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方戏剧的三女儿形象探析数字“三”的语义异同

作者: 刘琦

西方戏剧《李尔王》与中国传统戏剧《三女图》中三女儿的形象十分突出,都代表诚实善良、孝顺忠诚的完美女性形象。通过历史、文化和戏剧表现手法综合比较三女儿形象的异同可以发现数字“三”在情节架构和中西方文化意义上的不同。西方以“三”为完美的数字,而中国语义中的“三”却包含多重意蕴。对比中西方文化差异,从中西方戏剧“三女儿”形象中探析数字“三”的语义异同,有利于减少跨文化交际的差异。

一、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三女儿形象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故事来源于英国的一个古老传说。讲述了年事已高的国王李尔王令三位女儿用言语诉说对自己的爱,借此来分配其遗产。大女儿、二女儿口蜜腹剑,三女儿却沉默寡言。于是李尔王将所有土地分给了大女儿、二女儿,将三女儿远嫁法兰西。但李尔王退位后,却被大女儿和二女儿赶到荒郊野外,成为法兰西皇后的三女儿科迪莉亚率军救父却被杀死,李尔王最终也伤心地死在她身旁。

《李尔王》中塑造的三女儿科迪莉亚形象的完美无瑕。她的完美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科迪莉亚具有孝顺忠诚的美德。“我是个笨拙的人,不会把我的心涌上我的嘴里;我爱您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从科迪莉亚的台词中可见,她或许笨拙,不善言辞,但她心怀感恩、孝顺懂事并且忠诚善良。她不会为了财产、地位、名誉去说假话,违背自己的良心。

其次,科迪莉亚有着勇敢无畏的美德。在二位姐姐冷酷无情的驱逐下,李尔王陷入疯癫之际,她为了救可怜的父亲,请求法兰西国王允许她带兵去寻找自己落魄的父亲。“派一百个兵士到繁茂的田野里各处搜寻,把他领来见我。……谁要是能够医治他,我愿意把我身外的富贵一起送给他……亲爱的父亲啊,我这次掀动干戈,完全是为了你的缘故……”从科迪莉亚的台词中可以看到她是一个内心纯善、孝顺温柔、坚忍不屈的女性。

最后,她展现了不屈不挠、敢于同命运斗争的精神。她战败被俘虏,面对敌人的压迫摧残,她表现得坦然无畏。“存心良善的反而得到恶报,这样的前例是很多的。我这是为了你,被迫害的国王,才感到悲伤;否则尽管欺人的命运向我横眉怒目,我也不会害怕受她的欺凌……”

正如鲁迅所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科迪莉亚从出场至落幕,篇幅并不多,但其不畏命运的精神、纯善孝顺的形象在这部戏剧中大放异彩,成为最出色亦最完美的女性形象。也正是这样一位象征着真善美的完美形象的死亡才令《李尔王》成为享誉世界的悲剧。

二、中国戏曲中的三女儿形象

在中国戏曲中也有一个完美的三女儿形象。《三女图》是中国传统戏曲中的瑰宝,广受中国人民的喜爱。故事来源于一个民间故事,讲述的是有一老财主生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皆嫁有钱人家,唯三女儿嫁一穷书生。三女儿因家境贫寒在拜寿中备受母亲和姐姐的冷眼与嫌弃,后来三女婿发奋读书,苦尽甘来高中状元,以德报怨帮助落难的父母。由于地域不同,版本也略有差异,分别有吕剧、曲剧、黄梅戏、采茶戏等。剧名也各有不同,如《三女图》《三女拜寿》《荞麦记》等。

花萍女在戏曲中有三重身份:女儿、妻子、母亲。而花萍女的完美形象就体现在她三重角色都做到至善至美。

首先,花萍女在初登场就体现了她为妻之贤。花萍女初登场是为母亲贺寿之事为难,母亲嫌贫爱富不是一天两天,丈夫人穷志不短,不愿再上门贺寿,但花萍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尊声官人听分明,你若不愿与我归家去,为妻体谅你的心,我若不去把寿拜,岂不是目无长辈违天伦。……我若不去把寿拜,外面流言乱纷纷,不说母亲势利眼,反怪花萍忘了养育恩……

从这段唱词中可见花萍正是当时封建礼教下恪守孝顺忠良美德的完美妻子。她对父母不忘养育之恩,认定自己要遵循孝顺父母的天伦,但对于丈夫的怨怼她同样有一颗包容忍耐之心。中国古代的女性出嫁从夫,本该对丈夫言听计从,但她在体谅丈夫的同时,能够理性地为丈夫厘清不去拜寿的害处,这也体现出其明事理、懂世故,是个极其聪慧的女子。

其次,拜寿送贺礼这一出戏中体现了花萍为女至孝。花萍家境贫穷,拿不出钱银买礼物,但聪明能干的她研磨荞麦粉做成荞麦饼,把荞麦饼作为礼物拿去贺寿。荞麦饼对穷人家来说是珍宝,更何况这饼中包含的是女儿的一片赤诚之心,娘亲却嫌贫爱富、冷酷无情,将荞麦饼随意丢弃。而花萍却道“羞了儿骂了儿事还算小”,可见其对母亲的包容忍让,体现了作为子女的孝顺宽容。

再次,花萍女与母亲彻底决裂则体现了她作为母亲的刚强。

大外甥哭一声叫人去抱,二外甥一声哭赏他饼糕,我拾宝儿腹中饿席前吵闹,赏一碗馊豆腐没肉的骨头……

母亲对待外甥的偏心、对他们母子二人的冷酷让花萍彻底死了心,种种遭遇让花萍再不能做一个愚孝之人,她不得不多次痛斥母亲“狠心娘”,了断了自己心中的母女情。在这一过程中,她对儿子的百般呵护也正体现了其为母则刚的坚韧性格。

最终,花萍女展现了自身崇高的独立人格。花萍女在展现女儿、妻子、母亲三重身份的基础上,展现了崇高的独立人格。回到窑洞面对丈夫的逼问时儿子不得不实话实说,丈夫顿时火冒三丈,甚至迁怒于她,认为错在她执意要去拜寿。面对丈夫的满腔怒火,她悉心劝慰:“这件事不怪你发怒生气,怪只怪我娘家爱富嫌贫。不管我娘家有千担良米,当不得我官人夫满腹诗文。夫妻们受贫穷寒窑安身,从今后纵然饿死不上娘家门!”这一番话不但宽慰了丈夫心,更表现出她贫贱不移的志气,令人感动。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由此可见,无论为妻、为女、为母,花萍都是当时时代背景下一个完美的形象。从她的身上能看见封建礼教社会中一个可被世人推为模范的妇女形象:孝心可鉴、相夫教子、贤良淑德、温良恭顺、蕙质兰心、至善至美。

三、中外文学作品中“女儿”形象的差异

无论是西方的科迪莉亚还是中国的花萍女,都展现出符合当时社会期待的完美女性形象,而身为三女儿这一共同点,令人难以忽视。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三女儿的形象还不止于此,如《红鬃烈马》里的王三姐,《灰姑娘》里的辛德瑞拉,三女儿仿佛一直是一个美好的正面形象。三女儿究竟有何魅力?

从戏剧角度分析,三女儿的设计有利于激发故事矛盾,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作者在戏剧结构的安排上,必有“正反”双方的人物塑造。其中三女儿代表了真善美的正面形象,而大女儿、二女儿就成了罪恶无情的反面角色。

《李尔王》中大女儿、二女儿口蜜腹剑,心肠歹毒,在得到父亲的馈赠后果断变脸,成了驱逐父亲的刽子手,而被父亲驱逐的三女儿却成了这位老父亲的唯一救命稻草。但她们的结局是姐妹二人也因为争风吃醋而同室操戈,最终自杀了。剧中并没有正面为她们作结,而是假借大臣肯特之口:“不,一切都是凄惨的、黑暗的、阴郁的:您的两个大女儿已经在绝望中自杀了。”大女儿、二女儿登场的光鲜亮丽与其死亡的结局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警醒世人邪不胜正,暗含正义必将战胜

邪恶的道理。

《三女图》中的大女儿、二女儿的人物塑造与《李尔王》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女儿、二女儿初登场都光鲜亮丽,她们送厚礼为母亲做寿,但实际上都暗含私心——送贺礼是为了父母能加倍重赏。她们对三妹的态度同样是轻慢瞧不起的,她们都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在为母贺寿结束后,员外家突逢大火,家境落魄,大女儿、二女儿也再没有拜寿时的孝心了,对二老再不接待。其最终结局也是假借母亲之口道出:“你大姐夫荡尽田产受贫穷,你二姐死了丈夫嫁了人……”大姐、二姐的落魄与前期的光鲜也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两个故事在情节设计上是极其相似的,但中西方戏剧在结局上又略有不同。《李尔王》的结局是完美形象的科迪莉亚死亡,李尔王心碎而死,这样的结局成就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而《三女图》却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三女儿在母亲十月怀胎辛苦的劝说下动了恻隐之心,原谅了母亲,重归于好。

然而,正反只要有对立双方即可成立。至于需要涉及“第三人”的深层次原因则需要探究数字“三”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异同。

四、数字“三”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异同

数字“三”在中国的文化内涵可以追溯至中国哲学的源头——《周易》。《周易》中数字“三”就是卦爻三画,上、中、下三画分别代表着天、地、人,这便是“三”最初的含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三”解释为“天地人之道也”,即指“三”每一横分别代表天、地、人,其中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史记·律书》中指出:“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司马迁认为数字由一开始,到十结束,而“三”是一个质变的临界点。由此可见,“三”在中国文化中是天地人,是万物衍生,是神性、尊贵和吉祥的象征,它以有限寓无限,最终在漫长时间的延续中演变成中国人行动原则的一个定数。

而在西方文化中,数字“three”被认为是一个幸运数字,“Number three is always fortunate”。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把“三”称为完美数字,它代表着“开始、中期和终结”,它具备神性。在古希腊神话中有十二位主神,其中以“三兄弟”为主,即天帝宙斯、冥王哈迪斯、海神波塞冬,他们主管的便是天、地、海,而西方文化认为世界就是由天空、大地、海洋三者组成的;北欧神话中还有命运三女神,分别是兀尔德(Urd)、贝露丹迪(Verdandi)、诗蔻迪(Skuld),分别掌管过去、现在和未来,她们将生命分派给人们,指定众生的运数。由此可见,数字“三”在西方文化象征着幸运、完美、神性,它同样代表世界的起源,它代表着过去、现在、未来。

综上所述,不同的文化对数字“三”有不同的理解,但其中的共性是不可忽视的。当今时代各国文化相互激荡,应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大力发扬共性,追求认同感,增强彼此的理解。通过对数字“三”的中西方语言文化对比,可以了解中西方不同的数字文化,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把握语言和文化中的联系,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江西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刘琦(1994—),女,江西南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领域跨文化交际及中西方文化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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