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几句令人欣喜的话

于德北，1965年生，吉林德惠人，吉林省青少年作家协会主任，长春市作协副主席。已发表文学作品500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散文集、短篇小说集、小小说集、散文诗集及童话、儿童小说等60余部。小小说《杭州路10号》获首届“海燕杯”全国征文一等奖，小小说集《美丽的梦》获“冰心图书奖”。另曾获第三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冰心散文奖、长白山文艺奖等奖项。有作品被译介到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家。

坐在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的院子里，两棵巨大的核桃树将我荫盖。我突然意识到，这种荫盖不是客观的，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因为我接受了张望朝布道式的忏悔和救赎。因为这种忏悔和救赎，我意外地获得了一份内心的清凉。

张望朝的小小说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但不排除意识流的手法。我之所以说“布道”，是由于他动用了全知式的视角，将他的主人公一一推出。无论是周卫东，还是《情敌》里的“我”，抑或是《枪决》里的另一个“我”、《天书》里的田敛杰，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和若干配角的全景式展现，早已超越文本，将芸芸众生的千姿百态呈现给读者。在这一点上，作为小说家的张望朝是自然而从容的。以《发小》为例，“我”的小学同学周卫东因为有智障，小时候被“我”百般戏弄和欺辱。等长大了又见面时，“我”的内心是纠结的。以常情而论，他的婚礼“我”是应该参加的，可“我”为什么不去？有人会因此认为这篇小说不完备，实则不然，张望朝的布道恰恰在此。他的远避是自我救赎，也是对周卫东的真切的心灵忏悔，而这种疏离令人意想不到地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性。这是一种寂寞与矛盾交织的心理，是发自肺腑地对过往失当的“牵制”。再以《枪决》为例，在这篇小说里，张望朝的布道表现在主人公内心世界“人性之殇”的动荡及转折。在“亲历性”的支配下，“我”的恨意渐渐消散的过程中同情、怜悯的油然而生，难道不是打开人性核心的密钥吗？张望朝所布之道，不是子虚乌有的，也不是乌托邦式的，它是作家本人摆脱混沌和孤独之后的价值观。

说来也巧，读张望朝的小说之前，我刚往返步行近五公里的路程，去刘庄复印我在创作之家阅览室里找到的资料。这些资料里有一份《二十一世纪，短篇小说还可以怎样写？——细读〈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普鲁士蓝〉》（作者桑梓），文章是谈智利作家本哈明·拉巴图特的短篇小说《普鲁士蓝》的。作者在分析这篇小说时指出：“通读下来，整篇小说至少有三点值得琢磨：其一，它的转场能力。”在此，我偷懒而且不礼貌地引用桑梓的原文：“小说中时间与时间、空间与空间的转换如何做到自然、妥帖？这篇小说的转场很频繁，但叙事气息并没有因此而被打断，这跟作者强大的叙事控制力有关。”

“强大的叙事控制力”，关于张望朝的小小说，这正是我想说的。以一般的阅读视角，张望朝这几篇小小说里的次要人物是无用甚至是无聊的，比如《发小》开篇的两位爸爸，《情敌》中的李志刚、王振玉之流，《枪决》里的李颖平，《天书》里的曹半仙。你也许会问，这些人物真的有必要存在吗？张望朝是何等聪明啊！反复品读，你会发现，正是因为这些人物的存在，小说的真实性、立体感才彰显出来，小说才显得丰厚而充盈。如果把他们删去，那作品真如气若游丝的剪纸，有其形无其髓了。“好的转场能让小说不枯燥，增强叙事的灵活性。”还是借用桑梓的话，与作家以及读者共勉，提高自己对小说的理解能力。

张望朝的转场轻松而不留痕迹。

另外，我提出一种思考：在张望朝的小小说里，有没有关于生命伦理的书写？“我”对周卫东的欺辱，“我”想到情敌时病态心理意识的流淌，“我”面对死刑犯时的自我道德质问，“我”和田敛杰之间真善美、假丑恶的对立。——从主角永不缺失的立场来看，其中是不是真实地存在着一波又一波的伦理交锋？我学识、认知浅薄，无法从更高的哲学及社会学层面去准确地设立并解答这一问题，但我乐于把我的一点儿思考提出来，请读者和各位方家深入地探究。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