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与大人生（创作谈）

对作家而言，文章有大小（其实不是大小，是长短），人无大小——都是人，都是大写的人。《红楼梦》之所以高于以往及相近时代的其他作品，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主要在于作者对其笔下的人物一视同仁——在作者的眼里，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人，焦大和刘姥姥也是人。既然人无大小，都是大写的人，那么人生也就无大小，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大人生。但问题来了，小小说能观照大人生吗？或进而言之，它能像长篇小说那样，较为宏阔地反映由无数个大人生组合而成的所谓时代和历史吗？

某位文学大家曾说：“要求小小说有广阔厚重的历史感，概括一个时代，这等于强迫一头毛驴去拉一列火车。”这话当然没错，似乎也不全对。以他老人家那篇著名的《陈小手》为例，一个叫陈小手的男人，因长了一双特别小的手而擅长接生，受一个军阀团长之请，给这个团长的老婆接生，接生成功后却被团长一枪打下马来，因为团长觉得自己很委屈：“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你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这样的小小说固然无法大而全地描摹出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却“一剑封喉”地扼住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黑暗与恐怖，能说这不是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吗？我认为，文学上的“以小见大”不是要通过一滴水看到整个大海，而是要通过一滴水看到无数滴水，通过一个命运悲惨的陈小手看到无数个命运悲惨的陈小手，通过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团长看到无数个杀人不眨眼的团长，而这，正是小小说最厉害的地方。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并不少，比如许行的《立正》，比如于德北的《杭州路10号》。《立正》通过一个患有心理疾病的国民党兵洞穿了时代的黑暗，《杭州路10号》通过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雪雪”品鉴了既是两代人又是两类人的不同人生。这样的穿透力、概括力，怕是某些平庸冗长的所谓文学巨制也无法企及吧？

小说是文学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不是说诗歌和散文等就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其中又以小小说最为独特。小小说有点儿像黄天霸的飞镖或者李寻欢的飞刀，不仅小巧玲珑，而且狠辣无比。关羽耍大刀，一刀砍不着还可以砍第二刀、第三刀，可以大战几十回合不分胜负。飞镖或者飞刀不行，必须是百步穿杨，一击索命，必须是“小李飞刀，例不虚发”。以上观点，也许还是老生常谈，却是我对小小说的看法或曰定位。有了定位，写作就有了目标。然而有目标是一回事，实现目标是另一回事，你能看到珠穆朗玛峰不等于你就真能爬上去。我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要求不高，爬到哪儿算哪儿。攀爬的过程本身就很有趣，令我欲罢不能。年轻时写什么东西都非常刻意，虽然偶尔也能出点儿彩，比如得过“黑珍珠奖”、有过“经典”美誉的《神刀》，但多数作品造作而生硬，给人一种装腔作势、半生不熟的感觉。到了一定年龄，经历了一些事，才算悟到了作文的最高境界（其实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文无定法，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是“从心所欲”；但要有底线、守规矩，不能乱来，这是“不逾矩”。我说的底线是道德底线——力求弘扬真善美，绝不贩卖假恶丑；我说的规矩是最基本的写作章法，即说人话，写人事，写值得写的、与人生有重要牵涉的事。我觉得作文和做人一样，不能太无聊，不能因为小小说是“小”小说而总是把目光投向一些无足轻重的鸡毛蒜皮。以上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不一定对，与别人无关。可能是年龄的原因，最近几年特别喜欢怀旧，这便有了包括《天下无仇》在内的一系列“四题”。爱恨情仇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一个“仇”字，引发过多少残害与杀戮、忏悔与救赎？不要以为只有某些英雄人物的家国情怀才值得关注，与之相比，芸芸众生的恩恩怨怨更复杂，更莫测，更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因而更值得一个作家去回忆、去观察、去思考、去揭示。感谢《百花园》把我的这些经过了回忆、观察与思考的文字发布给这个世界。至于我的文字是否完成了“以小见大”的揭示、我的小小说是否完成了对大人生应有的观照，只能由读者评判了。

[责任编辑 王彦艳]

张望朝，1965年11月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1987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律系，法学硕士，现任黑龙江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曾在央视《百家讲坛》先后主讲《杨子荣》《杨靖宇》，在山东卫视《新杏坛》主讲《张望朝品水浒》。著有文化随笔《天下无贼——说不尽的〈水浒〉人物》《人生的真经——〈西游记〉哲学》及长篇小说《刑事》等。中篇小说《高考前那些事儿》、短篇小说《号啕》、小小说《神刀》《家长四题》等散见于《北方文学》《小说林》《百花园》等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