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叙事的新媒介化转向

当遥远的地方有公共事件发生时，各类新闻媒体机构可以将现场的画面通过影像与文字传达到每一个人的眼前，然而在这类苦难叙事新媒介化之前，人们大多是通过小说、故事等传统纸质媒介或口耳相传来了解某个苦难事件，缺乏有效的视觉体验。而《山海情》以电视剧的方式播出，其火热口碑正体现了将苦难搬上荧幕后，带给人们的强烈的视觉冲击，说明了苦难叙事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向新媒介平台靠拢以扩大其传播力。

根据约翰·汤林森对媒介化做出的定义：一，媒介化能克服传播上的时空限制，让受众能够实时观看发生在远方的事情，从地理空间上化解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人们的价值观隔阂，而共同关注人的生命价值等；二，从媒介传播行为本身来看，媒介化意味着人们在屏幕上接收到的信息无不“屈从”于技术干预和技术使用的符号模式。因此，随着技术的发展，苦难叙事也逐渐由具有时空滞后性的传统的小说文字，转向了新媒体时代的一种实时体验。人们每日接触到的新闻之中，便有媒介化的苦难叙事。

而电视剧《山海情》可谓另辟蹊径，以电视传播为媒介，并突破了当下众多扶贫剧中令人纠缠不已的“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的琐事，跳出了着重描写农民日常生活中无穷无尽的小矛盾的叙事套路。全剧沿革移民吊庄历史发展线索，用几件发生在吊庄移民过程中的大事件作为故事发展的脉络，显得主次分明，创作逻辑明了。剧组秉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力图将真实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历史搬运到荧屏上，成为近年来电视剧作中少有的口碑佳作。

一、真实的精神内涵

苦难叙事是一个范畴很广的话题，上至国家社会，下至家庭个人，都可能和苦难相关。而电视剧《山海情》将拍摄地点定在了素有“苦甲天下”之称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以这个颇具特点的地区来表现我国扶贫历史的发展沿革。电视剧在表现当地生活的苦难时最大的特点便是真实，其苦难生活无须艺术加工，仅对其进行真实的描写便已足够。创作者们坚持现实主义表现原则，使在电视剧中出现的人物活灵活现。这些人物令人感到有血有肉的原因就在于其角色均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人物。在真实表现剧中角色的同时，创作者们对扶贫工作中出现的各类矛盾也毫不避讳。例如，剧中的主角马得福最初动员村民移民前往吊庄时困难不断，反复动员仍然去者寥寥；吊庄村民没钱买水，庄稼麦子几乎旱死在田地里；村里的年轻人靠扒过路火车上的货物为生；村民们一波三折种出双孢菇，却因为市场饱和而滞销；劳动力大量输出到福建打工，引发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社会问题。扶贫就是一个难题接着一个难题，一个难题里套着一个难题。不回避这种苦难且进行真实的描绘，是《山海情》能获得受众口碑的首要因素，即用真实、真切打动人心。

二、规模宏大的史诗叙事格局

将《山海情》中所发生的事件形成的苦难单纯地表现在荧幕上并不能实现苦难叙事的媒介化，大众对剧中情节进行感知才能实现苦难叙事的传播交流，大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才能使得苦难叙事的媒介化成为现实。而《山海情》以其三个方面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赞扬，即不同的地理环境因素所形成的物理距离维度、不同的受众群体因素所形成的心理距离维度、不同的时间距离长短所形成的时间距离维度。这三个维度形成了本剧宏大的史诗叙事风格。

（一）地理距离

空间距离是首先影响人们感知苦难的因素，并且最为直接。当苦难发生时，人们卷入其中难以解脱，他们直接经历着事件的全过程。而由于空间距离、地理限制的因素，事件外围的人们则需要通过媒介对相关事件的传播和解说来认知这一苦难。例如，剧中塑造了两位福建方面的代表人物——干部副县长陈金山和科技专家凌一农，这两个角色的设置跳脱出了平常扶贫剧中“施惠者”的形象，他们耐心引导农民转变思维，走向市场，并在工作中提升个人的素质、作风、思想觉悟与工作能力。但在剧中这两位人物一开始出场时，尤其是陈金山，其生长生活的福建省与宁夏西海固相隔千里，在初来宁夏时显得尤为局促不安。他在福建的生活环境与西海固大相径庭，以往的生活经验在这里显得便毫无用处。例如，当他的文件包在火车上丢失，去报案时看到当地警方仅仅是对盗窃物品的小偷教育了事，便认为这件事极不合理，这与他在福建的生活经验完全不同。可是当马得福向他说明当地的贫穷状况后，他对此表示了理解。这是剧中人物由于地理距离原因对当地苦难的表达的不同感受。在剧外，全国各地的观众对《山海情》中的苦难表现的感受同样受着地理距离的影响，地处西北地区的观众对剧中的情节及背景较为熟悉，而南方的观众大多是第一次见到剧中的苦难表现。

（二）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理空间距离的影响，但也同样有其特殊独立性。受到个人教育和成长背景的影响，人们往往对同一事件发生所产生的苦难叙事有着不同的解读，这取决于每个个体独立的差异性，对苦难的心理承受能力的不同。人们情感的共鸣即共情，是将每个人的心理距离拉近的最好手段，共情使得人们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仿佛自己置身其中，而他人的痛苦也可通过媒介走向社会面，让社会公众短时间内共同认可，乃至认为这是一种应当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山海情》中塑造了多个典型的人物群像，如留守农民形象、吊庄移民形象、外出打工群体形象、留守儿童形象等。例如，在剧中的前半段，陈金山县长提出了西海固女工去福建打工赚钱脱贫的事情，在剧中后半段就自然引出留守儿童、控辍保学等教育扶贫的议题。剧中的人们去打工赚钱，争论留守儿童的问题，在剧外的受众群体对此也感同身受。电视剧《山海情》正是由于对诸多现实原因的细致刻画，在心理距离上贴合了面对着同样现实的受众群体，而打开了不同群体的心扉，使得贫困地区的苦难通过《山海情》这一媒介再次走入大众视野。

（三）时间距离

一方面，时间距离在社会国家层面上是对某些历史事件、节点的苦难叙事，此类历史事件往往在一个特定的日期，通过媒介传播当时的苦难叙事。另一方面，时间成为某些个人或社会群体对一些事件持续感受的尺度。例如，个人家庭或者团体在某个节点遭遇较为漫长的痛苦，他们在持续关注相关事件的同时，也开始对一些事件节点进行回溯。《山海情》所讲述的故事是以历史大事件为叙述线索的。故事从1991年黄沙漫天的涌泉村进行大规模生态移民开始讲起，对剧外的观众而言，此时剧中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而这段时间距离足以冲刷掉人们对当时的苦难记忆，此时通过电视媒体的方式，又重新拉近了人们对当时的苦难回忆的距离。剧中足足三十年的时间变迁，也体现了一种史诗性的庞大的历史格局。

三、浑然一体的镜头叙事美学风格

镜头是影视叙事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长镜头的使用不仅能起到增强叙事功能的效果，更是苦难叙事在向视频媒体等新媒介转化的重要体现，具有传统纸媒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山海情》通过其独特的美学视觉体验，用大量凝练的镜头语言展现人物的内心活动。虽然《山海情》的台词风格以方言形式表现得简单朴素，但是其精心雕琢的镜头起到了增强电视剧叙事真实性、叙事主题和叙事氛围的作用。镜头是《山海情》叙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理解《山海情》镜头叙事美学，对于升华电视剧主旨、理解剧中人物的生存苦难至关重要。

（一）开阔的空间叙事

在往常的扶贫题材电视剧中，故事发生的舞台总是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村庄或者家庭，镜头强调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家庭琐事，但这就构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叙事空间，各种矛盾冲突往往显得琐碎而不真实。但《山海情》作为一部有志于书写闽宁合作的历史史诗，它的叙事视角便不允许其将镜头聚焦在某个人或某个家庭甚至是更大的某个村落上，为了体现《山海情》的雄伟立意，剧组在镜头语言上煞费苦心。在空间叙事上，《山海情》表现了西北黄土高原的极尽辽阔，其外景的宏伟与本剧宏大的史诗感交相呼应。这样的取景一方面表现了西北风光的壮美，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广阔黄土之上的荒凉，更为之后表现涌泉村村民生态移民时的艰辛作铺垫。例如，在对李水花这个剧中的典型人物进行刻画时，有一段远景画面是她用单薄的肩膀独自拖着破旧的板车，车上是她残疾的丈夫和年幼的孩子，以及为数不多的家当，在飞沙走石的戈壁滩上艰难跋涉。脚下是一望无际的黄土，天上是热辣刺目的太阳，水花小小的身躯和拖车与广袤的黄土高原形成强烈的对比，她一步一步地踏着坚实的脚印，带着丈夫孩子，来到了遥远的吊庄移民村。这段由远景逐渐推到近景的画面，从一件事情的多个画面来表现，使得李水花的形象一下子丰满起来，她面对命运的抗争与勇气瞬间折服了观众。

（二）场景调度表达

影视可以通过镜头切换、景别、景深等镜头表达方式引导观众的关注重点，也能够通过场面调度来打破单一空间的单调感，不至于枯燥无聊。《山海情》虽然是一部以扶贫为基调的主题剧，但其中只有23集是具体表现扶贫过程中的人和事，这与其紧凑的场景转换、张弛有度的节奏变化不无关系。

《山海情》是一个群像剧。它在景别调度上极为丰富，当需要表达群体性的戏份时，影片大多采用全景式的呈现方式，突出一种整体性的刻画，使观众直观性地了解某个群体。例如，在描写村干部马得福带领涌泉村的村民们去生态移民村的路上遭遇了一场沙尘暴时，紧张的配乐与快节奏的镜头切换贴合着沙尘暴猛烈的气势，当沙尘暴结束后，有人放弃了移民选择半路折返。站在一行穿着破衣烂衫顶着灰头土脸的村民中，马得福无力地目送着那折返的几户人。尽管他一言不发，但是其眼神中的悲痛之情已呼之欲出，观众由此真切地体会到生态移民干部们的不易与致富的艰辛。

中近景是在剧中被大量使用的镜头方式。相较于用矛盾的激烈、台词的艰深来体现剧情和人物情感的变化，《山海情》更注重用无声的镜头语言来向观众传达剧中所表达的意蕴。这无疑对观众的理解力提出了要求，朦胧的镜头中隐藏着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为后面的剧情埋下了伏笔。例如，在刻画村干部马得福这个形象时，镜头常常贴脸拍摄，在水花逃婚的火车上，面对她凄楚可怜的问话，马得福难以下定决心将她带回村去，于是攥了攥裤兜里所有的钱，塞给了水花。这一段的画面镜头始终锁定在得福为近景而水花为中景的构图，其台词、动作以及人物站位构图完美地体现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

通过对电视剧《山海情》的分析，探究当下对苦难叙事新媒介化转向，可从实例角度进一步揭示如何在当下的网络和新媒体环境中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由宏大叙事细微至每个个体；如何在跨文化传播中了解异域及公众对苦难叙事的认知，不同受众群体是如何通过苦难叙事的新媒介化来达到共情体验，实现情感上的交流。

（北方民族大学）

基金项目：2022年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从旁观到同情——远方的苦难与中国网络话语的转变”（YCX2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