题，由此引申出诸多悲情故事，构筑了人生的悲剧主调。人类独自承受又抗拒着这种主调。《最爱》中商琴琴和赵得意两个人的故事，不仅表达了一个个体生命终究需要独自面对死亡的现实，更表达着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其孤独和悲剧的宿命。空间的挤压转化为时间的跌宕，空间的苦难滋生时间的救赎，顾长卫通过时间与空间巧妙地传达了一个探索生命的思者对理想、精神、世俗以及死亡等命题的深刻关注。

三、结语

电影《最爱》是顾长卫对生命的致敬，他运用特殊的叙事视角，向观众展现了生命的主体价值。在顾长卫导演的电影中，其实不难发现他关注的是社会底层人物和边缘人物，这群人或被歧视，或被生活摧残。他执着于关注意识的自我选择和生命个体的主题价值。《最爱》同样也是通过对特定年代的人性的揭示，运用镜头准确犀利地将社会底层人物的无助与寂寞剖析出来。《最爱》延续着顾长卫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堪称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既具娱乐性与观赏性、又富有艺术性与审美性的国产佳作。

（广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