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中妻子形象的嬗变和重构

女性主义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新鲜的话题，但在各类社会新闻中，妻子这个社会形象仍然是备受关注的对象。妻子作为女性可能会成为的社会角色之一，对于家庭乃至社会的意义都是深远的。同时，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和大众文化，被女性思潮辐射到，自劳拉·穆尔维的文章《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在学术界引发学者对于电影中女性的关注后，更多的导演在艺术范围内以文本框架探讨女性作为妻子履行义务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引发更多人的关注与思考。

一、中国电影中妻子形象的嬗变

（一）中国电影初探索时期——符合封建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妻子形象

19世纪末，电影由法国、美国投机商人带入中国，20世纪初，中国开始尝试拍摄电影，揭开了中国电影史的序幕。上千年来父权制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男尊女卑，女子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登台亮相的被称作下九流，勾栏伶人的地位甚至比娼妓还要低，此时，女性出现在电影银幕上更是会被标榜为伤风败俗、不守妇道。古剧《春香闹学》《天女散花》中的女性形象都由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饰演。1913年，黎民伟编剧的故事短片《庄子试妻》中，他的妻子严珊珊饰演婢女一角，才开辟了中国影视上女性进入影戏银幕的先河，严珊珊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员。她在电影中踱着小碎步，低眉顺眼地和女主人进行闺中密话，古装丫鬟的扮相，身着长衫，宽袖窄身，古风古韵十足，从形象和姿态都能看出封建礼教对妇女的严苛标准。

中国电影的初探时期，虽然涌进了很多新思想和进步潮流，但大部分女性还处于封建教化深入骨髓的阶段，遵守着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价值观。各种伦理道德的束缚和压制使得女性从妆发装扮到言行举止都有着统一而严苛的标准。严珊珊的敢为人先与她本人和她的丈夫黎民伟都接受了新式教育是分不开的。从谴责庄子之妻不守节，要弘扬封建传统妇德价值观“从、顺、孝、贞”，到对歌女红牡丹家庭遭遇的同情，妻子形象的演变已经表现出对女性的反物化——妻子不单单是一个应该对夫家逆来顺受、为男性铺路的角色。1947年桑弧执导的《太太万岁》更是完全围绕着妻子展开形象构建，一个贤惠周到的太太在银幕上活灵活现。最后的结局，太太原谅了出轨的丈夫，仍然是改良主义的集大成者。

（二）左翼电影运动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拒绝成为妻子

五四运动之前，拍摄故事片的电影剧情逃不过对爱情、家庭生活的描写，以及其他女性形象在社会生活中奔波的情节。20世纪20年代末，改编自旧文学才子佳人情爱的鸳鸯蝴蝶派影片和迫于社会形势所制作的“软性电影”层出不穷之时，醍醐灌顶的左翼电影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五四运动时期，左翼进步文艺工作者将解放妇女作为他们反对残害人性的封建价值观的切入点，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吴永刚的《神女》作为左翼电影的代表之作和“灵魂写实主义”的典范之作，展现了一个暗娼独自抚养儿子的生活情状。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则讲述了拥有超高艺术造诣、收入颇丰的歌女红牡丹被丈夫虐待剥削甚至被谋杀的故事。以上两部影片都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于女性灵魂的摧残和毒害。

五四时期前后，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都在探讨中国未来的出路，多种思潮开始涌动，大量女性受到西方影响，追求自由和平等，她们不再只是因为“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而选择一生的伴侣，甚至对成为妻子表示抗拒。女性也不再是不闻天下事的，她们可能是受过教育的进步女学生，又或者是要投身救国事业的各个阶层。孙师毅在这一时期执导的《新女性》便主要表现了转型期的女性形象，讲述了女主角韦明因逃避无爱婚姻去到了上海，希望过上独立的生活却遭到了社会黑暗势力的摧残的故事。她拒绝妻子这一传统社会角色，她有性别意识却不遵从于传统社会的性别规则，不屈服于社会给女性的规定和束缚。1934年，孙瑜的《体育皇后》第一次以女性为视角切入对于健康道德意识的弘扬，大大削弱了女性就应该孱弱多病的刻板印象，改变了传统的以柔弱为美的审美取向。饰演林璎一角的黎莉莉留着一头清爽干练的短发，身着短袖短裤参加体育赛事，塑造了一个新时代标杆女性，观众被深深地震撼和折服。影片高潮是她遭受富家公子的侵害，认清了女性在旧社会的地位，于是拒绝成为遵守传统妇德的妻子，选择为了中国体育而奋斗。电影塑造了一个独立自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女性形象。

（三）改革开放后——独立自强的多元表达

到改革开放之后，电影有了更大发展的空间，能够容纳更多议题。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了极大提高，但是这种快速发展与快节奏的生活给传统文明和社会结构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也给当代人增加了非常多的压力。冯小刚的《手机》和《一声叹息》在这个时刻应运而生。这两部电影都是讲述在婚外情中三个人的情感纠葛，女性的形象也被简单分为两种：破坏家庭的天真烂漫崇尚自由的第三者，和每天在家庭和事业两边周旋忽略了丈夫的情感需求的妻子。男主人公有着处理不完的琐碎小事，听着妻子的唠叨，婚姻生活对他而言只不过是每一天对程式化动作的枯燥重复，妻子也只不过是一个“没感觉”的存在。妻子从影片的开始到结束一直都在重复新房装修的动作，拆了装、装了拆，其实是对自己内心状态不知何去何从的一种象征性隐喻。妻子在这个时代受到的社会性审视和社会性标准是严格的，在这种重压之下，妻子也在寻找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

张艺谋执导的《我的父亲母亲》在即将跨进千禧年之前进入了观众的视野，其中母亲招娣一角在文本中的角色更偏向于一位妻子。虽然电影中母亲父亲相识的那个年代提倡自由恋爱，在偏远地区农村却很少有人真的敢这么做，而且还是女性主动向男性表达爱意，颇有《简·爱》女主角的风范。招娣淳朴含蓄，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村女性的缩影，也是中国农村妻子的缩影。

到了今天，类似《我和我的祖国》中宋佳饰演的女飞行员这样的角色越来越多，女性的社会价值早已不是仅做男性的配角和辅助，而是在真正意义上能够独当一面，在承认和男性生理差异的基础上，展现女性独有的优势，散发属于女性的魅力。

在各种电影作品中，美好的妻子形象都是程式化的：古时的妻子理应相夫教子、恪守妇德，现代妻子则应该做好事业和家庭的平衡，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而丑恶的妻子形象也是单一的，都是家庭的失败者，并且在各类世俗评判标准下都没有实现社会价值，甚至破坏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从电影诞生以来，妻子的形象演变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女性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乃至各个产业机构，越来越有话语权和决策权。正因为这些良性改变，女性作为妻子不再是被物化的，而是真正以平等的姿态和男性共同经营着家庭。

二、女性主义下中国电影中妻子的形象重构

中国电影中妻子形象的重构受到各种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思想意识、社会分工、文化范型的发展。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妻子一直是以服务丈夫、服务家庭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并且评价体系是以丈夫本人和外界的舆论体系为标准。现代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把女性从原有的传统社会角色中完全解放出来才算是女性主义的胜利。不管是反叛家庭还是围绕家庭，艺术作品中女性呈现的角色往往是不能和家庭分开的，或是女儿，或是妻子，或是母亲。女性在担任这些角色的同时，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曲折而迂回的。

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中极具典型性地展现了现代电影对女性的重构。杜拉拉并不算是传统意义上进入婚姻生活的女性，但以她和她的上司王伟的情感关系来看，她并没有因为拥有爱情就沉浸在爱情中，她的生活重心仍然是工作，甚至在工作和爱情产生冲突时也选择了工作。杜拉拉没有利用自己和上司的关系谋取好处，而是真正靠自己的力量走向高处。导演拍出了杜拉拉工作的不易及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呈现了她顽强奋斗的精神和在爱情婚姻中的自尊自爱。她想传达给我们的是，作为同时经营感情和事业的现代女性，只有独立自主发展自我，才能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实现真正的独立。

在2021年上映的电影《爱情神话》中，马伊琍、吴越和倪虹洁饰演的三位女性是30多岁城市女性群体的几种代表形象，她们受过高等教育，也经历过人生坎坷，有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电影故意“物化男性”，将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倒置，以此来展现女性主义的反凝视，甚至直接借主角之一李小姐之口调侃某些男性艺术创作者塑造女性方面的千篇一律：“男人写戏大多都是这副腔调，他们脑子里的女人就两种，一种多情女，一种清纯女。”影片中不断强调她们对于爱情、婚姻、亲子关系的理解都来自自己的探索，并不是被男性强加的认识。她们三人对自己是否接纳婚姻、是否成为他人的妻子、如何扮演好妻子的角色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却都恣意畅快，享受人生。

女性性意识的觉醒也是中国电影重构妻子形象的其中一点。千百年来，女性对性的话题都是避而不谈，甚至不能向任何人表明自己存在性需求。女性的贞洁观念根深蒂固，甚至如今还有残余。早在周朝留存下的文献《仪礼·丧服》就明确提出“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宋代理学家更是把“从一而终”规定为妻子的天职。残酷的“贞节观”扼杀了女性的生命欲望和正常的需求，女性的悲剧从来没有停止上演。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根本没有性自由。最开始用性表现的妻子形象都是反面可耻的，一直到近年来，银幕中出现性相关的妻子不再是用来污名化角色形象的。

三、结语

从把妻子和贤内助画等号，更偏向家庭的经营，到女性价值越来越被认同，扮演好妻子角色的女性首先要成为自己，可以看出，百年来中国电影在塑造妻子形象时都符合当时时代的观念和认知，也随着时代发展而革新。女性意识的觉醒是构建两性和谐社会的先决条件，电影作为大众文化，重构电影中的妻子形象更容易让人们深刻认识到女性在社会角色中承担的责任。现代女权主义者波伏娃的代表作《第二性》中说：“解放妇女，就是拒绝把她禁锢在与男人的关系中，而不是否认这些关系。”在实行妇女解放时，必须纠正“二元对立论”的刻板性别模式，看到两性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意识形态，对女性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尊重。

（太原师范学院）

基金项目：太原师范学院教学改革项目“作曲理论课程模块中‘课程思政’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作者简介：姚瑶（1998—），女，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艺术批评。

通信作者：张悦心，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