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转折时代的综合视野

前一段时间，路杨发给我她即将问世的三本学术专著的电子版，其中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劳动”的诗学：解放区的文艺生产与形式实践》一书日前入选商务印书馆的“日新文库”第三辑；《革命作家的战时迁徙与文学想象（1937—1949）》则被收入李怡、张中良先生主编的民国文学史论第三辑“革命文学与红色文学研究”，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关于新文学的论集《构造与重造：新文学的话语与形式》也列入“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出。

从2010年秋天路杨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现代文学硕士算起，十几年的光阴逝去了，但对路杨来说，这逝去的时光已经沉积在这三本著作中。在电脑屏幕上“翻阅”这些我大都已经读过的文字，一时间有些激动。或许因为作为路杨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导师，我见证了其中大部分文字或顺利或艰辛的创生过程，多少了解一些文字背后的心迹，也就似乎格外感受到它们的分量。

路杨2022年夏天重新回到北大中文系，任职于当代文学教研室，她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也向共和国文学以及当代批评转向。不过如果对她的这三本著作做一个总体性的观照，可以看出核心话题领域是关于1940年代文学的，其中前两本都是20世纪40年代文学史领域的具体课题，而在第三本论集中，40年代文学也占据了醒目的位置。纵观路杨的40年代文学研究，可以说已经重构了一个天地玄黄的转折时代的综合视野。

大约在两年前，钱理群先生编辑了自己关于1940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论集，计五卷，总共近四百万字。我浏览钱老师发给我的论集目录，发现他把路杨关于他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篇评论文章《玄黄时代的“大文学史”视野——钱理群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启示》①作为五卷论集的代序，当时很为路杨感到欣喜。等疫情稍缓，我去看望钱老师，在一下午的长聊中，他谈到了对路杨这一代学人的期待，谈及他当初参加路杨的博士论文答辩时的兴奋，也提及他非常看重路杨对他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总结，但更加看重的是路杨的这篇文字所反映出的年轻一代学子在194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这也启发我把路杨关于钱理群先生1940年代研究的论述与她自己的相关研究进行互观与互证。

在路杨的这篇文章中，她这样描述学界关于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拓展：

距离《1948：天地玄黄》初版二十年后的今天，“四十年代文学”研究已被证明的确是一座“富矿”。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围绕战时中国的三大政治板块的文学研究热潮此消彼长，战时文人群体与文学活动的研究已细化到多个城市中心或地方区域，战时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等诸多环节机制，及其与战争、政治、市场、教育以及学术等各方面的关联视野亦逐步建立。伴随着“抗战文学”“大后方文学”“正面战场文学”“战时文学”等概念的提出，抗战与建国、地方经验与国家想象、基层治理与战争动员、迁徙与流动、记忆与创伤等各种问题领域也相继浮现。各种各样的命名与议题的发明与开掘背后，都是对于新的问题结构与研究方法的持续探寻。

在某种意义上，路杨本人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也正代表了新一代学人“对于新的问题结构与研究方法的持续探寻”。她的上述三部著作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自己的学术旨趣和特点，锚定自己的研究场域，进而自觉寻求超越的结果。

路杨的博士论文《“劳动”的诗学：解放区的文艺生产与形式实践》所取得的突破，或许就体现在作者既是在1940年代的总体问题域中思考解放区的文艺实践，同时也试图探索解放区特定、特异和特殊的文艺生产机制，尝试在政治、社会、文化、艺术理论的综合性图景中思考文学问题，兼容了社会史、政治史、文学史、艺术史等多重视野，进而寻求方法论意义上的创新。我最激赏的是路杨聚焦“劳动”的范畴，在几乎是研究史的空白处“无中生有”地生发出诗学的议题。她在概念史梳理的基础上，把“生产劳动”理解为解放区建设中重要的政治与文化场域，由此再反观文学和艺术形式，从具体的形式实践当中，发掘具有整合性的“文艺”概念与实践的诗学，展示出一种有效的理解和阐释解放区文艺的研究视野。在路杨的研究图景中，“劳动”因此构成的是一种观念与实践、政治与文艺之间的中介性存在，一方面“劳动”在社会史的层面构成了解放区文艺的现实情境与实践主体；另一方面文艺生产又以形式实践的方式对具体的劳动实践进行组织、诠释与想象性的改造，最终呈现出生产劳动与文艺生产机制相互影响的微观研究视野。“劳动”范畴由此激发出一种强有力的历史动能，也使解放区文化政治中的联动机制生成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整体性，背后彰显的是解放区文艺生产、社会生产与政治实践之间的统一性。而“劳动”作为一种具有整合性、开放性和生产性的诗学机制，在路杨的研究中也体现出一种能动的历史建构性，它勾连的是“创作主体的生成”“文艺生产工具的改造”以及“文艺形式的生产性”三大核心问题线索，也突破了我们关于“诗学”视野的理解，彰显出解放区文学艺术所具有的特殊的创造力，最终揭示的是解放区文艺与政治、生活之间相互生产的独异的历史关联性。

路杨把“劳动”阐释为某种勾连起文学艺术文本和社会历史实践的中介性机制，这一思路也获得了更年轻学子的共鸣。路杨的师弟，目前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刘东就曾经试图进一步阐发“中介性机制”所蕴含的可能性的理论空间，认为把“劳动”作为一个“中介性的空间和视野”，“超越、打破了文学的自足性”：

“劳动”之所以能被描述成为一个诗学概念，是因为文学和政策、意识形态是同步进入乡村现实，文艺创作当然参与了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的构建，但显然不只是“构建”，也不只是“缝合”的关系，对于不同的创作者和创作方式，“农村现实的具体面向与政策路线、意识形态之间的扞格会在不同的程度上，以问题或症候的方式遗留在形式的内部”。……文学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确实都被容纳进了一个“中介性的空间和视野”。②

因此，在统合解放区文学的生产机制和文本的形式内景的意义上，作为诗学概念的“劳动”显示出一种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有效性和拓展性。

应该说，路杨的这篇博士论文为她奠定了一个比较高的学术起点，也蕴含着一些具有总体性的可待进一步展开的研究面向。她的第二本著作，也同样在相对宏阔的1940年代的总体性历史视野中展开关于革命作家的战时迁徙与文学想象的议题。正如作者自己所体认的那样：“这是一部关于战争、革命和迁徙的著作。”“战争”构成的是最具有覆盖性的历史背景和作家们置身其间的生命情境，同时也构成了文学语境；“革命”则催生了作家们文学创作和主体意识得以生长的意识形态结构；而这一切都得以在作家们的战时移动、流亡和迁徙的生命进程中赋型，因此，“迁徙”的议题既能生成关于1940年代文学的时空意义上的总体描述架构，也是作家们丰富的个体生命图景的具体展开。我格外关注路杨对作为描述框架的战争、革命与迁徙的结构性关系的思考：

战争中的迁徙构成了大多数作家尤其是革命作家的经验基底与感知结构。但在经验性地描述作家在战争中的物质、精神处境之外，我们更希望发掘的是政治与文化上的症候性，尤其是战时社会、个体与群体以及革命文艺本身的变化轨迹中蕴含的新的可能。革命文艺在战时中国面临的问题在于，现代战争的总体战形态使战争、社会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呈现为一个外部危机与内部重造之间的辩证过程。革命文艺的新变既是这一重造本身唤起的文化要求，又必须经过对战时经验与现实结构的重新体认与反思，才可能找到参与这一重造的具体路径。因此，对革命作家而言，战时文学实践中的批判性观察、实践方式的摸索与调整以及形式方案上的争辩，既涉及革命如何对国家、社会、政治与文化的重造做出设计，也涉及革命的自我检视与自我更新。与此同时，我们也试图辨析革命文艺如何在新的历史情势下与五四新文学开启的思想脉络展开对话与反思，从而更深地触及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内在危机与思想议题。③

这种总体观照的结构性视野，直接因应的是战时中国的历史原初面貌，也只有从一个总体性的观察视角出发，才能精准而全面地触及和剥开一个特定年代丰富的历史褶皱。

也因此，我特别看重路杨第三本著作《构造与重造：新文学的话语与形式》中的一篇长达三万多字文章，即《“新的综合”：沈从文战时写作的形式理想与实践》④，作者在文中试图吸纳大文学史观念，借助于对沈从文1940年代《雪晴》小说系列的探讨，重建关于沈从文的综合性研究，背后映射的是对1940年代的总体性视野的观照和把握。而路杨讨论“新的综合”的具体切入点，则是着眼于沈从文的带有“综合性”的形式理想，她认为沈从文所追求的是“将现实人事、道德训诫、智性说理与诗意抒情全部融合在小说叙事中的一种总体性形式”，进而在《雪晴》系列小说中，表现出“一种现代经验、文化传统与地方性知识的综合”。这一“综合了过去与现在、抒情与现实、人性与本能、超验与经验”的形式理想，显示出建构一种具有总体性的小说叙事图景的宏大企图。而我从路杨对沈从文这一“综合”的形式理想的探究中，也得以一窥她本人在1940年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具有某种“综合”性的研究视野和方法。我也把路杨的这篇文章，看成是她开始找到自己的治学理想和初步形成自己的研究格局的阶段性标志。

路杨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在追求一种总体性、综合性视野的同时，也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对文学形式与诗学维度的重视与探究，进而尝试整合形式与历史、社会学视野和审美意识形态建构，寻求探究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新途径。正像她在《革命作家的战时迁徙与文学想象（1937—1949）》一书的后记中所自觉阐发的那样：

瞩目于战争语境下特殊的文学生产机制与丰富的文本形态内部的形式问题，既强调文本细读的方法训练，又注重在历史、社会、政治与文化形成的交互视野中，重审新文学的历史构造与审美问题。现在想来，我从中收获最大的应是一种文学研究的自觉，即如何在构建具有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研究视野的同时，始终坚持对文学形式问题的核心关切。

或许可以说，形式视野和诗学建构是已然内置于路杨文学研究方法论中的固有维度，也构成了路杨审视文学艺术、透视社会历史的某种不可或缺的“透镜”。即使讨论解放区所特有的大众文艺的生产机制，诗学与形式依然是无法规避的视角。当然，在路杨通过“劳动”的范畴探索解放区独有的诗学形态的过程中，“形式”的意涵或许很难在既有的中外文学概论中去求解和印证，而更被路杨理解为一种机制，一个动态的历史结构，从中或许可以阐发出一种“动态的诗学”；而只有建构出一种“动态的诗学”机制，解放区文艺生产的某种特殊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凸显。

路杨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中，也呈现出研究主体的某种鲜明的当代感，或者说蕴含了一种未来愿景和指向。她的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也揭示出1940年代文学所固有的联通现代中国与新中国的跨越性以及“玄黄时代”的转折性。因此，路杨的1940年代研究中也可以见出前辈学者贺桂梅对她的深刻影响。如果说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⑤一书较早地揭示出1949年前后转型期的历史丰富性，那么路杨的著作也同样昭示出一种打通现当代文学畛域的自觉性。当路杨选择了解放区文艺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同时，这种兼及两个时代的总体性观照视野就已经先期内化在她的问题结构之中了。她对解放区文艺的研究，也就顺理成章地把问题视野下延到社会主义文学时期，或者说延伸到了“十七年”文学的历史阶段，从而路杨研究的跨越性，就不仅仅体现在研究对象领域所联结的1940年代的延安文学和新中国的“十七年”文学，而是真正直面1949年的天地玄黄所带给共和国文学的意义，继而以1949年的历史节点为中介，重新获得了观察1940年代文学的可能性视野。

早在《玄黄时代的“大文学史”视野——钱理群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启示》一文中，借助于对钱理群研究的观察，路杨对历史转折期的文学的可能性就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体认：

今天的很多研究在论及这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在历史关口上的抉择与命运时，都很容易滑入一种悲剧化的叙述模式，即尽管他们有很好的文学主张或政治构想，但终将会被一个即将到来的历史远景证明是不合时宜的。但这样的叙述或许过快地滑入到了这一“不合时宜”的悲剧性结论中去，而在“构想”与“时宜”之间具体的摩擦、商榷与重组的过程，包括其“构想”本身的逻辑、内涵、历史效能以及在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实践中的移步换形或起死回生，都尚未得到足够深入的讨论。实际上，即使是在1949年建国（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存在“多种文化成分、力量互相渗透、摩擦、调整、转换、冲突的情况”。而在一个更大的聚散离合的时空视野中，这些失去了下文的设想很可能也获得过其他一些生长、实践或转换的可能。因此，如何进一步撑开这个历史时刻所蕴含的政治想象力与文学创造力，而不是任其被回收到一种既有的历史认知框架或悲情论述中去，也将成为四十年代文学研究面临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