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仇（四题）

发 小

周卫东的父亲和我父亲同在医院工作，我叫他周伯。周伯是锅炉工，我爸是大夫，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地位也略有差异，但两个人却非常要好。我父亲有诸多缺点，少有的优点之一是从来不摆小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越是底层的人他越是乐于亲近。没事儿的时候他就去锅炉房找周伯聊天。有一次周伯说：“你看你这白大褂，我这儿烟熏火燎的，别弄脏了。”我父亲说：“没事儿，脏了可以洗。”

周卫东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有明显的智力缺陷。周卫东的两个姐姐都正常，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他这儿偏就是个傻子。据我观察，傻子有两种：一种是蔫了吧唧型的，平时不声不响，没什么乐子可找；一种是欢蹦乱跳型的，总是不断地出洋相。周卫东如果属于前一种，我也就不戏弄他了，不幸的是他偏偏属于后一种，特别有戏弄价值。举个例子：学校组织学生看电影，看完电影，同学各自回家，他却要找个地方，把他在电影里看到的最让他兴奋的片段演上一遍，而且他必须演电影里的英雄人物。至于与英雄人物所对应的反面人物，如果没人配合出演，他就凭空想象，对着空气表演；如果有人配合演的话，他就再高兴不过，演得就更加投入更加动情。有一次，看完《侦察兵》，他说他要演王心刚扮演的那个我军侦察英雄，问我能不能帮他演一下被侦察英雄击毙的国民党狗腿子王德彪。我答应了他，于是我们一起去了河边。我问他怎么演，他说只要他一开枪，我就学着王德彪被打死时的样子倒下去就可以了。我让他先给我做个示范，他就做了一遍示范。我说一遍不行，得多做几遍，否则我学不会，他就一遍又一遍地学着王德彪的样子往地上倒，直到倒得满身污泥才反应过来，意识到我在耍他。他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我在他的哭声中哈哈大笑，笑得肚子都疼了，半天直不起腰来。若河水有知，一定会记住这一时刻，记住河岸上这两个孩子——一个傻孩子，一个坏孩子。

直到今天我还在因一个问题而困惑：我小时候为什么那么坏？如果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人文的高度，也可以这么问：“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个问题以后再探讨。接着说我和周卫东。类似的恶作剧，不计其数。最恶劣的一次，是我无缘无故把周卫东的一个黄军帽（他妈为他仿制的）从他头上薅下来扔进了一条臭水沟。他哭着跑到老师跟前告状，老师向我核实这件事时，我却信誓旦旦地坚决否认。我对老师说：“一个傻子说的话怎么能信呢？”结果老师信了我的话，反倒把周卫东训了一顿。周卫东最后哇哇大哭着走出了老师的办公室。可以肯定，小时候的我，不仅坏，而且阴。

随着年龄的增长，良知渐渐苏醒，我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使是在小说或电影中看到人欺负人，我也会恨到把牙齿咬出声音；如果故事里那个欺负人的坏蛋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会在梦幻中对其施以酷刑。想起小时候在周卫东身上做出的种种恶行，我没有用当时年龄小来原谅自己，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不可名状的愧疚和自责。

小学毕业后，我上了初中。周卫东也上了几天初中，但很快辍学，此后我们再无联系。我上大四那年，暑假期间，他突然来我家找我，坐在我家长满黄瓜、西红柿的小院子里和我聊天。他还是那么傻，说话颠三倒四。他说他已经参加工作了，我问什么工作，他让我猜。我说猜不到，他很严肃地告诉我：“我现在是人民的勤务员。”经他解释，我才弄明白，他接了他爸的班，在医院里当了勤杂工。这事儿我爸早就知道，但从来没跟我提起过。周卫东说他明年就要结婚了，问我能不能参加他的婚礼。我表示祝贺，并表示一定参加，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很激动地站起来和我拥抱，仿佛我不是那个当年对他百般戏弄欺侮的坏小子，而是他久别重逢的亲兄弟。

第二年，他真的结婚了，婚礼是我父亲帮着操办的。我爽约了，没能参加他的婚礼——当时学校还没有放假，我父亲事先也没告诉我。

情 敌

上高二那年，有一天，初中同学王振玉带一小帅哥来一中找我，介绍我们认识。“这是我哥们儿卢小飞，他很想认识你。”王振玉介绍说。我说：“岂敢。”便和卢小飞简单地握了握手。男生之间握手总会有一点儿力的较量。卢小飞明显比我有劲，手掌上似乎还有一道凸起的伤疤，说明他可能是一位经常打架的狠主儿。不过，看他那张脸，又颇似一位儒雅的书生，眉清目秀的，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精致的眼镜。握手的时候他只说了句“你好”，眼睛里还闪烁出一丝似有若无的敌意。当时我没多想，以为王振玉带卢小飞来我们学校是因为别的什么事，只是顺便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因而握手之后我便回到教室温习功课，没再理会他们。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当天上晚自习，到了休息时间，我和罗春兰偷偷溜出教室，找了个没人看见的地方说悄悄话。我无意中说起这件事，罗春兰居然吓了一跳。她告诉我，那个卢小飞是她的初中同学，一直在追她；卢小飞肯定是知道了我们的事，不然他不会来找我。罗春兰问我：“咱俩的事，你都跟谁说过？”我说我就跟李志刚说过。她问我为什么要跟李志刚说，我说：“李志刚说咱班所有女生都在暗恋他，包括你。我一来气，就把咱俩的事儿说了。”罗春兰骂李志刚：“这小子真他妈有病。”继而困惑起来：“那卢小飞是怎么知道的？难不成李志刚认识他？”这时我想起，李志刚和王振玉也是初中同学，一定是李志刚告诉了王振玉，而王振玉又告诉了卢小飞。至于王振玉和卢小飞是怎么认识的，不得而知。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罗春兰，罗春兰点点头，表示明白了，然后就安慰我说：“别怕，有我在，他不敢把你怎么样。不过你也别去主动招惹他，你惹不起他。”她说话的语气温柔而恬淡，红樱桃般的嘴唇轻轻嚅动，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对我的伤害有多大。她说得没错，当时我只是一介文弱书生，确实惹不起卢小飞那样的小混混儿。如果卢小飞真要对我怎么样，或许还真得靠她前去抵挡。然而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话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就意味着卢小飞比我强大，就意味着遇事儿不是我保护罗春兰而是罗春兰保护我，这让我一个七尺男儿情何以堪？少年时代的我，孤高而又脆弱，当时差一点儿拂袖而去。见我脸色突然变得非常难看，罗春兰用手指头在我脑门儿上戳了一下，恨恨地说：“又怎么了？一天到晚事儿事儿的……”

一年以后，迎战高考。高考结束后——准确地说是最后一科考完之后，我和罗春兰都没回家，我们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大街上东游西逛，一起享受大战之后的放松感。四十年后的情人节，我写了一首怀旧小诗，其中“单车双跨说心事，重手轻伸揽校花”二句，让我一哥们儿质疑，他在我的微信上批道：“料是校花身健硕，骑车谈笑驮我哥。”罗春兰身纤腰细，并不健硕，只因每天上学放学都骑自行车，骑自行车的技术练得相当棒。一起出行只要骑车，从来都是她驮我。她问我为什么要报法律专业：“你是想当警察啊还是想当法官啊？”我说：“不管是当警察还是当法官，将来都能收拾卢小飞。”她哼了一声道：“人家也没对你怎么样，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我马上说我是开玩笑的，然后问她：“卢小飞打算考哪个大学？”她回头看了我一下，很惊诧的样子，似乎在说：“你怎么会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我故意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她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够了才说道：“就他还想考大学？我都怀疑他会不会写他自己的名字。”乖乖，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得到这句话，我心中一喜，眼前一亮，内心深处对卢小飞的某种妒恨瞬间消散，一种胜利者的成就感洋溢在我的全身。我无所顾忌地收紧了揽在罗春兰腰肢上的胳膊，恬不知耻地把脸贴在罗春兰的后背上，深深地呼吸着从一个青春少女身上散发出来的温馨气息。

自行车行至北山附近的十字路口，遇到一个大个子交警，他指着我们吼道：“下来下来，骑自行车不许驮人，违章了不知道吗？下来！”

枪 决

三十多年前，哈尔滨市动力区（现已归入香坊区）发生过几起恶性抢劫案。三名凶手联手作案，先抢后杀，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落网后均被判处死刑。为发挥“严打”的震慑作用，上级法院把执行死刑的任务交给案发地法院，即由动力区人民法院对这三名死刑犯执行死刑。那时候的死刑是枪决，不是注射。

那年我刚好在动力法院研究室供职，主要工作是给领导写材料。我想亲手处决其中一名死刑犯，便借着去院长室送材料，向老院长提出了这一申请。老院长以为我是在开玩笑，他说：“你这双握笔杆子的手想握枪杆子了？”我说：“我想亲手除恶。”老院长说：“你会打枪吗？”我说：“我会。我上大学的时候参加过军训。”老院长感觉我不是在开玩笑，他也就不笑了，板起脸训斥我道：“执行死刑是闹着玩儿的事儿吗？你又不是法警，你有什么权力处决犯人？我看你是吃多了。该干啥干啥去！”

坐我对桌的李颖平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高才生，比我小个一两岁，但我一直叫他“老颖”。老颖见我哭丧着脸，一副心不有甘的样子，便递给我一支烟，问我：“你为什么想亲手杀了那小子？你跟他有仇？”我说：“也许吧。”老颖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叫‘也许’呀？”我告诉老颖，我在黑大上学的时候挨过一次打，打我那几个小混混儿都住在黑大那一片儿。老颖问，他们为什么打我。我说他们好像是刚喝完酒，深更半夜在黑大校园里闲逛，遇上谁打谁，不为什么。老颖问：“那几个小混混儿里有你想要亲手处决的那个死刑犯？”我说：“这个我不敢肯定，只能说也许。我查过卷宗了，那小子当时就住黑大附近，也是那一片儿的小混混儿。”老颖笑了，他说：“你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呀。”我没说话。老颖说：“就算领导答应你了，你真敢开枪杀人吗？枪口对准那小子脑袋的时候，你的手不会发抖吗？”我说：“绝对不会。”老颖笑了，意思是他不信。

上级法院要求我院把死刑执行情况写成书面汇报材料。作为这一材料的主笔，从召开公判大会到最后执行枪决，我必须全程参加。别看老颖是北大毕业的高才生，因为来法院工作比我晚两年，当时只能以助手的身份跟随我左右。公判大会在某工厂的一个大俱乐部里举行。台下坐满了群众，黑压压的一大片。老院长站在台上宣布：“现将抢劫杀人犯×××、×××、×××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台下马上响起掌声，可见三名凶犯民愤之大。去刑场的路上，我跟那三个死刑犯同坐一辆敞篷大卡车，那个我想亲手处决的家伙就坐在我对面。望着那张年轻而英俊的面孔，我忽然心生怜悯，心中泛起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此时此刻，他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情？他应该还有父母兄弟姐妹吧，他的亲人此刻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他不知道坐在对面的我试图亲手杀了他。如果知道，他会用什么样的目光看我呢？我正胡思乱想，他忽然开口说话了，而且是对我说的：“大哥，你干吗老看我呀？”我说：“你挺帅！”他说：“谢谢大哥！”

刑场设在市郊的一处荒野。行刑前，要让三个待毙的犯人面对一个土坡并排跪下去。另外两个犯人很听话，法警一说就跪下了，只有他不肯跪，问法警：“能不能让我站着死？我毕竟是个男人。”法警没理他，是我向他做了一点儿解释：“让你跪着死，不是剥夺你最后的尊严，而是让枪口尽量向下，避免子弹平射出去，这样就算万一打偏了，也不会伤到别人。”他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又说了一句“谢谢大哥”，抬眼望了望天空，顺从地跪了下去。不知道是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严感震撼了我还是他那呼唤“大哥”的声音感动了我，指挥行刑的执行庭庭长喊完“预备”，三名法警手里的半自动步枪齐刷刷对准三个犯人后脑的一刹那，我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半空：一个刚刚还在喊我“大哥”的年轻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吗？……

“打！”执行庭长一声断喝，枪响了，整个旷野随之一颤，我的身体也跟着一颤。老颖先是扶了我一把，然后递给我一支烟，笑着说：“我就说你不行吧，你还不服。”

天 书

田敛杰的丈夫是一个咋咋呼呼、没什么素质的男人。大概是因为夫妻感情不好，田敛杰特别不愿意回家，总是找各种理由在单位加班。单位同事不愿意跟她加班，尤其不愿意加完班后跟她一起吃晚饭，因为她一喝起酒来就跟男同事开一些不三不四的玩笑。男人是不怕开那种玩笑的，只是不愿意跟她开。女同事对此也很反感，甚至觉得她在给女人丢脸。她却乐此不疲，似乎不如此就无以消耗她那多余而旺盛的雌性荷尔蒙。不知道她是真的没有自知之明还是缺乏一个女人最起码的自我控制力。

我们之间的冲突与荷尔蒙无关，而是缘于她的另外一种嗜好。春节前的某一天，她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说是要聊一聊工作。聊着聊着，她把话题转到了我们单位一把手黄书记头上。她说她不愿意在我们这个部门工作，这个部门在我们单位最没实权，但因为她没向黄书记花钱“表示”，黄书记就故意把她安排到这样一个部门，云云。我明白她是在拿话敲打我，暗示我过年应该向她“表示”一下，也知道她撒谎不打腹稿，说瞎话张嘴就来，却还是没想到她为了勒索我，竟敢把脏水泼向黄书记。要知道黄书记在我们单位那可是一位有口皆碑的好领导，完全不是她说的那个样子。我没有接她的话，只是冷冷地看着她。察觉到我的抵触情绪，她马上收住这个话题，草草结束了我们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