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与橡树》中的话语分析及女性身份变化

美国当代女剧作家玛莎·诺曼（Marsha Norman）是女性主义剧作家的代表。《晚安，妈妈》于1983年获普利策戏剧奖，改编的音乐剧《秘密花园》则于1991年获托尼奖。目前，国内外有关玛莎·诺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狱》和《晚安，妈妈》上，对于其他剧作的关注略有欠缺。具体来说，学界的研究聚焦于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所遭受的压迫及其反抗，从女性主义、女性成长、女性互助等角度出发进行话语分析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从话语和身份入手分析剧中女性的变化，分析这背后体现的女性主义思想。

一、《第三与橡树》概述

玛莎·诺曼的《第三与橡树》（Third and Oak）可分为《洗衣房》（The Laundromat）和《台球室》（The Pool Hall）两部独立的剧目，她在引言部分概述了剧本的内容，即人们为什么要通过话语和谎言来保护自己。《洗衣房》作为玛莎·诺曼女性主义戏剧的代表作，描绘了女性在生存困境中的互助与依靠。艾伯塔（Alberta）和迪迪（Deedee）两位女主角深夜在洗衣房相遇，两人年龄、出身、性格迥异，却在生活中经历着相似的孤独和绝望。艾伯塔因为丈夫逝世不愿面对现实，迪迪因为母亲的漠视和丈夫的不忠而痛苦。随着情节的发展和对话的不断推进，两人的身份随之变化：从陌生到熟悉，从丈夫的妻子转向独立的自我。建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后，又承担了彼此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实现了心灵上的相互理解和救赎。如格蕾丝·爱泼斯坦（Grace Epstein）所指出的那样，女性会通过互相帮助来解决面临的危机、探寻生存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玛莎·诺曼在舞台指示部分亦做了精心的设置，强调本剧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转变：“挂在墙上的时钟显示为三点，时钟在整个演出过程中持续走动。”戏剧呈现出动态性，暗示了角色话语和身份的不断转换。戏剧中人物形象的构建与剧中的对话紧密相连，话语分析对于戏剧主题的突显、作品主旨的表达及人物性格的刻画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话语与身份的变化

（一）从陌生到熟悉

语言学家保罗·格莱斯（Paul Grice）在1975年发表的著作《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中提出了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包括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下文将以此为理论基础分析《第三与橡树》中的话语。

艾伯塔和迪迪在深夜的洗衣房以陌生人的身份初遇时，她们之间的气氛是紧张和僵硬的，对话常常难以进行，即违反了关系准则，此时两人的对话并不相关。迪迪虽然紧张，但仍旧试图与艾伯塔交流，艾伯塔多次没有回应，因为她对于迪迪打扰了她的独处感到生气并希望她消失。艾伯塔也常常答非所问，回避迪迪的话题。当迪迪问起艾伯塔的丈夫是做什么工作时，艾伯塔没有回答，反问迪迪的名字是否为迪尔德丽或者黛博拉的缩写。在迪迪讲述自己被霸凌的沉重往事时，艾伯塔又笑着讲起自己以前教过的学生。艾伯塔的话语也违背了质的准则，她所说的是自知虚假的话和缺乏足够证据的话。她的丈夫已经去世，而在与迪迪的对话中，艾伯塔详细地讲述她的丈夫是如何打理花园的，仿佛他还活着：“赫伯会租一台旋耕机，从车库里拿一把草坪椅擦干净，然后冲厨房的窗户喊：‘艾伯塔，外面阳光明媚。’等他打理完花园，他会拿出一个小木牌插到地上。”艾伯塔试图通过谎言营造出丈夫还活着的情境。

对话中的答非所问、谎言等都是源于陌生人的身份所造成的隔阂，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情节的发展，两人渐渐熟悉。艾伯塔和迪迪的对话转折点在于谈起她们的丈夫。迪迪说起丈夫手很巧且善于修理东西时，情绪逐渐放松。在谈起丈夫是否会不忠时，艾伯塔积极加入对话，为自己的丈夫辩护。在谈论是否有子女时，艾伯塔也一改先前抵触摇摆的态度。方式准则要求说话要清楚、明了、简练，量的准则要求所说的话满足且不超过交际所需的信息量。在这几段对话中，艾伯塔干脆地连着回答了数个“是”和“不是”，随后接受了迪迪提供的织物柔顺剂。艾伯塔的话语逐渐符合方式准则和量的准则，说明了两人关系拉近，从陌生到相熟，对话随之从消极变为积极。

（二）从丈夫的妻子到独立的个体

艾伯塔和迪迪之所以能够从陌生到相熟，是因为她们有共同的身份：男性的妻子。迪迪得知艾伯塔和她同样姓约翰逊以后惊喜地说：“嘿！我们可能有联系。”两人谈论家务、谈论送给丈夫而丈夫不喜欢的礼物，在广播员“枪手”（Shooter）短暂闯入又离开后，她们开始谈论他是否有妻子或母亲为他洗衣服。此时的艾伯塔和迪迪将自己完全置于丈夫的附属地位，把家务视作女性的义务。丈夫不在她们的身边，却又无处不在。

读者可以从早期的对话中发现，她们对男性主导的父权社会下的生活颇有微词。迪迪说：“他说我在旁边看着就算是帮大忙了。”艾伯塔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管做什么事男人都想让你看着。”随着对话的深入，双方逐渐从妻子这一角色中剥离出来，开始以独立的个体看待对方和自身，直面生活中的一地鸡毛。迪迪提到她背着丈夫偷偷找了一份抄写信封的兼职，但她想要的是一份真正的工作，渴望独立和自由的生活。谈到丈夫晚归和不忠时，迪迪的愤怒终于一股脑爆发出来：“我希望他掉进下水道里……我希望他的衬衫夹到拉链上，我希望他穿的袜子有洞，我希望他的沐浴露全用光，我希望他的棒球帽掉进厕所，我希望她杀了他……我恨他。”早期的对话中，迪迪夸赞她的丈夫手巧，期待着他成为一名赛车手，拿到拉力赛冠军的奖金，然后和她生孩子。脱离了妻子的角色后，迪迪对丈夫的态度从赞许迅速转化为敌视、鄙视，构筑的美好家庭愿景被打破，她开始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我真的很孤独”“他真的又自私又蠢”。

深夜几乎没有人的洗衣房代表了女性处于一个不被看见、不被听见的边缘化社会环境中，与此同时，洗衣房这样的公共空间是女人逃离男性支配的重要地点。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后，迪迪发泄了她作为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孤独和愤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两人初遇时艾伯塔并不回应，迪迪却依旧说个不停。并非迪迪想要以话语展示她在这一空间的权力和地位，她说话的欲望是她缓解孤独感的策略。

在迪迪的带动下，艾伯塔也终于愿意敞开心扉面对真相。虽然艾伯塔的丈夫已经去世，但他仍作为一个隐形的束缚者，无处不在地阻挠她继续生活。她受到的束缚不是肉体和空间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没有洗的脏衬衫代表着艾伯塔一直作为丈夫的妻子被困在过去。迪迪在空间上入侵了艾伯塔独处的洗衣房，也打破了她精神世界的茧房。艾伯塔承认了丈夫的死，也下定决心清洗丈夫的脏衣服，打理家中荒废的花园。迪迪在道别时称她为约翰逊太太，艾伯塔让她直接叫自己“艾伯塔”，称呼的改变意味着身份的改变和新生活的开始。

话语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特质是性别特征，这点在本剧中尤为突出。格莱斯的合作原则认为，女性相对男性来说更加合作，主要表现在对对方话语的认同或肯定上。女性的合作不仅表现在话语的内容上，还表现在说话的语气、态度、表达方式、表情、手势等多方面。剧中时代背景设置为20世纪70年代晚期，当时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掀起了一场女权运动，以推进妇女解放、争取权利平等。玛莎·诺曼的戏剧中被父权社会压制的女性成功打破了沉默，开始为自己也为其他相似境遇的女性发声。

（三）从姐妹到母女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他提出的理想沟通情境理论（ideal speech situation theory）中强调，话语活动的参与者必须有同等的权利实施表达式话语行为，即表达他们的好恶、情感和愿望。只有个人陈述空间相互契合、行为关联中的情感互补，才能保证行为者和话语参与者面对自身采取真诚的态度，袒露自己的内心。艾伯塔和迪迪同姓约翰逊，玛莎·诺曼以此强调她们的关系。她们在对话中逐步肯定了自己作为女性个体的身份，着眼于自己表达发声的权利。尽管艾伯塔和迪迪的年龄出身各异，但一同身处深夜的洗衣房，一个既具有公共性质也可被视作私密的边缘化的女性空间，她们作为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和痛苦是相似的，这为她们建立姐妹情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前提下，两人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母女情谊。艾伯塔五十多岁，迪迪二十几岁，她们的年龄也正好对应母亲和女儿的年龄。艾伯塔和迪迪在她们自己母女关系的处理上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对话可以得知，艾伯塔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辞去教师的工作，在母亲去世后终于如释重负，同时由于某些原因，她想要孩子却没有孩子。迪迪的母亲对她吹毛求疵又漠不关心，迪迪在对话中数次提到“妈妈说过”，她的一言一行都受到母亲的影响，仿佛处于母亲严厉的监视之下，话语中对母亲无意识地模仿说明她渴望母亲的关注和认同。迪迪的丈夫多次以没钱为借口拒绝与她要孩子，她抄写信封赚来的钱也被母亲“借走”。两人在母女关系上都有所缺憾，既没有在母亲的支持下完整地塑造和脱离女儿的角色，也因没有生育未能实现母亲角色的形成和转换，处于一种模糊且不成熟的中间状态。在建立了亲密的姐妹情谊后，她们自然而然地将母亲/女儿的角色投射在彼此身上，形成一种弥补的效果，最终促成了身份的完整。

在后期的对话中，两人的情感联系已经十分紧密，对话不再流于表面，话题变得沉重深刻，真诚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迪迪对艾伯塔说，“我希望我妈妈像你一样”聪明又好说话。艾伯塔也不吝她的赞美：“你年轻又漂亮，还有绝妙的幽默感。”此时艾伯塔的话语不再像最初时那样紧张生硬了。迪迪自暴自弃地说出“我太蠢了”之后，她擦掉迪迪的眼泪，及时为她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你才不蠢，孩子。别让任何人这么说你，好吗？”在迪迪犹豫时，艾伯塔鼓励她坚定地离开糟糕的丈夫：“你应该在忘记你的愤怒之前回家。”迪迪离开前表示想要归还欠艾伯塔的钱，艾伯塔拒绝了，她成为在情感和物质上一并支持女儿的“母亲”。

玛莎·诺曼在本剧中呈现了两种母亲的形象：一位冷漠挑剔的亲生母亲和一位聪慧体贴的代理母亲。玛莎·诺曼坚信，家庭以外的成员，特别是同性成员，可以为女性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启示。本剧中的“母亲”更强调情感和灵魂上的联结而非血缘上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角色转换中，艾伯塔和迪迪通过情感和心灵上的彼此支持变得成熟，进而迈向新生活。

三、结语

玛莎·诺曼以戏剧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了女性之间的支持与救赎，她们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打开心扉相互依靠，从逃避生活到直面真相，从停滞不前到向前迈进。玛莎·诺曼构筑的是打破阶级、年龄等限制的理想的女性共生关系。女性之间互助不仅给剧中角色带来了启示和引导，也能够启发观众反思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存境况，女性互助的主题对于当代社会仍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曲阜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郭宇君（1997—），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