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施林克《朗读者》中的代际关系书写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人对纳粹历史的不同理解产生了复杂矛盾的战后记忆文化。其中老一辈作家多以揭露与反思纳粹罪行为己任，从而推动了德国反思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使其成为德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旋律。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本身似乎已经越来越远，逐渐幻化为历史中的一个泡影。战争的亲历者正在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战后的二、三代只能在模糊的传说里一瞥当时的真相。

1995年，是施林克《朗读者》出版的那年，也是纳粹德国大屠杀结束后的第50年。过去的罪责并不只是停留在过去，而总会与后代的命运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如何正视历史、记忆历史、阐释历史，是德国当下一代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朗读者》即是以代际小说的形式，从“朗读”这一特殊视角切入，严肃探讨战后一代面对战争一代遗留的罪责时，所产生的困惑与挣扎。

不同于一般代际小说所指涉的传统家庭观念，《朗读者》着眼于更广阔的层面，探讨的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命运与共的关联。汉娜与米夏并不是血缘亲情意义上的家庭关系，也不是父辈与晚辈意义上的完全对立的人物。他们站在代际关系的两端，在现实与朗读中不断转换着“父与子”的身份。

一、现实中的“父与子”

在现实层面上，汉娜与米夏初识时，一个是36岁的成熟女人，一个是15岁的青涩少年。毫无疑问，汉娜为“父”，米夏为“子”，二人构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与子”关系。

（一）沉默的继承

米夏本是个孩子，正处于身体和心理的不成熟期。面对自己的疾病，他不知所措；对于自己的家庭，他无所适从，尽管出身书香门第，但父亲才是家里的绝对权威；就算在学校里，他也感到不被重视。然而汉娜的出现，于他而言是一种成长路上的指引。“自从遇到汉娜以后，我的独立性正日渐增长。”“她还教我如何克服难为情，教我要有一种理直气壮、天生占有的气概。”是汉娜让米夏变得自信，并且获得了在家庭和学校不曾有的尊重，身体的接触也指引着他性意识的开拓与成熟。

汉娜在米夏的眼里是一个成熟美好的女人，她像母亲一样照顾他，帮他洗澡，与他一同出游，他们是别人眼中的一对母子。米夏依赖着汉娜，他会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哭泣，请求原谅，害怕汉娜离开自己，他一直享受着汉娜带给他的温暖。汉娜是米夏身边的一位长者，是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一种温柔的母亲形象。她陪伴米夏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也填补了他成长环境里所空缺的“父”辈之位。

但汉娜是一个独立而孤僻的女人，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她干过所有自己能干的工作，在这座城市孑然一身。她一直隐瞒过去，回避自己文盲的事实，对战时曾做过的事毫不愧疚，麻木不仁，她身上疏离漠然的气质也在无形中塑造着米夏。由于这段无可言说亦无法面对的过去，成年后的米夏也开始伪装得对一切无动于衷：“曾经汉娜难为水，我不再对人卑躬屈膝，我也不再自惭形秽；我不再自揽罪过，或者感到负罪；我也不再去爱人，以免一旦失去便又会悲痛万分。这一切我并没有故做什么明确的构思，只是在感觉上坚如磐石。于是，我养成了一种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的习惯。我装得好像没有什么能够感动我、摇撼我或者迷惑我”。

当米夏急于划清他与汉娜的界限、撇清两代人之间的联系时，他其实只是粗暴地选择忽略历史的真相。他用冷漠抗拒一切，因麻木而不再思考，他以为自己可以像个局外人置身事外，但也不过是随波逐流。于是，麻木不仁的面具层层包裹着米夏，他也慢慢活成了汉娜的样子。

（二）罪责的传递

汉娜是隐瞒自己过去罪责的第一代人，可是米夏爱过她，因而米夏也让自己陷入了困境。他为自己与汉娜的关系而感到羞愧懊恼，但他又不得不承认，他对汉娜依然怀有割舍不断的爱与牵挂。米夏作为战后一代，身上不可避免地背负起父辈遗留的罪恶。然而他又无法与自己的父辈真正决裂，所以他无法指责汉娜。他只能一遍遍地思索，一次次地试图为汉娜辩解。他在沉默中包容了上一代的罪责，甚至因爱而屈服，不明就里地揽过他们的错误，强加在自己身上。“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改变另一个事实，就是我曾经背叛过她。所以，我仍然有罪。如果说背叛一名罪犯不会让我罪孽深重，爱上一名罪犯却使我罪责难逃。”

米夏不曾作恶，但他为汉娜的罪而感到有罪，这也是战后德国弥漫的“集体的罪恶感”。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每一代人生来都处在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受惠于祖先的功绩，也自然背负起了父辈的罪孽。因此，当战后一代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齐力声讨上一代人的时候，这份特殊的感情反复折磨着米夏，让他的良心备受煎熬：“实事求是讲，我必须指责汉娜；但是如果指责，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爱过她，我不仅爱过她，还选择了她。”

此时，汉娜已经不再是她个人，而是成了父辈的象征，包括每一个亲历战争的上一代人。他们可能是生活中的父母、亲人、老师，但是他们却没有阻止这场暴行。他们或袖手旁观，或亲自参与，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有意无意地作了恶，使得战后一代不得不“继承”道义上的罪责。正是作为孩子的战后一代对他们的爱，才将战后一代卷入了父辈的阴影之中。因此米夏与汉娜的关系，也不再是简单的恋爱关系，而是注定无法摆脱的“父与子”的象征关系。

事实上，米夏（第二代）继承了汉娜（第一代）的罪责，同时也将这份罪感传递给了自己无辜的女儿（第三代）。但这种“集体罪责”的代际传递背后，实质是一种道德混乱，战后一代努力逃脱现实的压力，只能一味地陷入廉价的伤感之中。

二、朗读中的“父与子”

朗读是小说的核心，是串联全文的关键线索。汉娜与米夏的情欲之爱在朗读中升华，二人的命运也在朗读中悄然变化。汉娜作为文盲，对文明世界充满了向往，她信任米夏，也依赖米夏的朗读。因此，在朗读的层面上，米夏成了汉娜的指路人，现实中的“父与子”关系发生了转换。

（一）文学的启蒙

汉娜一直为自己的文盲身份而感到羞耻，这是她的自尊，也是她最大的秘密。出于偶然，米夏开始为汉娜朗读。汉娜喜欢米夏的朗读，更享受他的朗读。在无知的汉娜面前，米夏已然成了指引她的父辈，而汉娜对书籍与知识的向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父辈的崇敬与迷恋：“只见她的目光扫在每一排齐着天花板的书架上，就像是在翻阅书页一样。然后，她走到一排书架前面，把右手的食指举得齐胸那么高，轻轻地划过书脊，接着又走到第二排书架前，仍旧用食指划过书脊，就这样，书脊联翩着书脊，她划着划着，穿过了整间书房。”

汉娜的这幅写照虔诚而美好。但她不知道的是，她的罪并不在于文盲，而是由她的麻木不仁和缺乏思考引起的。在米夏的朗读中，汉娜扮演的一直只是个被动接受的角色，她不曾在他人的朗读中真正思考。接受知识并不等于就拥有知识。事实上，正是汉娜的不思考注定让她成为没有个性的人，成为时代中的恶劣罪犯。

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在心理学中，文盲象征着自我认识的迷失。汉娜既不对犹太人充满仇恨，也不对战争无比狂热，她并不愚蠢，她只是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汉娜缺乏精神引导和力量支撑，她的道德是空洞的，内心是虚无的，因此当她处于极端的政治氛围时，她只能随波逐流，接受国家和社会赋予自己的角色和任务。而这样的不假思索对一个人所造成的灾难，可能比她怀着罪恶动机所犯下的错还要严重。

这也说明，作者企图借朗读这一仪式来化解战后两代人之间的代际矛盾的努力，可能只是一种启蒙神话。在这段朗读中的父子关系里，米夏曾为汉娜打开了文明世界的大门，但汉娜依然像个无助的孩子，在这个失去理智的世界里误入歧途。

（二）生命的救赎

监狱时期的“朗读”与恋爱时期的“朗读”不同，它不再是被动的、无意识的行为，而是米夏主动做出的选择。对家庭破碎的愧疚、对汉娜入狱的自责，以及对民族历史的困惑不安，让备受折磨的米夏决定为狱中的汉娜重新朗读——于是，在若干年之后，二人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再一次被“朗读”行为连接起来。

而此时汉娜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最开始的一纸问候，到后来对生活场景的只言片语，甚至到后来关于文学的独到评论——汉娜学会了读写。米夏寄来的朗读磁带改变的不只是汉娜漫长而空虚的监狱生活状态，也让她的良知开始真正走向觉醒。“自从施密茨女士学会读写之后，她马上就开始阅读有关集中营的书籍了。”在汉娜的书架上，“有莱维、魏泽尔、博洛夫斯基阿美希等人描写集中营幸存者的书，还有赫斯的罪行录和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判处绞刑的报告，以及一些有关集中营的学术文献，全都摆在一起”。当汉娜终于鼓起勇气去“脱盲”并真正学会思考，她实现了重生。

在施林克看来，知识具有救赎作用，文明是解决冲突的可靠途径。然而，伴随着书籍的倒塌，汉娜走向了死亡。汉娜自始至终都误以为文学与审美可以帮助自己摆脱生活对她的束缚，但是知识文明并不足以拯救一个人。预防罪恶的有效方法应当是思考。米夏也在为汉娜的朗读中，不断成长为一个审判自我、审视他人罪恶与国家民族历史的反思者。有罪的不再是汉娜这个具体的人，而是我们所有人，是德意志民族，或是那些反犹主义者，或是整个近代史，或是人的本性和原罪，乃至最终，整个人类都在无形中一同坐上了审判席。汉娜并不是真的恶，对她来说，加入纳粹只是她日常的一份工作，与汽车售票员无异，她也尽忠职守。然而一旦卷入战争，无数像汉娜这样的人就会失去个人的判断力，深陷罪恶却不知。

米夏为汉娜重新朗读，实际上是一种罪感隐喻。米夏无法抹去汉娜曾经犯下的罪，也无法否认自己曾经深爱过她的事实，只能再次借用朗读这一行为来感化与教育汉娜，这是成年米夏拯救汉娜的合理途径，也是救赎已经变得冷漠麻木的自己的唯一选择。米夏对汉娜的谴责是对整个父辈的谴责，米夏对汉娜的理解也是战后年轻一代对曾有意无意参与了战争的整个上一代人的理解，正如他说的那样：“我爱汉娜，这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命运，是德国人的气数。”但宽恕并不是将过去的罪行一笔勾销，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也表明了米夏作为第二代决意救赎第一代的最终态度。

三、结语

第一代的战争已然成为历史，伤害也已经造成。第二、三代的人该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日渐远去的历史、承担活在当下的责任，这不仅是作者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德国人民无法回避的问题。法学家兼小说家的施林克，自始至终都在强调文学和解现实的力量。战争一代深深地影响着战后一代的成长，也将罪责不可避免地传递给了他们；但是第二代人却无法与第一代完全分离割裂，他们沉默、自责，最终还是决定接受与拯救。

诚然，造成战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若将所有的希望与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全部寄托于“朗读”这一单薄的行为，无疑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看，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在生活世界中只有通过学习、沟通达成对世界上存在的事物、观念、价值等的理解与认识，同时能够理解对方看待事物的方式，才能减少代际之间的隔阂与冲突”。而施林克所营造的“朗读”这一特殊文学仪式，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