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南亚南来佛教文人行迹的文化史考论

王德威在论张贵兴时指出，由于移民自身的特点（来自唐山的中下阶层），马来半岛上的华人，“垦殖经营外，他们更延续了一脉文风，而且至今不辍，比较邻近诸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在揭示这个异数形成的原因时，王德威除认定其唐山移民的地域性特征外，同时提到了南来作者的作用。他认为，“现代马华文坛在五四时期粗具规模，之后的数十年当地文人与南来作者（最有名如郁达夫）诗文往还，形成颇具地方色彩的南洋风格”①。这个命题很有启示性，它不仅解释了马华文学发生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指示了一条研究南亚华文文学的有效途径，这就是南来作家与南亚华文文学之间的关系。现代文学是一个多元的文学系统，包含新体白话文学与旧体文言文学等多种样式，现代作家也是一个包容性的身份概念，有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也有一些文化人，写作并非其职业，但在文学领域中有着相当可观的成就，其文学写作深深融入了民族和时代的文化传统中。譬如现代佛教界的一些高僧大德，他们是僧侣，同时也是文学家，深厚的文学素养以及长期的文学实践，使得他们的写作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他们的宗教实践与文学实践的融合，也使得他们的努力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与民族文化传统结合的重要路径。由于种种历史机缘，现代中国佛教界与南洋的交往比较频繁，这些交往过程中的南来僧侣大多是文学家，南亚的弘法经历也包含不少文学类的活动，他们在南亚生活的深入程度丝毫不亚于新文学作家郁达夫、许杰、许地山等人。那么，循着王德威启示的思路，在南洋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这些现代佛教徒的文学活动与南洋文学又有着怎样的关系，进而现代佛教文学家对南洋文学乃至文化建设能有怎样的贡献，在东南亚文学史乃至东南亚汉学史的研究中，都可以说是一个可供开垦的一个有意义的学术课题。本文拟就这一课题做一初步的搜集、整理与探讨。

一

现代佛教界的文学家与南洋的交往，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1904年初，著名诗僧苏曼殊在友人的资助下启程南游，经广州出境，前往暹罗（今泰国）、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考察佛教文化，同时开始学习梵文。据其自叙传《〈潮音〉跋》中记载，这次南游，曼殊曾应聘于曼谷青年会，驻锡南海波罗寺、锡兰菩提寺等处所。虽然如其所言，这次南游考察佛教文化，现实与理想之间差距甚大，“所闻皆非所愿闻之事，所见皆非所愿见之人，茫茫天海，渺渺余怀”②，但在《〈潮音〉跋》中，苏曼殊“振铃执鞭，慈悲慷慨，诏诸生以勇猛奋迅，大雄无畏，澄清天下，故其弟子多奇节孤标之士”③。《〈潮音〉跋》本是苏曼殊托名校录人日僧飞锡来言自家身世，这段描述可以证明苏曼殊在考察过程中与沿途人士多有交际过从，其间甚至不忘自己佛教弟子的身份，以大雄之无畏弘扬佛法，净化人心。《燕子龛随笔》中记载苏曼殊参观爪哇“塞典堡植物园，其宏富为环球第一。有书藏，藏书二十余万，均是西籍。余以《大乘起信论》寄之”④。华人众多的爪哇岛上，一个宏富环球第一、藏书二十余万的植物园居然没有一本中文书籍，短短数语，看似平淡，其实隐含着苏曼殊的无尽悲愤，而以《大乘起信论》的佛教典籍寄赠该园，虽不足以说是“勇猛奋迅”，但也是有心促进南洋华人社区的华文发展的有心之举了。

苏曼殊之后，另一位与南洋文化发生重要关系的佛教界文学家是尤惜阴。尤惜阴法名演本，号弘如，是弘一法师的好友。1928年冬，他组织佛教考察团赴暹罗考察佛教文化。如果说苏曼殊的南行考察主要还只是一种走马观花似的表层上的观察，与所到之地的文化人士的交往也多带偶然性，那么，尤惜阴的考察不仅时间长，入世深，而且带有很强烈的弘化色彩。暹罗与中国、日本在当时并立号称三大佛教国，日本的佛教是由中国传输去的，暹罗佛教则属南传佛教，信仰小乘。尤惜阴痛感暹罗佛教不解大乘真义，而华人圈的佛教在暹罗势力孤弱，甚至来到暹罗的华侨“大都为谋生活起见，对于暹人之敬僧如佛，勇于布施，类多目笑存在，以为暹人何痴，一若久住芝兰花圃中，不占分毫香韵然”⑤。所以他在观察暹罗佛教状况的同时，也在暹罗当地的华人圈中提倡净土法门，逗机说教，造成一种远近震动、蔚然成风的声势。1930年，他还在暹罗主持成立了中华佛学研究社。尤惜阴回忆，中华佛学研究社“社中事业益从切实处无声臭处努力进展，今已博得多方面欢赞，恶劣境界被其旋转，旁门外道纠正孔多，佛光大放，于天南狂澜力挽于末劫。辛未年春夏之交上海玉佛寺请台宗硕德谛老法师讲楞严经，阅月之久，暹罗中华佛学研究社选派代表三人参加法会，大乘佛化之南渡已开先路矣”⑥。从这些回忆中不仅可见暹罗南来佛教学者促进大乘佛化的愿力，可见他们与中华本土佛教的密切联系，也可见他们在暹罗这个佛教国家弘法时与当地佛教界竞争的激烈。从文学的角度看，尤惜阴的贡献在于他把暹罗生活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部考察报告《暹罗弘法丛谭》。这部报告10余万字，出版于1934年，里面记载了尤惜阴在暹罗弘法之诸多感悟心得与论述。丛谭记述见闻，故以问题串联章节。大题目者如“暹罗人民受甚深佛化后成功稀有之风尚”“暹罗人民之美德”等，小故事者如“佛脚山苦行有成者众”“宋卡某国师之褒荣迭至”等；有关于暹罗文化、政治体制的考察，如报告中对英、法、荷各种殖民势力在暹罗消长历史的分析，也有具体细致的宗教民俗的描述，如对举国欢送青年出家，对暹罗佛教的像、经、塔、香、寮房等物质相貌特征的描摹。由于尤惜阴在史学、佛学与文学方面的深厚修为，这部报告文学分析历史情势切中肯綮，状写风俗物象形神兼备，对于了解暹罗佛教的发展以及现代中华文化与暹罗华人文化现状之间的关系而言，无疑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抗战爆发后，人间佛教的领袖太虚大师受国民政府委托，在1939年12月组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等佛教国家，这次出访无疑是现代佛教界与南亚文化意义最为重要、影响力最为巨大的一次交流活动。说起意义最为重要、影响力最为巨大，首先是因为这次出访负有国民政府的重托。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发起军事攻势的同时，也不断利用机会发起宣传攻势。利用佛教来做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掩饰他们的侵略行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舆论工具的一个重大的宣传策略。太虚这次组团出访的目的就是到南亚的佛教国家联络佛教界人士，介绍我国的抗战情况以及佛教界对抗日的积极主张，驳斥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佛教的阴谋。所以这次南亚之行，既是文化之旅，也是政治之旅。从政治之旅来看，太虚在印度前后拜谒了印度国民大会领袖波史、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印度圣雄甘地，就如何加强中印两国的联系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协议。波史表示要派出印度医药救护队来赞助中国抗日，尼赫鲁也表示打算派妇女访问团赴中国，把印度妇女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传达给中国人民。从文化之旅来看，太虚在印度、尼泊尔参观菩提伽耶、尼连禅河、灵鹫山、七叶窟、竹林精舍、那烂陀、舍卫国祇园遗址等佛教圣地；在锡兰参观了古代文化中心阿奴拉达坡拉、近古文化中心坎地和诸多佛教古迹，与锡兰佛教徒大会主席等商谈中锡佛教联络办法。这次南行，太虚不仅参访佛教文化古迹，而且所到之处，佛教团体或华人团体邀请讲演说法。太虚是人间佛教理念的倡导者，他的讲演和弘法往往并不注重纯粹的讲经，而是结合佛法来谈人生问题。如他在锡兰卡罗得拉学校广播讲演《应破之迷梦与应生之觉悟》，谈的都是立身修心的人生问题。尤其是途经星洲（今新加坡）时，太虚特意留下时间来做游化宣传。他在中华佛教会讲《在家学佛次第》，在中正中学讲《菩萨行与新生活运动》，在维多利亚纪念堂讲《八正道与改善人群生活》，在静芳女学讲《佛教与中国女学》，这些讲演弘扬佛法，但又切合人生实际，而幽默风趣的讲演风格更使得太虚的讲演如春风送雨，直入人心，在星洲的华人圈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马六甲的华人闻讯后派出代表迎接太虚去访问，而槟榔屿的黄姓领事则因太虚的讲演涉及王公度事前来与太虚争议。这些反响，无论正面还是反面的，都说明太虚的南行以及他的人间佛教理念对当时的南洋文化界产生了震动与刺激。

太虚南行的意义与影响力其次就表现在鼓励和引导了一批亲传弟子扎根南洋，倡导和实践人间佛教理念。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佛教衰颓之势加速，一些心志笃定的佛教徒就如下南洋淘金谋生的华人一样，也背井离乡来到了南洋发展。有的是前往佛教圣地求法，如谢无量的弟弟万慧法师，曾经得到清廷“御赐妙香净境”的影印章，他在印度潜心修习梵文与佛学十数年，后来又在缅甸的仰光大学做佛学教授，成为中国现代佛教界的一个传奇人物，也是现代中国佛教界与南洋佛教界联系的一个核心人物。有的是发大愿心在异域他乡弘法，如太虚南行时曾亲往拜访驻锡槟城极乐寺的会泉法师，又如鼎鼎大名的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法师，他曾三次远赴印度考察佛教文化，也曾在星洲登坛讲法华经，最后是在吉隆坡的三宝洞圆寂。如果说这些高僧大德扎根南洋多少带有一点被动的意味，或者是觉得国内无法可学，或者是觉得国内无教可依，因而远走他乡，隐遁南洋，那么太虚的一批亲传弟子如在星洲的慈航、在仰光的法舫、在马来西亚的竺摩等，他们到南洋扎根，则显然有着主动的开拓人间佛教运动阵地的愿望。所以，他们到了南洋，一方面与国内佛教界的改革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在南洋各地办刊物、写文章、开讲演，极力宣传人间佛教理念。太虚的这些弟子都是武昌佛学院或者闽南佛学院出身，受过良好的佛学、文学与史学的训练，在知识结构上也兼具中西，贯通古今。作为人间佛教运动的奉行者，他们不仅学养深厚，信仰坚定，而且具有很好的社会交往能力和实际操作的事功精神。他们与当地文化人交集频繁，参与社会道德文化的建设行动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在南洋现代文化乃至文学的历史上，确实留下了自己的影像痕迹。

二

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以及交通的便利，革新了社会文化传播的方式，各种文化刊物的创办乃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主要标志，佛教文化也是如此。民国建立以来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佛教创办的报章杂志多达两百种，办刊者有研究会，有居士林，有佛学院，也有各种各样的寺院。在阅读对象上，有在僧众中流通的，也有在社会上传播的；在语体风格上有文言的，也有白话的，大多是文言白话兼具，显示出佛教刊物对启蒙弘法的重视传统。这些佛教刊物中，影响最大也持续时间最长的刊物当属太虚创办的《海潮音》，这个刊物是现代人间佛教运动的主要阵地，在它的影响下，太虚的弟子如大醒、芝峰等都在各地创办佛教刊物，在办刊思想、宗旨和方式上形成一个《海潮音》系，这个系列的刊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现代佛教界造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改革潮流。南洋的佛教刊物《佛教与佛学》《星洲中国佛学》等也是这个系列的中坚分子，它们为人间佛教理念在南洋的传播以及南洋汉学和华文文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值得学术界予以发掘与深入研究。

《佛教与佛学》创办于1935年，创刊主编是星洲丹戎巴葛普陀寺僧寂英，第二卷开始增加转道和尚为主编，发行者是普陀寺。寂英是一位学贯中西的高僧，早年留学德法两国，回国后曾参李宗仁、白崇禧、刘文辉、杨森等将军幕下。转道和尚乃寂英师父，法名海清，福建晋江人。寂英曾有文介绍转道和尚的生平，说他十九岁时与父在漳州南山寺披剃出家，曾因种种因缘与圆瑛、虚云等现代佛教大德交往。后受侨星的福建同胞所邀在星洲主持普陀寺。其间转道和尚“念国内多故，南游僧侣日众，星洲乃为南洋群岛总汇之区，十方丛林，独付阙如，道友挂单，几无静修之所。喜舍巨资，特创星洲光明山，普觉禅寺，寺内各种设施，均具完备，虽不敢必为南洋模范丛林，亦可称为净土宗大道场，安僧供养”⑦。从两人的生平经历看，《佛教与佛学》创刊时，两个主编的分工是很明显的，转道和尚乃是星洲中华佛教会的会长、发行者普陀寺的住持，无疑是刊物在经济上的依靠。该刊为照顾星洲广大读者，从第四期开始为中英双语刊，这种内容设计和文字主编的重任，自然只能由寂英这样的僧侣学者来担当。该刊的宗旨是宣传佛教，倡导和平，也曾经明确提出“出世当知念佛，立世尤须爱国”的口号，其佛教的宗教理念显然是同情、认可乃至宣扬人间佛教的。刊物的栏目设计辟有《人间佛教》专栏，刊物发表过太虚的《佛教和平国际的提议》《新物理学与唯识论》《唯物论没落中的哀鸣》等文章，主编寂英也在刊物上发表过呼应太虚理念的文章，如《读太虚大师的佛徒国际和平建议后》《现代中国佛教徒应有的新精神》《佛教的青年运动》等，在抗日战争爆发时，《佛教与佛学》发表了《太虚法师通电促佛教努力救国》的通讯，寂英响应太虚的号召，也在杂志上发表《全面迎战与中国佛徒》的社论、《介绍佛徒十愿抗敌团》等宣传抗战、鼓动佛教救国的文章。此外，该刊还发表佛法研究、哲学研究的学术论文，虽然学术性较强，其中也可以看到太虚思想的影响。如杨棣棠《二十世纪文化大潮流当以佛法为归墟论》，里面陈述的就是太虚在东西之辩中所提出的“于东洋文化中，又惟佛之普法真能救到彻底而永无其弊”的以东方文化救西方文化之偏，而东方文化又以佛教为本位的观点。从《佛教与佛学》的作者群体来看，中国大陆人士居多，其中大部分都是与太虚人间佛教运动有关联的佛教界人士，所评论的事情和思想也与大陆佛教界气息相通，但同时该刊也开辟了佛教消息栏目，记载了新加坡佛教界的一些活动与近况。在编刊方针上体现出强烈地将中国大陆佛教与新加坡本土佛教联系起来的愿望。

《星洲中国佛学》月刊创办于1946年，创办与发行者是新加坡灵峰菩提学院，主编即是菩提学院的创办人慈航法师（妙吉祥）。慈航是福建人，曾短暂入学闽南佛学院，故以太虚入室弟子自居。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师生之间也有误会，如太虚昌扬新僧服时慈航撰文质疑，但慈航毕生是以奉行太虚人间佛教理念为己任。20世纪30年代慈航曾在缅甸、锡兰等地弘法多年，1940年随太虚佛教访问团出访南亚，太虚一行回国而慈航则留在当地弘化时达十年有余。曾经先后创办了星洲菩提学院、槟城菩提学院，也在星洲、雪洲、怡宝、槟城、马六甲、吉隆坡等地组织了佛学会，《星洲中国佛学》即是星洲佛学会的社刊。该刊在第3期上刊登了太虚法师的道像，登载了慈航写的《太虚大师赞歌》、菩提的《我对太虚大师的几点认识》等文章，第五期上刊登了太虚的文章《因果昭然纵恶者可以止矣》，由此可见该刊与人间佛教运动的亲近关系。该刊的特色之一在于其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虽名曰“中国佛学”，但发表的纯粹研究佛学的论文甚少，大多是论战性的文字，恰如主编慈航的耿直性格（太虚在复慈航信中所给予的评语）。譬如太虚的《因果昭然纵恶者可以止矣》一文指斥二战中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为大恶，而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则是大善，“如此洪大之恶业恶报与善业善报，短短十数年间表得清清楚楚，则佛法所谓众同业报善恶因果，理真事确，更无疑义。而处心积虑以强横恶霸手段侵害他人企图私利之恶行者，宜可知警而抑止，以免悬踵之恶报来临矣”。同一期慈航的《原乱》则批评社会上的贪欲行径，虽然观点未脱20世纪30年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辩论中认为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简单化思维窠臼，但对引发世界大战的物欲横流现象的批判也有发人深省的意义。其他如林泡影《我们应该起来反对内战》、三台令《回头是岸》、蒋思永《佛教应以国际的透视》、峨眉仙《中国今后之佛教徒应采取的趋势》、大雄《我从前也有这样一次糊涂思想》等，即使从题目上看，论战与批判的态度都是一目了然的。该刊另一个特点就是强烈的拓展愿望。曾有一位读者写信给慈航感谢慈航赠刊，并谈自己的阅读体会，说“当此摩登时代以维佛教纲纪而是紧要，凡事认真起来，虽然说易行难，勉行之，长此下去稍知自爱者莫不排除及其成功之一也”，慈航读之，不仅刊发在第9期上，而且取了一个很鼓励的标题：《一个真实的同志》，表达了刊物寻找知音和佛教广交信友的愿望。在1946年第2期上，开头一篇就是慈航的一篇《谁是同志》的社论式文章，充分展示了刊物组建新佛教阵营的用心，这个阵营首先就在于同一志向，所以，慈航解释了他所理解的“同志”含义：“地，不妨两个人不在一处，面，不妨两个人都没有见过，但这个志，各人老早都放在心里面。”然后，慈航特别表示“希望向来自称为新佛教的同志们，赶快拿事实表现出来给我们看，不要在闷葫芦里面打鼓”。为了同志之间互通声气，《星洲中国佛学》在1946年第5期还将中国大陆和南洋等地具有同样的推广新佛教精神的寺院与刊物的名号登录出来，名之为“觅同志”。最后编者还呼吁：“今后之佛教，应从文化、教育、慈善，三方面先努力，并请海内外各佛教刊物杂志，互相登载，以便鼓励，这是今后佛教唯一的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