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牡丹花的文学表述与当代文化景观建构

文学表述中的牡丹花是自然界存活的“真实主体”与文人记录和民众口述相交融而产生的文化符号。在文人的“花语”阐释上它呈现出“国色”“天香”等表述，而在民间它更多地被神格化为“牡丹仙子”，发挥着民间信仰的文化功能。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事象，洛阳牡丹花在“国花”评审中占据高位并在旅游节中构成文化景观，持续发挥着文化再生作用。

一、民间大众口头表述的洛阳牡丹花

（一）“牡丹仙子”的民间信仰

在当地民间口头叙事中，“牡丹”最早被称为“母丹”——“母”即为神仙王母，“丹”是王母娘娘瑶池的金丹。关于牡丹花的由来有一则传说，简述如下：

洛阳北邙山上住着一对勤劳善良却没有孩子的老夫妇。一天，夫妻两口从老鹰爪下救出一只受伤的鹦鹉，鹦鹉报恩衔来一株灵草，他们吃下后不久便生下一个胖小子，起名为鹦哥。有一年，疾病在人间流行，山上的乡亲们陷入了灾难。长大的鹦哥担负起了拯救村民的责任，在南极仙翁的帮助下拿着三天三夜磨就的钥匙偷偷打开了瑶池的门，找到了可以救人性命的金丹。王母娘娘发觉后追来，他情急之下从天上把金丹全部撒下。金丹到了人间，便落地生根长出一株株牡丹花。鹦哥的妈妈和乡亲喝下花根熬成的药汤后病立马好了，鹦哥最后也得到了赦免。

洛阳北郊邙山、孟津地区广泛流传关于“母丹”的传说。其形态从天界“仙丹”变为人间“鲜花”，其功能从只被神仙享用变为治疗凡人疾病，再加上它本来只为神仙所专有，在极端情况（人间出现灾难）下才不幸被凡人盗去遗落人间——这样的记述和故事用意体现了故事讲述者的神话学思维。这一被赋予了“神仙下凡”母题意义的故事是为了满足人们解除疑惑的心理需求而存在的，即这种“花极大、味极香、品类极繁、无性便可繁殖”集植物、药物、赏物为一体的牡丹花太过于珍贵稀有，它似乎只应受天界享有，人世间哪能开出这样的花？

牡丹花的民间表述贴近生活，有实用性、信仰性，被人格化、神格化，它表达了百姓对这种无畏精神的肯定和追求。

（二）“洛阳花”的民间想象

至于为什么牡丹花被定性为“洛阳花”，为什么唯独都城洛阳的牡丹“甲天下”，其缘由则涉及“武曌贬牡丹”的民间故事。

与神话思维影响下的“母丹”传说相比，“武曌贬牡丹”的民间故事与确有其人的真实历史人物相联系，加上故事支撑点的诏文《腊日宣诏幸上苑》确系武则天于公元691年所作，且被收录在《全唐诗》中可见可查，因此，这一从发生学意义上对“洛阳牡丹甲天下”作出文学性解释的民间叙事似乎显得真实可信，甚至有当地民众确信这就是历史真实事件。笔者在洛阳偃师府店镇走访期间，村民对于武则天与都城洛阳、“贬牡丹”三者的因果关系确信不疑，还向笔者陈述大量有关武则天执政洛阳时的“政绩”，还指认她曾练习书法的石碑和赏花的凉亭。

显然，此时洛阳城境内真实存在的牡丹花并非彼时被发配的“牡丹花”，前者是现实生活的“真实主体”，后者是口述创编的“想象主体”或者说只是当地民众认可的众多“洛阳牡丹花”的文化原型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实，关于北邙、偃师、孟津地区乃至相当部分豫西民众讲述的“洛阳牡丹花”系列传说，无疑包含虚拟和想象的因素。因为从“史”的角度说，当时已是武则天在洛阳建立“大周”的第二年，怎有“贬于洛阳”之说？这说明民间叙事一旦牵涉了“历史事件”即会超脱审美上的单纯而呈现出考据、文献、知识考古等向度的解读可能。

二、文人作家笔头表述的洛阳牡丹花

以神话学思维创作的牡丹花的口头文学，体现了民众对牡丹花这一植物起源与存在的朴素认识。与民间表述不同，“牡丹叙事”在文人作家笔下呈现出“爱情”“国色”“天香”等文学意象，并与民间表述有着相异的产生逻辑。

（一）美好爱情的意象

追溯有关牡丹花的文学记录，在《诗经》中可以看到，它最早是作为爱情的象征出现的。“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诗中的勺（芍）药即是牡丹，因为“牡丹初无名，故依芍药以为名”，这是秦汉之前的说法。朱熹给采自“郑风”的这句诗作注解，提示这写的是“三月上巳之辰”的“郑国之俗”。郑国，与周朝王城洛阳相邻，是河洛之地，阳历4月中旬的上巳节正是牡丹盛开之时。2005年洛阳牡丹花会期间，几名洛阳少女头簪牡丹花徜徉于街头的照片被新华社刊载。当时看来，这是几位姑娘新潮的表现，实际上，这仅是千年前景况的再现。早在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就有“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的记载。无论是这里的“插花”还是前面的“赠花”，牡丹花确实具有爱情的文化意象。

（二）国色天香的追求

牡丹花虽出现很早，但进入文学世界却始于唐。与此时王朝的政治经济高度繁荣的“国运”类似，牡丹花在文学意象上被文人墨客精心设计和歌咏，如“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

（三）文人表述的产生逻辑

首先，牡丹花作为植物，其自身并不与生俱来地含有国色、天香、奇葩、花王之类的“花语”阐释。若要论及它究竟如何从“自在之物”转变到“为我之物”，从花与时代的关系来看，其文化意象的记录和想象反映了文人作家对自身所处历史社会（都城洛阳）之“国运兴衰”的心态表达。即是说，牡丹花被诸多文化标签附着的原因是牡丹花“极其强劲的感官冲击力”的香和“至强至烈的视觉感染力”的色于无形中契合了盛唐王朝诗人对恢宏大气、富庶安定、兴隆繁荣的“国运”的诉求。为了永葆朝政，牡丹花在文学意象的选择上被精心设计，极尽辞藻粉饰。其次，从花与作家之关系来看，“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和“文以载道”的书写模式多半是激发文人作家开展文学活动的桥梁，同时也是制造“牡丹叙事”的缘起机制，这种创作过程表现在文人作家面对日常风物时不可能简单地停留于“咏物”，而要互文、起兴、隐喻，关联到对王朝政治的关怀。再次，文化专制下的知识生产表现为与权力的合谋关系，为了迎合王朝国家国泰民安或大一统的政治构想，文人写作时便多突出牡丹花之“国色”，使“花语”与“国运”相联系。

三、作为文化产业的牡丹文化景观

21世纪文化产业的兴盛使得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打破，让人们认识到文化不仅是精神产品而且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一）“牡丹花会”作为集体记忆的当代复活

20世纪60年代，“武则天贬牡丹”“牡丹仙子”等故事经作家改编，以乐舞和歌剧的形式登上大雅之堂，得到国内文艺界好评。改革开放后，“洛阳牡丹花”成为文化品牌，特别是集赏花观灯、商贸合作、旅游观光为一体的“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连续成功举办39届，取得令人震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展现出区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这是令人赞叹的文化现象，其背后则是集体记忆

在起作用。

“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组织或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我们的许多社会活动，经常是为了强调某些集体记忆，以强化某一人群组合的凝聚。”当下，举办“牡丹花会”即是为了凝聚洛阳人民之间的情感和联系。花会期间，高朋满座，车水马龙，来洛赏花的旅游者以百万计。当地文化部门还组织了各种以牡丹为中心的笔会、书画展。洛阳牡丹花传说借助“中国·洛阳牡丹花会”的当代景观得以“复活”，这是政府“花会搭台，经贸唱戏”的成功策划，但其目的不只是在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人类诗意趋于崩解的现代社会重新唤起人们的情怀。现代社会以物为主体的理性思维占据人类的精神世界，工业生产关系撕扯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快节奏、网格化、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都市人普遍生活在钢筋水泥构成的栖居空间。远离了山水田园，告别了诗情画意，于是，这让牡丹盛会营造出的诗意家园变得弥足珍贵。这也难怪当代诗人臧棣要用近六百页的《诗歌植物学》书写去抗拒“身陷现代物境的漩涡”。“中国·洛阳牡丹花会”即顺应了这样的文化语境，在喧嚣中展示静谧的诗性意境，在如今诗意思维边缘化中唤醒人的诗意情怀。

（二）“国花”评审作为“国色”意象的当代重申

21世纪以来，全国范围的“国花”评选共进行过两次，议案有两种：一是一国一花，国花为牡丹；二是一国四花，即牡丹、荷花、菊花、梅花。2019年，适逢祖国华诞，花开盛世，国富民强，国花评选再一次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中国花卉协会向公众征求对中国国花的意向，最后投票总数362264票，牡丹以79.71%的得票高居第一位。”如此来看，无论哪种方式，牡丹花终将入选。

“国花”的重新评审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牡丹花的历史境遇。它被文人赋予的一系列意象和在民间拥有的信仰、地位一同为人们建构它的当代“国色”地位提供了凭借。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牡丹传说故事，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没有文人作家对牡丹花始终怀着充溢审美意蕴的文化想象，没有民间大众对于牡丹神普遍性的尊崇与敬仰，牡丹花很难有理由进入“国花”评审的议事日程。所以说，一千五百年来，牡丹花存在的时空语境和展览情景发生了跨越时空的转移，但是，其内在的“国色”“天香”的审美意蕴和对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预设均未发生实质变化。以牡丹花为核心所进行的一系列当代景观建构，背后可见的是它反复被当作“文化符号”原型而被重新想象。这种文化再生功能既显示了牡丹花文化基因的强大生命力，也意味着牡丹花拥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可以给后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和丰富的想象资源。

四、结语

正如民间文学研究泰斗钟敬文所说：“民间文学和一般作家文学，是两株树上开出来的形状和色香各异的花朵。”通过对“牡丹叙事”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叙述主体的差异，同一叙事对象——牡丹花，在文人作家和民间大众那里呈现出了并不相同的文学表述。

关于牡丹花的传说和故事底蕴深厚，流传久远，它们为作为文化产业的洛阳牡丹文化景观提供了文化根基，而“牡丹现象”的兴旺、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又对民间文学的传承、发展起到助推作用。牡丹花“大IP”之所以在当代文化景观建构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内在的文化动因除了民众对它保存的集体记忆外，更在于它展示出一种“美的隐喻”，于理性思维独大、诗意思维式微的现代社会适时地为全民族全人类提供了一份对生命本真的向往和寄托。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魏鹏翔（1998—），男，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