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落地》的阈限解读

哈金是美国当代华裔作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凭借长篇小说《等待》获得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奖，以长篇小说《战废品》于2005年再次获得美国笔会/福克纳奖，由此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坛的地位。近年来，哈金作品的主题逐渐从中国本土故事转为美国华人移民故事，其短篇小说集《落地》讲述了美国华人新移民处在中美两国文化夹缝之中的种种辛酸经历。这种既非中国人又非美国人的临界状态与阈限的概念非常契合，从阈限理论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落地》中移民为融入美国社会所做的努力，他们不得不和故国分离，在过渡中蜕变，才能整合融入新生活。

一、阈限理论概述

“阈限”这一概念最初来自人类学，源于拉丁语“limen”或“limin”，意为“门槛”，由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在20世纪初提出。他指出，大多数人一生中都要经历一些重要关口，如出生、成年、结婚、繁殖后代和死亡等，绝大多数民族和部落都会在个人经历这些关口时为其举行仪式。他将这些仪式称为过渡礼仪，用“阈限”一词描述人们在参加过渡礼仪中模糊而不确定的、在结构中分离之后而未进入新的结构的过渡阶段，即“游动于两个世界之间”。他还提出了仪式的三段结构：分离阶段、阈限（过渡）阶段、聚合阶段。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阈限”的概念，强调仪式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就是阈限阶段。他把过渡看成一种过程、生成、转换，而不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近年来，阈限理论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阈限”一词指代“模糊的、过渡的或时空的中间地带”。

移民从一种社会文化过渡到另一种社会文化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阈限。在《落地》中，新移民从中国到美国后，首先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其次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价值观的夹击，经济、文化、社会身份上都面临重重困难。但这种状态不是固定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是一种过渡和蜕变。《落地》中故事的发生地“法拉盛”也具有过渡的特征。法拉盛位于纽约皇后区，是纽约最大、发展最快的华人聚居区之一，它为不懂英语、不了解美国文化的华人新移民提供了类似中国的环境，为他们逐步适应美国提供了缓冲地带，帮助他们过渡、融入新生活。《落地》中12个故事的主人公虽然来自不同的阶层，有老板、工程师，有大学教授、研究生，也有保姆、性工作者，但他们都是新移民。对外界来说，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还不确定，但在法拉盛这个场域中，他们具有相似性，也相对平等。哈金的关注点不是移民处在美国社会的边缘，而是移民在法拉盛这个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的边缘地带（即“门槛”）如何实现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

二、《落地》中阈限的三阶段

和阈限的三阶段相对应，《落地》中的华人新移民经历了和中国社会、文化脱离，不断调整以适应美国社会，最后重新整合融入美国社会的三个阶段。本节将从分离、阈限、重新整合的三个阶段来分析《落地》这一转变过程。

（一）与故国分离

新移民到达美国后，大多和国内的亲人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因为在异国他乡生存不易、再加上国内亲人不理解、经济上过度索取，新移民逐渐和国内亲人分离，在情感上疏离、在经济上减少甚至切断联系，这样自己才能在美国尽快安定下来。首篇《互联网之灾》是个典型的例子。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国内的妹妹可以随时联系上在美国的姐姐、找她要钱，甚至以出卖器官为威胁、要姐姐借钱给她买进口汽车，而那是姐姐好不容易攒起来准备用来付公寓首付款的钱。对故事中的姐姐而言：“我以前相信在美国你能重新确定自己跟家人那边的关系——你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重新生活。但互联网把一切都搞乱了——我家那头随时都能逮住我。”移民来到美国后，空间上远离故国，原本可以借机调整和家人的关系，尽快适应美国生活，但互联网的发展缩短了空间和心理距离，使故国成为一种羁绊，阻碍移民在美国快速转变、扎根发展。这里的“网”除了外在经济上的牵绊，更是内在心理上的联结。只有打破这张网，在心理和经济上和国内分离，移民才能在美国更的过渡到生活的新阶段。

与之类似的还有《樱花树后的房子》。阿虹是非法移民，为了偿还高昂的偷渡费用沦为性工作者，身心饱受摧残；而万平因为没有任何技能，只能在服装厂当工人，收入微薄。同在异国他乡，二人互相关心、照顾，最后相爱。为了摆脱黑帮追债和报复，二人计划逃跑，从此改名换姓，切断和家人的一切联系。阿虹来到美国后，不仅没有迎来梦想中的美好生活，反而堕入深渊、无法自拔。她父母不让她回去，只让她往回寄钱。当万平劝她一起逃走时，她还在担心父母，直到万平告诉她“你是他们的摇钱树”时，她才下定决心和万平一起逃离。切断和故国家乡的一切联系，成为阿虹在美国生存下去的首要条件。阿虹并非好逸恶劳，她也想换一份工作，过正常的生活，但因为负担太重，她无力改变现状。在自己都无法保护的情况下，阿虹只能选择和故国的家人分离。“樱花树”象征着美好和希望，那所房子里的女孩虽然是性工作者，但她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平凡温馨的日常，要开启新的生活，也必须和那里的一切分离。

（二）在过渡中挣扎、蜕变

和国内适度或完全分离之后，移民生活进入阈限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身份模糊和方向不明，最突出的特征是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随之而来的迷茫、孤单和不安全感。在《作曲家和他的鹦鹉》中，范林的女朋友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他在这段感情中没有安全感。女友出国拍戏期间，范林替女友照看宠物鹦鹉，逐渐和鹦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最后鹦鹉还是死了，范林也决定和女友分手，结束这段没有希望的恋情。作为移民，范林经济上收入不稳定、生活上缺少亲友帮扶，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迷茫和不安全感使他在恋爱关系中敏感多疑、自卑自怜、痛苦挣扎。“每当她人不在纽约，范林就担心她会跟别的男人热恋起来。” 范林在这段感情中小心翼翼，不敢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他本来要说多么想她，经常抚摸她在壁橱里的衣服，但忍住了没说”，“他原打算问她电影拍摄的进展如何，但没问”。他被动而卑微，唯恐被嫌弃，只能独自承受爱情的折磨。范林曾对鹦鹉说：“你妈不要你了，你得跟我过了。”他可怜鹦鹉，其实也是自怜；正因为他自己也很孤独，才会和鹦鹉聊天、细心照料它、处处带着它。范林在过渡阶段的挣扎中，与鹦鹉而不是人形成了默契，衬托出移民生活的孤苦和悲凉。在故事的结尾，范林倾注全力，创作出一部情感充沛、动人心弦的歌剧，既是爱情破灭的悲歌，也是对移民漂泊生活的悲叹。他在这段失败的恋情中得以蜕变，意识到需要找一位能和他相濡以沫的伴侣共同应对移民生活的孤寂和困顿。

《选择》中的戴维是二代移民，本来可以不用为生活担忧，但他拒绝父亲学医或法律的建议、坚持选择人文学科，失去了父亲的经济资助。为了挣足学费和生活费，他应聘家庭教师，结识了一对家境优渥的母女，母女二人都对他青睐有加。表面上看，他享有主动权，可以在母女二人中间选择；实际上，他时刻担心自己饭碗不保，不得不小心谨慎、生怕得罪其中一个。母女二人都主动示好，出于自卑和对安宁平和关系的向往，戴维选择了母亲。但最后母亲为了女儿，不得不和戴维断绝往来，戴维又孤单一人。戴维陷入这段畸形三角恋，首先是经济上需要这份不菲的收入，其次是孤独，再次是过往恋情不顺导致的自卑。“在法拉盛很难交异性朋友，因为大多数人白天在这里工作，然后回家。许多生活在这里的人并不打算长住，好像他们目前的住处只是通向别的地方的中转点。”移民生活的艰辛和不稳定导致了法拉盛华人社区暂时性和流动性特征明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进一步加深了移民内心的孤独和不安全感。但戴维并非在这段感情中没有收获，母女二人对他的喜爱证明了他的吸引力，母亲艾琳成熟克制的爱给予他久违的温暖，她最后的自我牺牲也让戴维感动，反衬出戴维父母的专制和苛刻。戴维付出了爱，也收获了爱，尽管以分手结束，这份温馨回忆赋予他的力量仍能支撑他走得更远，直到收获新的爱情。

不管过渡阶段如何艰难，它是移民生活必经之路，只有经历淬炼，移民才能顽强地面对未知的困难，才能在绝望处孕育希望，最终融入美国社会。

（三）整合、融入新生活

不同于以往的华人移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这批华人移民很多人在出国前就接受了高等教育，到美国后进一步提升学历，在一代人之内就跻身中产阶级，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美国社会。这就是阈限的第三阶段，在孤独、迷茫、焦虑后能顺利过渡到整合旧生活、融入新生活的阶段。在《落地》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大多写的是新移民初到美国的故事，他们正处在和故国分离、辛苦打拼的阶段，但也有少数篇目写的是整合阶段的故事。

在《两面夹攻》中，青年夫妇楚田和康妮来美多年，他们入籍、买房，生活渐入正轨。然而楚田母亲的到来打乱了一切。表面上看，楚田面对的是传统的婆媳难题，但在移民背景下，实际上是中美文化传统观念的冲突。在美国打拼的这些年，楚田早已明白，要在美国安定下来，他必须抛弃国内的大男子主义传统，和康妮平等相待、共同奋斗、相互扶持。在母亲数落康妮不做饭时，楚田说：“在美国老公和老婆都得做饭——谁有时间谁做。这些天康妮功课实在太多，我就多做些家务。这很正常。”在母亲指责康妮不愿意生孩子时，楚田维护道：“康妮拿到学位后我们就要孩子。”此时，楚田工作上面临失业的危险，生活上因为母亲的到来而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家庭关系紧张。为了解除危机，楚田主动辞职，告诉母亲自己被解雇了、要靠康妮找工作挣钱养家，否则将申请破产。母亲惊吓之余，不得不放弃让楚田资助外甥留学的想法，改变对康妮的态度，并决定回国。母亲的到来冲击了夫妻二人平等相待、共同扶持的共识，但楚田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想办法让母亲回国，并让母亲意识到，只有夫妻二人同心协力，才能应对移民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楚田对移民生活的领悟和自我调整是其生活快速安定的重要原因。楚田虽然对母亲心怀愧疚，但他不得不调整自我、选择和康妮在美国建立新的生活。故事的标题“两面夹攻”清楚表现了移民在中美两种文化传统冲突中的艰难处境，母亲代表中国社会家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康妮则代表美国核心家庭第一、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在两种价值观的夹攻下，新移民为适应美国社会，不得不放弃中国传统观念，逐渐接受美国价值观，调整自我，尽快融入美国社会。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阈限的三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流动的，并且循环往复。如《两面夹攻》中的楚田在婆媳之争中左右为难，本身是在艰难过渡，他的做法是选择妻子、把母亲送回国，不难想象楚田接下来会进一步和过去分离，这里一个阈限的完结预示着下一次分离的开始。可见，阈限三阶段不是绝对分割的，而是彼此交融。

三、结语

从阈限理论视角解读《落地》中的移民生活，可以看到移民到达美国后所处的不同状态、经历的不同阶段，以及他们为融入新生活所做的努力。他们不得不和故国亲人、经验、传统分离，在不确定和不安全感中过渡，才能适应新的生活。阈限的三阶段相互交融，循环往复，移民渡过重重难关，不断调整，接受新的价值观，最后逐步融入新生活。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2018年科学研究项目“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哈金移民主题作品研究”（18C0040）。

作者简介：王娟（1982—），女，湖北汉川人，博士研究生在读，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