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城何以寂寞：骆宾基的桂林经验与战时生活的精神样本

1940年初冬，赴皖南采访新四军未果又失去了组织关系的骆宾基，在苦闷中接受了冯雪峰的建议和资助，于同年底抵达桂林寻找文艺界战友，重新努力于创作①。自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桂林因其地处华南与西南交界且在前线与后方之间可进可退、交通便利的地理优势，以及桂系军阀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潜在矛盾，特别是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与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成为抗战时期有名的“文化城”。从重庆、南京、上海、江苏、浙江、武汉、广州等地迁徙来的大批革命作家、文艺家与进步文化人士纷纷汇集于此，使桂林成为当时左翼知识分子保存和发展抗日文化力量的重要阵地。抗战期间骆宾基曾先后两次出入桂林。1941年初，皖南事变的爆发导致桂林的政治气氛骤然紧张，《救亡日报》被国民党军委查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被强制撤销。据周钢鸣的回忆，生活书店等具有进步倾向的书店、出版社相继被查封，抗日文艺团体的活动遭到镇压，“革命文化工作者都分别疏散到香港和海外去，有的通过香港经上海转入江北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有的则以香港为基地继续开展抗日文化活动”②。骆宾基接受了茅盾的建议和邀请，先是转去桂南乡间的博白中学教书以获取路费，后由广州经澳门赴港，并于1941年9月抵达，与茅盾、叶以群、胡风等左翼文人及周鲸文、董秋水等东北同乡相聚③。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骆宾基在战火中照料重病中的萧红，次年3月由香港经澳门、梧州返回桂林，直到1944年文化界“桂林大撤退”前夕才离开桂林去往重庆。

骆宾基在桂林虽然只停驻了两年多的时间，但其创作无论在数量还是艺术水准上都达到了高峰，不仅有《姜步畏家史》第一部《幼年》和《人与土地》《吴非有》《蓝色的图们江》等中长篇之作，还写出了被日本学者誉为抗战时期的“文学杰作”与“美的结晶”④的短篇代表作《北望园的春天》。此外，《寂寞》《生活的意义》《贺大杰的家宅》等一系列精心结撰的短篇小说或是在桂林写就，或是以桂林时期的人事见闻和生活体验为素材，可谓以小说的形式保存了一段知识分子后方生活的心灵史。与上海、浙东时期相比，骆宾基此时的创作焦点开始发生转移。1941年起，骆宾基开始在短篇小说中处理前线士兵与知识分子的后方体验，中篇小说《吴非有》则将笔触伸向了东南后方的一个县城，刻画了文化界、知识界、军政界中几类在抗战初期的救亡热潮过去之后，逐渐转向麻木、庸俗、将抗战职业化甚至功利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中既有“华威先生”式的主题，又有革命青年的幻灭，并由此开始聚焦于大后方知识分子群体中“普遍存在着的苦闷与彷徨，失落与空虚”的精神生活问题，关注点也“从前方血与火的实战经历与感受转向了后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⑤。如果说，此前在浙东农村从事民众救亡工作仍是在毗邻前线的后方服务于抗战，那么骆宾基在桂林的写作显然更加专注，与战争现场也更为疏远，可谓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一个作家的生活状态。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写作中，骆宾基反复抒写的恰恰是一种后方生活里难以排遣的“寂寞”。

一、“寂寞”的难题：文化城里“流浪的人”

1941年，骆宾基在平乐观音山写下了一篇以《寂寞》为题的短篇小说，开篇即以一个旅行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呈现出一种孤寂寥落的战时体验：

这城市，既古老，又偏僻。由于后方都市的商人都集中在这里办货，却又十分繁荣。现在已记不清楚它的名字。总之，这类城市在接近敌军占领区域外，随处可见的。不过这城市是在南方。我这时站在窗口，起初还能望见竹林和割过的稻畦；继之我仿佛还觉得时候已近黄昏。终于我凝目远望，却没有什么映入我眼里，我又被那一个不可解答的问题吸住了：——为什么我这样寂寞呢？我在深思甚至于忘记我自己。⑥

这一关于“寂寞”的感觉之强烈、难题之无解，给叙事者造成的精神痛苦之剧，甚至直接演化成身体病症仓皇倒下，被送进了一所冷清的战地医院。小说借在此养病的“我”之眼光刻画了两位个性截然相反的护士形象：冷静、严肃的密斯王，和活泼、好动的密斯卢。小说的情节性并不强，唯一的转折在于一群伤兵对医院静谧气氛的打破，叙事线索也是围绕医院从幽静到热闹再到幽静的氛围变化展开的。两位护士对这一变化的态度并不相同：伤兵的到来使医院里充斥着咒骂、厮打和咆哮，却给密斯卢带来了兴奋与刺激，更使其和一位青年军官之间产生了暧昧的情愫，伤兵离去后，密斯卢也陷入了无聊的寂寞；相反，密斯王始终保持着冷静而严肃的工作态度。小说结尾，两位护士也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密斯卢那年春末，就出嫁给师部一个副官主任，年轻，受过一次伤才得到这个缺。而王芳小姐，依旧在服务着。”⑦

除去弥漫在叙事者的细微感知、舒缓的叙事调子以及环境氛围里的“寂寞”，以两位护士的态度和选择为喻，骆宾基写出的其实是弥漫在战时大后方日常生活里整体性的“寂寞”，以及面对这种“寂寞”时的伦理分歧与精神辩难。在叙事者离开之前，密斯卢和密斯王曾就“寂寞”展开过一次小小的辩论：

“你问现在吗？”密斯卢说，“只有一个军部的伙伕……有什么事作，真寂寞哪！”她轻轻叹口气。

“假若你没有什么私欲，寂寞不会生出来的。”王芳小姐说，“这就是说，你的私欲没得满足，为这你就寂寞，寂寞……譬如你有谈欲，没有人谈天，你就觉得日子无聊……”

“不。”密斯卢打断她的话，“我是说整个的寂寞。中国象（像）是没有战争的状态一样！”⑧

对密斯王而言，寂寞是可以通过克制个人的欲望，将自我投入严肃的工作中加以克服的。但密斯卢所谓的“寂寞”是一种笼罩在战时生活中的整体性的寂寞，是一种仿佛隔绝于战争现实、无法切实参与其中的精神困境，这也正是小说开篇困扰着叙事者的那个“不可解答的问题”。尽管叙事者在小说结尾通过对密斯王的肯定似乎找到了某种可取的生活态度，但事实上，无论是在作家个人生活的现实感受还是其后续的小说创作中，这一问题始终处于无解的状态。

在一篇1942年夏重作于桂林的小说《生活的意义》中，骆宾基瞩目的是一群士兵寂寞无聊的生活体验：“我们一共九个人，从前线撤退下来，说是调到后方休养的，可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出发。你想，我们拿枪的老粗们一离开抗日的战争，日子过的（得）又有什么味道呢！”⑨作为一支有纪律、守规矩、有觉悟的队伍，这群士兵有着严格的自我要求，然而越规矩就越寂寞，只能在村前一座孤零零的祠堂里整日面对一个大污水池，靠闲聊、下棋打发日子，连早操、识字的文化课、小组讨论也“都不入心不入耳”，因百无聊赖而日益涣散。短暂地打破这一沉滞生活的小小戏剧，来自水池旁不知被什么东西咬了手而莫名恐惧的洗衣老妇孙寡妇。士兵们因此对池子发生了兴趣，为之争论、打赌，将抓“鬼”作为一点生活乐趣，孙寡妇却陷入迷信与痛苦，开始说起胡话。这使士兵们也开始对这无聊的游戏感到荒诞：“本来我们每次是为的探听些嬉笑材料的，但结尾往往是黯然，一片沉静。仿佛那孙寡妇一定不会活的（得）再长久一样。”⑩最终，水池里咬人的“鬼”被证实只是一条大鳜鱼，士兵们正准备给孙家送去时，“村子里就传来报丧的锣声。那凄凉而沉闷的音调，使我们久久无语”11。此后，士兵们又回到了旧时的沉闷中：

以后吗？这以后我们又恢复了以往的寂寞生活，彼此傍晚坐在祠堂门口，一句话也不说。……

谁知道，什么时候能接到出发的命令呢！每天傍晚看着秋风扬起的灰尘、落叶……一片灰茫茫的尘气，一片的灰色……尘气，在天空飘展着。……灰色……尘气……有的打盹，有的补裤子。12

和《寂寞》一样，《生活的意义》书写的同样是一个由寂寞被打破、打破的无效、寂寞的复归构成的后方生活的寓言。士兵的无聊游戏与孙寡妇的凄凉悲剧之间形成的张力以悲哀的反讽揭示了某种难堪的真相：这种整体性的“寂寞”使每个人都困守在自己的位置上，既无法切实地参与抗战，也不可能对乡村民众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因而很难找到“生活的意义”。更具悖论性的是，这些士兵尽管厌倦后方生活的沉滞，但其生活态度不可谓不规矩、不自律。与《寂寞》的结尾将希望寄托于某种严肃、沉默的工作态度不同，骆宾基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在于：再严肃、沉默的工作态度，在丝毫无可作为的处境当中又能如何呢？

这种无事可做又无处排解的“寂寞”几乎可以视为作家骆宾基自我处境的某种投射。如胡风1938年底在复旦的一次演讲中所说，在全面抗战的炮火声中，知识分子纷纷从书斋、客厅、教室、亭子间和地下室跑了出来，向各种各样的领域分散开去。然而当战争步入相持阶段，许多知识分子走过了这条“虽然困苦但生活形象却纷至沓来的，长长的旅路”，尽管写作姿态可能已经发生改变，但在远离前线的后方，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由书斋、客厅、后花园构成的“作家底世界”13中去。从“长长的旅路”重新回到（或短暂地回到）作家的“小世界”，一方面带来的是文学空间的收缩乃至封闭，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美学上的沉潜。对骆宾基而言，这条动荡的迁徙之途开始得更早，他也多次试图正面介入战争现实，参与抗战工作，但总是在“到前线去”的道路上遭遇挫败或错失时机，无法真正进入战争与革命的中心地带，总在前线与后方的边缘徘徊14。撇开在浙东、皖南、香港、桂林之间的辗转不谈，即使是在桂林相对安定的时期，骆宾基似乎也并不甘于“小世界”内部空虚的热闹或乡居生活孤独的沉潜，反而困滞于一种“流浪汉”“漂泊者”般的“借住”生涯中。1942至1943年间，骆宾基频繁更换住地，“常往来奔波于桂林市区与近乡之间，尽可能在维持生活的同时坚持从事创作”15。据友人的回忆，骆宾基有时躲在乡间写作一段时间，有时则回到城中与朋友们相聚，曾多次留宿在姜庆湘、王镛镕夫妇在七星岩六合路的家，在与别动队中的旧友白萍偶遇后，白萍也曾托人安排他在市郊的兴安伤兵疗养院租住。作家张洁还曾回忆起儿时她的父母收留骆宾基借住的情景：

珍珠港事变以后，在桂林，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住在我们家里。由母亲做饭、洗衣、照顾他的生活。……

而且清早起来，只要一打开他的门，便有浓浓的烟雾从他那窄小的房门里滚滚地涌出。那个房门，活象（像）个烟囱口。好象（像）他一夜没睡，挺辛劳地烧了一夜的湿柴禾（火）。他吸烟吸得很凶。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北望园的春天》那本集子里的好几篇小说，就是他穿着脏衬衣，在冒着团团烟雾的那间房子里写就的。要是我想念儿时在桂林的生活，我会从那本集子里，找到昔日的房间、竹围墙、冬青树、草地、鸡群、邻居家的保姆、太太，以及我父亲、我母亲和我自己的影子。16

1943年春，骆宾基借住在董秋水夫妇在七星岩附近的家中。这个院落里还住着《救亡日报》记者、《人世间》杂志主编周钢鸣一家，木刻家黄新波夫妇，在桂林美专教书、业余从事木刻创作且爱好文艺的过长授，以及太平洋战争后从香港返桂的原“旅港剧人协会”成员舒强，当时正在广西艺术馆排演于伶创作的四幕话剧《长夜行》17。这个院落及其住客也正是小说《北望园的春天》的原型18。

从毗邻战区的浙东农村到大后方繁荣一时的桂林文化城，生活状态与实践方式的变化也会带来作家心态与美学情调上的转换。但骆宾基小说中那种“寂寞”的情感经验以及对“生活的意义”的索解，或许也与其在桂林的城市与乡间、文艺群体活动与独居写作两种不同的文化空间与生活状态之间的频繁变换有关。作为当时可与重庆、延安并提的“抗战后方文化中心”19，桂林汇集了全国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文化人、作家与艺术家，出版业、戏剧运动、木刻运动等文化活动都很兴盛，其实很难说是一个“寂寞”的所在。据周钢鸣的回忆，桂林的文化生活相当丰富：

不少书店也搬迁到桂林，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书店、黎明书店、科学书店、开明书店，还有冯玉祥办的三户书店，新成立的白虹书店。出版社有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救亡日报》附属的南方出版社、文献出版社等，还把外地出版的书都拿到这里来发行，各书店也继续出版书籍、刊物，真是繁花似锦，盛极一时，光是全国知名的书店和出版社就有二十多家。……

出版事业的兴旺，使桂林读书、写作的人越来越多。抗战几年间，在桂林居住、写作并开展各项活动的知名文化人，我想得起来的，作家有茅盾、夏衍、柳亚子、胡愈之、邵荃麟、葛琴、司马文森、宋云彬、巴金、王鲁彦、韩北屏、艾芜、聂绀弩、孟超、端木蕻良、骆宾基、凤子、秦牧、吴紫风、陈芦荻、艾青、熊佛西、林林、黄宁婴、汪巩、秦似、华嘉、谢加因、安娥、陈残云、胡明树、马国亮、鸥外鸥、于逢、易巩、黄庆云等；戏剧家有田汉、欧阳予倩、章泯、洪深、焦菊隐、马彦祥、唐槐秋、瞿白音、杜宣、洪遒、许之乔、万籁天等；画家有徐悲鸿、丰子恺、黄新波、阳太阳、廖冰兄、周令钊、余所亚、郁风、刘建庵、张安治等（关山月也在桂林开过画展）；音乐家有张曙、李凌、赵沨、甄伯蔚、陆华柏、林路等。真是人材（才）辈出，济济一堂。20

即便是骆宾基自己也常在回忆中谈及当年在桂林与友人同编刊物、喝酒谈天之乐：当时与聂绀弩合编《文学报》期刊时，骆宾基为了组稿常到胡风在七星岩附近的小院里做客，“来自延安的丁玲的短篇小说和田间的诗抄，都是经由胡君之手转我而在《文学报》革新号第一期上发表的”21；念及诗人伍禾时，骆宾基也曾畅怀当年苦中作乐的情景：“在七星岩下喝茶，嘉陵川菜馆中酒会，评古论今，我们的稿酬虽所得无几，但‘曲肱而枕之’，确也都感到‘乐在其（诗）中矣’”22。然而与之相对的是，骆宾基写给友人的信中却往往呈现出一种在热闹与寂寞之间彷徨无主的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