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余绪，文献的机制

现当代旧书刊、作家手稿等文献在民间的交易已有不短的历史，今日的研究者关注乃至出没于相关交易现场，与书商、民间收藏家等人士交往，似可说是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各类个人收藏之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效应也愈发明显。本人的一些研究即受益于此。本文所涉文献，老舍、叶圣陶、丰子恺、沈从文、茅盾、冰心这6位现代著名作家的未刊书信，即来自一位收藏家。单一的书信缺乏完整的语境，多有空白点，而其写作时间从195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初期，历史时段本身又多有混沌之处，其间可谓映现着尚未为今人所完全察知的历史余绪。而个人收藏这一蔚为壮观的事实本身，既关联着学界所呼吁的文献机制（制度），也使得文献应用呈现出新的态势。

一、历史的余绪：新见作家书信手稿释读

（一）老舍回复文学爱好者——志愿军战士

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话题。像老舍（1899—1966）这样的“人民艺术家”，收到读者、初习写作的文学爱好者的来信自然是常见的事情。目前即可见1958年1月16日老舍给读者的一封复信：

王旭同志：

尊稿及附函先后收到。我因工作极度繁忙，一九五七年出版社制定计划，印我的文集，早将我的旧作品都送来，嘱我选编。可是直到今天，那两包书还没有打开。我很对不起出版社，耽误了他们的出版计划的执行。对我自己也不利，早出书早得报酬呀。可是找不出时间作这件事。您看，我的确没有时间阅读尊稿，至以为歉！

我只看了开首的两节，发现有不少土话和错别字。地方土话，各地读者未必都能了解，且与现在推行普通话的原则不合。土话可以用，但须有选择，不可太多。我建议：您应先练习写短文，把语言文字写通顺了再进行写小说。若是文字还不顺当，写出来的东西须由旁人给加工，便永远不能独立地写作，必然痛苦。原稿另行挂号寄还，希望您恕我极忙，未能代阅如盼！此致

敬礼！

老舍

一、十六

收信人王旭当时为中国人民志愿军493部队一排的战士（据信封），现可见署名王旭的《关爱电波传战场 鼓舞战士斗志旺》①《在与敌对峙的日子里》②等作品，不知是否即同一个人。

老舍信中提到出版社拟请其根据送来的两包“旧作品”选编“文集”，查1958年之后所出版的老舍作品集，符合其描述的似只有收录了《月牙儿》《牺牲》《柳家大院》等七篇“旧作品”的《月牙儿》（人民文学出版社），其时已是1959年12月，可见“工作极度繁忙”应非虚言。

可作为对照的是，1958年2月10日，时为成都钢铁厂工人的李家馨也有来信，声称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要作一个先进的车工；同时，也要作一个业余文学写作者”，并寄上两篇作品。3月21日，老舍复信，表示“近来极忙，又往往患头晕”，无暇阅读其作品，而是从一般性的层面谈到如何提高写作水平③。不过老舍并非直接回复作者本人，而是写给《芳草》编辑部的，且在该刊六月号登出，这意味着李家馨的信及作品可能是编辑部转来的；而《老舍全集》将读者来信附录在老舍复信之后，从中可见当时的一般情形。

实际上，老舍先前已出版《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1954），稍后也有文章与茅盾等人的文章合编为《关于艺术的技巧》（1959），可见，对于当时的知名作家而言，书写新时代、参与各类社会性事务以及认真对待工农兵读者及写作者的诉求，都是其工作的重要内涵。

（二）叶圣陶的两封信

1958年9月，文化部召开会议，讨论降低稿酬标准。随即，9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天翼、周立波、艾芜等人的文章《我们建议降低稿费报酬》，指出“稿费太高，作家的生活，容易特殊化，容易脱离群众。作家一脱离了群众，就等于断绝了创作的源泉”。文章建议“北京和各地报刊应该像上海一样把刊物发表费减去一半。到了条件成熟时，可以根本取消稿费制度”。在此前后，《大公报》《光明日报》《文艺月报》《剧本》《文艺报》《文汇报》等报刊，纷纷发表“热烈拥护降低稿酬”“降低稿酬，推动文学跃进”一类文章④。

新见叶圣陶的一封信即与此相关。1959年1月31日，叶圣陶作《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属于古巴和刚果的人民》（此文讯息见于相关著作目录，但未被2004年版《叶圣陶文集》收录），随即刊载于本年《世界文学》第2期。3月10日，叶圣陶致编辑部表示“不取稿酬”：

世界文学编辑部惠鉴：

我不取稿酬，前交稿时已说明，而未蒙注意。今日收到二十四元支票一纸，与附件一并奉还，希转致贵社财务科为感。

敬礼！

叶圣陶

三月十日午刻

面对时代的号召，写作者已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但刊物的工作似乎还有点滞后。

新见叶圣陶的另一封信包含着书法的含义。不少现代作家也可说是不错的书法家，本文所述老舍、叶圣陶、沈从文、茅盾等人的信札都可说是书法作品。叶圣陶1977年10月28日给上海市广告总公司编辑部徐昌明的信即谈到刻印、书法等方面的事宜：

昌明先生：

手函敬悉。天然同志欲刻印赠我，实不敢当，代我感谢！

他有一旧纸于我处，嘱写字。早已书好，然忘其详址未能寄出。今即请递转何如？至于欢迎大驾来敝寓。上午九点后尚可，下午及晚间均不便。此因近来左目患疾，行动大不如前，特此专告，可予谅解否？

匆复 即请

大安

叶圣陶

十月廿八日⑤

刻印、书法，算得上是雅趣⑥；但对包括叶圣陶在内的很多现代作家而言，书法其实近乎一种日常性的行为，很多题词、信札、手稿都具有书法学的意义。而相关作家全集（或多卷本文集）往往只收文字类作品，书法（以及美术等）作品不在其列，这一状况实有待进一步的协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作家文（全）集收入包括书信在内的作家手迹，当可展现作家更为丰富的面目。

另外，信中谈到眼疾，随后还曾专门谈到晚年视力的衰退“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交来的鲁迅著作‘征求意见本’多少有些关系”，“当时的风气，编辑什么书籍都要‘由各地工农兵理论队伍和各大学革命师生’担任，那一部鲁迅著作也是这么编成的。‘征求意见本’注释特别多，字小，行间密，油墨淡”，对于视力“不甚相宜”，而叶圣陶颇为认真，“所有的注释全都仔细看过，而且提了不少意见”，“看了十本光景”——“直到视力实在吃不消了，才停止不看”⑦。若此，这封信也就有着微妙的时代气息。

（三）丰子恺殊为奇怪的询问

1963年5月20日⑧，丰子恺（1898—1975）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刘安华写了一张明信片，在询问画集进展之前，先提到一个叫作“汪子豆”的人：

昨日有本市汪子豆者来信，言他有我旧画集15册交给你社选用。不知此是何人？15册是甚么？你们选画工作情况如何？我都想知道，请复。

刘安华同志 鉴

丰子恺

五月二十日

很多文献都显示，汪子豆（1921—2005）是非常有名的丰子恺迷。《丰子恺全集·书信日记卷（二）》录1943年4月丰子恺给汪子豆的一封信，其时，丰子恺在重庆，而汪子豆在浙西开化县，用的名字是汪林⑨。据称，汪子豆原名汪志大，在上初中时“买到有子恺漫画的书，看后很是痴迷，一心想拜师学艺”，同时，“仰慕丰先生的艺术学识和人格，取‘愷’字之中的‘豆’字，得此笔名，并一直沿用”。当时曾向写信求教“绘画怎样选纸用笔”，丰子恺的复信就是这方面的内容。而在更早的时候，1937年11月，“日军轰炸位于桐乡市的石门湾，正在用绘画形式记录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丰子恺，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向大西南避乱。逃难途中为防不测，他不惜把此书画稿投入河中。汪子豆知道此事后，便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寄奉给丰子恺，希望继续完成，以警世人。可丰子恺在大后方居无定所，几经辗转，书收到后已接近抗战胜利。1945年5月17日，丰子恺回信说：‘承勉再画，未能实行。因近来体弱多病，不胜其任，且胜利在望，敌罪当由国际判处，此书不画亦可也。原书谨保存，如尊处有用，当即寄返’”。新中国成立，汪子豆“曾到上海日月楼多次拜望”，丰先生则“多次赠书赠画”。1962年5月22日，丰子恺在一封回信中写道：“子豆同志，你如此关心我的字画、文学，亦甚难得。”⑩此外，也有记载称，1961年的某天，汪子豆到家里拜访，表示收藏了丰子恺的全部著作，也有漫画真迹，丰子恺感谢其为“《子恺漫画选》提供了许多不易找到的漫画原作藏件”，且将五幅近作送给他11。

如果上述线索均无误的话，那么，从1940年代到1962年，汪、丰二人可谓多有交往，称汪子豆为丰子恺迷、两人为忘年交，看起来均无疑义。但1963年的时候，丰子恺却称“有汪子豆者来信”，表示“不知此是何人”，且疑惑“15册是甚么”，语气颇有些木然，这实在是殊为奇怪的一件事。

查2016年版《丰子恺全集》，上述1945年、1962年丰子恺的两次复信均未见录；2014年《丰子恺年谱长编》12也未见相关信息（包括1961年的交往），而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1929—2021）在面对“汪子豆为何人？”的询问时表示：“只知道此人藏有很多父亲的书，而且多数是自己没有的”，“另外还有一些字画”，我父亲和他通过信，“具体怎么交往”，“也没有记忆了”13。看起来似乎对此人也不熟识。这里可能存在相关机构与研究工作之间的对接问题（新文献未被及时收纳）、不同代际之间的信息沟通问题，也可能意味着还有更多的故事可待发掘。

1963年12月，《丰子恺画集》出版。新中国成立之后和之前的画作分别为三十二幅和四十五幅，“选画工作”由出版社完成，其中是否选用了汪子豆提供的画作，则无从得知。日后，丰一吟为《丰子恺漫画》（1983）作后记《白马湖畔的小花朵》，既感慨其父当年用作“代自序”的五首诗，“总共只有一百四十个字，却把画家一生作画的概况全部勾勒出来了”，“诗末特别表达了他如何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了解放——画‘蛛丝网落花’的《留春》图的作者终于盼来了百花齐放、天地回春的新社会”——其诗为：“天地回春万象新，百花齐放百家鸣。此花细小无姿色，也蒙东风雨露恩。”也特别提道：“责任编辑刘安华同志就是当年编《丰子恺画集》的老编辑，在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她又为长眠的作者重编画册——这件事想起来既令人慨叹，又使人感奋。”14

而那个收藏丰子恺全部著作和部分真迹的汪子豆，似乎被悬置起来了。

（四）沈从文的一封未使用的介绍信？

沈从文（1902—1988）对于学生和年轻作者的提携，有很多故事可讲，在西南联大有师生之谊的杜运燮（1918—2002）即是其中的一位。

1945年，杜运燮在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由沈从文推荐至重庆《大公报》工作——成为他“一生走上新闻工作道路的开始”。目前可见沈从文在一张硬纸片上为其所写的一封介绍信：

李新翠或其他同志：

杜同志是是15山西师范学院教师因公来北京，希望看看馆中展览，我手边总理展览券是本月四日的，通史展览券是十月的，有的时间未到，有的已过时。杜先生三天内得返山西，盼能得允许给以便利，特别感谢。

沈从文

卅一

（本文所涉沈从文的介绍信以及1978年1月16日沈从文致杜运燮的信）

纸片左侧有钢笔写的一行文字：“一九七七年八月在京小住时，他写的介绍信”（此当是杜运燮本人所写）。由此可确知，该短函写于1977年8月31日。1970年，杜运燮下放到山西，后任教于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后才回到北京工作。相关展览可能是故宫博物院的新发掘文物展出。杜运燮日后回忆去小羊宜宾胡同拜访时，曾谈到类似的情形，不过没有提及写介绍信之事，而是沈从文极有兴趣、“坚持一定要”带他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