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奇、虚：当代小说民国想象的三幅面孔

当代小说中的民国形象，往往存在三重面孔的复叠。当代小说既将民国塑造为混乱、苦难、争斗交织的“大乱之世”，又将民国刻画成摩登、有趣、传奇的“黄金时代”，还将民国塑造为充满虚构意味、个人色彩的“想象之域”。当代小说中民国的多重形象，反映了意识形态、文学传统、大众文化等对创作潮流、文学形象产生的影响。小说中民国形象的多面性，也反映了作家在处理同一题材时的差异性和共同点。

小说等虚构文体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一度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王德威将小说视为“想象中国的方法”，并认为“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从十七年文学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写实、新历史小说，再到21世纪以来的网络小说，许多作家都选择民国题材进行创作。近年来，“民国热”甚至成为热度高企、经久不衰的文化现象。对当代小说中民国形象的生产与演变予以考察，有一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然而，当前学界对小说中民国形象的认识明显不足，除少数研究者认识到个别作家对民国题材情有独钟，特殊的地域文化对民国形象建构具有的独特作用之外，很少有人对当代小说民国形象的生成与演变进行深入探讨。这无疑是一种遗憾。因为民国故事的今昔言说，不仅反映了一种创作潮流的生成与分化的过程，亦反映了政治形势、文化环境、阅读趣味的不断变化下，文学活动的适时而变与自我更新。为此，以当代民国题材小说为研究对象，挖掘民国形象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深层内涵，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大乱之世”：混乱、斗争、苦难的民国

民国时期的特点，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内战、革命和入侵，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是变革与发展。经济、文化上的变革和发展，又往往受到军事、政治层面的阻抑和妨害。当时对人们产生强烈影响的持续动乱，既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真实国情，也是当代小说家展开时空想象的重要依托。许多当代小说家聚焦于民国乱世此起彼伏的烽烟、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国家对抗、贫苦大众无比艰难的挣扎求存，从个体、家族、国家的生存困境出发，对人情与人性、生活与生存、文化与文明进行深层思索。

首先，当代小说多将民国塑造为血火纷飞的战乱时代。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共产党与国民党，中国与日本……不同国家、对立阶层、政治集团之间的强烈冲突，使民国自上而下长期混乱不休。战火纷飞、争斗不止是当代小说建构的民国形象的最鲜明的特点之一。着重写民国时期战争场面的小说，最典型的莫过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这类小说多以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为中心，表现党和人民在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百折不挠、斗智斗勇最终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民国的战乱成为烘托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背景。例如，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等小说，写国共之间的革命战争；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钢》等小说，写抗日战争；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日》，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茹志鹃的《百合花》等小说，写解放战争。这些特定时期产生的“红色经典”小说，多以广阔的战争场面和伟大的革命斗争为中心，体现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后的当代小说创作中，作家对民国战争史、革命史的引用越来越频繁，民国题材成为热点题材。“军旅抗战”“国共对垒”，一度成为最热门的划分作品类别的标签。新时期以来，民国“乱世”越来越成为小说家创作的热门题材。“乱”意味着秩序的缺失、阶层的动荡，同时也意味着人的命运存在多重可能性，故而“乱世出英雄”的经典模式可以多次上演，民国成为作家讲述英雄传奇的绝佳场域。例如，莫言的《红高粱》以民间抗战为背景，写余占鳌等民间武装力量英勇抗击日本鬼子的传奇故事；陈忠实的《白鹿原》以白鹿两家为中心表现军阀混战、革命烽火中的家族兴衰。此外，都梁的《亮剑》，石钟山的《父亲进城》，麦家的《暗算》《风声》，刘和平的《北平无战事》等军旅小说，更是将民国时期的军事斗争表现得扣人心弦、激动人心。因此，战乱一方面是小说中民国形象的显在标签，另一方面也是小说传奇性、故事性、历史性的基本保障。

其次，当代小说多将民国塑造为一个充满对抗性的争斗时代。“好斗”是小说中民国形象的重要标签。除了政治集团与国家之间大规模的武力争斗，当代小说多从民间立场出发，描述个人命运的起承转合，书写个人的奋斗史或斗争史，描绘家族和群体的命途多舛，书写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斗争史，乃至描绘国家、民族之争。民国“好斗”的属性绝不只是个体之间的碰撞，更像是整个时代的阶级矛盾、国家对抗。当代小说中的民国时常是动荡不安的，充满斗争和火药味。这样的文学空间中，至少存在着三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且不断为作家所书写、演绎。一是阶级之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在特殊的时代浪潮的推动之下，革命烽火风起云涌。杨沫《青春之歌》以20世纪30年代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构筑革命历史的经典叙事，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冲突；《红旗谱》以朱、严两家祖孙三代同冯家两代的矛盾冲突为主要线索，表现农民与地主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二是新旧之争。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贯穿了当代小说对民国想象的全过程。新与旧不断抗争、不断妥协，两种势力在不断交织中，表现出不一样的命运波澜。《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等小说都写了新旧几代人的矛盾冲突。三是中外之争。外国势力在当代小说中的民国想象里始终占据着鲜明的位置，殖民势力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也贯穿了当代小说对民国想象的全过程。最典型的莫过于《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红高粱》等抗战题材小说。

此外，当代小说多将民国塑造为灾难和苦痛此起彼伏的黑暗时代。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的侵扰，以及官僚、地主、资本家的肆意压迫，民国时期的政治腐败和军阀割据，加之时有天灾，加深了民众的负担和痛苦，而这也造就了当代小说对民国“苦难史”的述说。例如，余华《活着》写地主家的少爷福贵嗜赌成性，败光家业，去给母亲请医生又不幸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继而展开一连串的人生苦难史；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写1942年河南大旱饿死数百万人的民族悲剧；莫言《红高粱》写土匪横行、日寇屠村；葛亮《北鸢》写商贾子弟卢文笙的命运沉浮、乱世流离；岳南的《南渡北归》写知识分子的迁徙不定、命途多舛……当代小说中民国这一“大乱之世”文学形象的生成过程，不仅与作家本人的创作动因有关，也与文学场域中“恶与乱”对推动故事发展、人物性格形成和命运走向的复杂作用有关。

文学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再现，通过这种再现，创作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空间”。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塑造的民国形象，往往充斥着大量战争、苦难、争斗的影像，民国被视为积贫积弱、争斗不休、苦难无边的“大乱之世”，是立足现实需要“控诉旧社会、歌颂新世界”的扬声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使作家本人迎合或屈从于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需要，革命历史小说在占据主导位置的同时以一种新的文学传统持续影响了之后的民国题材小说创作。因此，在很多民国题材小说中，人心和人性在乱世浮尘中不断遭遇挑战与考验，国家和民族也在血与火的试炼中得到锤炼和升华，民国的“乱”被视为通向“治”的必经之路。

二、“黄金时代”：摩登、有趣、奇异的民国

改革开放后，经济繁荣发展，怀旧浪潮升温，“民国热”开始成为文艺创作的热门话题。小说对民国形象的塑造，开始“由对‘乱世’的批判，转向对‘黄金时代’的讴歌”，文本中的民国与历史真实的民国逐渐拉开了差距，继而沦为“一厢情愿的文艺想象”。

首先，“摩登”是当代小说塑造的民国形象的重要特点。当代小说的民国想象多热衷于表现民国西化、摩登的租界气象和多姿多彩的洋场风情，多热衷于表现过度欧化的生活和小资情调，以及十分强烈的潮流意识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望。例如，王安忆《长恨歌》开篇就通过生活细节写上海的摩登景象，小说中王琦瑶参加舞会、喝下午茶、围炉夜话等，充满浓郁的摩登气息与小资情调。此外，林希的《买办之家》、陈守信的《乱世津门》等写民国天津租界的繁荣景象，其中洋行买办、租界华商生活之场景，更是与“洋场”“摩登”高度契合。民国时期，租界城市鳞次栉比的西化建筑，以咖啡、蛋糕、西装等为象征的欧式生活，为当代小说展开现代城市想象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些作品中的民国，显然是有别于战乱不断的“乱世”形象的，被视为中国步入都市现代化的先声。

其次，“有趣”是当代小说塑造的民国形象的鲜明特点。优秀的小说“唯一绝对的要求”就是“它应当有趣”。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许多民国题材小说都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小说中的民国往往是过度美化、理想化、趣味化的。这些作品总是大力捕捉民国的种种趣事，如慌乱中的畸形繁荣，趋新中的怀古守旧，自由中的专横独断……都是当代作家热衷表现的场景，极具对比性和视觉张力。较能体现新时期民国题材小说追求“有趣”的作品是风靡一时的“京味小说”和“津味小说”。叶广芩《采桑子》写民国时期满清贵胄的生活和命运，金家兄妹的各奔东西充满滑稽感，小说的生活描写也体现出老北京的情趣和意味。津味小说多善于借助民国时期充满趣味性、形象性的特色道具来解构故事。小说中的道具不仅增强了故事的情节意味，还具有强烈的文学意味，使这类民国小说既具有思想性又具有趣味性。冯骥才《神鞭》中的辫子、《三寸金莲》中的小脚，林希《买办之家》中的龙凤宝石戒指，李治邦《津门十八街》中的子母玉，都借助道具将身份悬殊、职业区隔、关系复杂的各类人群联系到一起，进而展开曲折离奇的故事，彰显出风味独特的民国政治百态。民国的有趣多是当时各具特色的古典文化使然。21世纪之后，葛亮的《北鸢》更是从“家族记忆”和“民间文化”的角度，将民国想象得“多姿多彩”，小说中的民国正如作者在自序中说的那样，“总有一方可容纳华美而落拓的碎裂”。

此外，许多当代民国小说还有强烈的传奇色彩。这些出人意表的故事，往往化不可能为可能，变凡俗为惊奇。例如，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写清末民初流传于天津的各色传奇人物的事迹，泥人张、刷子李、苏七块、酒婆等人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令人拍案称奇。都梁的《亮剑》写略带痞气的“泥腿子”将军李云龙传奇的战争故事。《荣宝斋》写北京著名老字号荣宝斋在百年乱世中的商业传奇，充满民间风俗和逸闻趣事。邓友梅《那五》写民国年间家业败落的八旗子弟可悲可笑的荒唐传奇。这些小说多以故事的曲折离奇吸引读者，人物刻画的典型性、特色性，情节上出人意料的转折，环境描写的陌生化、新鲜化，都使这些小说具有强烈的惊奇意味。深究这些作品的构成可以发现，作家往往汲取了民间传统文化元素，通过夸张、浪漫、通俗、生动的描写将小说的传奇色彩烘托到极致，从而使民国故事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作家热衷于书写民国的摩登景象、轶事趣闻、传奇故事，喧嚣一时的革命话语和对民国乱世的批判隐匿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魅力非凡、活力四射、精英辈出的“黄金时代”。对民国的“热颂”使得这类小说迎合了人们消费民国历史的热情，加上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鼓吹的“民国范儿”“观众喜欢看什么就写什么”，使这类迎合读者阅读期待的小说越写越多，其结果便是小说不断奇闻化、虚拟化、娱乐化，并最终导致小说中的民国与真实的民国逐渐背离。

三、“想象之域”：虚构、个体、重塑的民国

当代小说除将民国塑造成“大乱之世”和“黄金时代”外，还将其塑造为充满虚构性、个人性、重构性的国家形象，这类通过文字建构起来的民国形象往往离历史上真实的民国甚远，更像是为了满足读者需要而刻意重构的一种想象的场域。

首先，小说中的民国多具有明显的虚构性。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大众文化的勃兴，网络文学发展迅猛，出现了一大批民国题材的长篇网络小说。这类以民国为故事背景的小说，通常被冠以“民国文”的称谓。例如，匪我思存的《迷雾围城》、灵希的《倾城之恋》等以民国为背景的小说，虽然背景为民国，实际上小说中的民国多是作者用来表现乱世爱情的想象场域，民国的混乱环境不过是催生凄美爱情的环境因素。网文作者大多文化素养有限，没有亲身经历那个时代，且文中的民国仅仅是展开故事的背景，故细节处不必较真，只需配合叙事过程即可。因此，这些作品中的民国，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作品情节很曲折、人物很形象，但往往环境简略而空洞。

其次，小说中的民国多具有强烈的个体性。网络小说的肆意虚构充分体现了创作者的个体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历史的真实性，其塑造的民国形象也多是个体性的，战争与革命虽时有着墨，却多是推动主人公命运转折的环境因素，摩登、有趣的场景虽有点染，也多是增强故事趣味性和延长小说长度的策略，这类“民国文”对民国形象的建构多是个体性、个人化的。作者多热衷于表现小人物的心路历程，以及乱世红尘中的情感纠葛，往往不具有大历史、大英雄、大情怀。例如，尼罗的《风雨浓、胭脂乱》就写小姑娘唐茉喜与美男子万嘉桂在时局动荡的民国的坎坷情路；扫雪煮茶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写民国时期旧世家大族的爱恨纠葛。这些小说描绘的民国，多是充满凄美爱情故事、相对个人化的民国形象。民国的乱，是衬托男女主人公情感纠葛的环境要素，因而，这类小说的民国想象多具有强烈的乱中取美和因乱而美的性质，同时也具有无物不哀和哀而不伤的感伤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