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话离散：聂华苓《桑青与桃红》的志怪互文

聂华苓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写成于1970年代，内容讲述在近代中国战乱中女主角桑青的逃难经历。小说的四部分依照女主角桑青成长时序排列并组成。第一部讲述中日战争期间，十六岁的桑青从恩施逃难到巴东，船搁浅于瞿塘峡时，船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他们的经历。第二部讲述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内战时期，桑青决定从南京前往北平，与未婚夫沈家纲全家一起生活的经历。第三部讲述桑青与沈家纲逃避战祸来到台湾之后，全家却因为沈家纲挪用公款被迫躲在阁楼逃避追捕的心路历程。第四部则讲述桑青在美国的生活，以及桑青周旋于男人之间，逐渐分裂出第二个人格——桃红。《桑青与桃红》英语版于1990年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此后成为华人离散研究的文本，同时也是探讨女性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移民文学的必读之作。

我们将桑青的生活足迹对照着聂华苓的人生地理，确实可以发现与桑青有关的地理，甚至部分人物互动都与聂华苓的人生经历有关。然而，小说仍是小说，不宜与作者本人混为一谈。总之，聂华苓取材于自己的生命经验，将历史事件、家庭事务和性交织在一起，完成了这部《桑青与桃红》。《桑青与桃红》精彩的地方，不在于少数性事的晦涩描写，而在于个别人物如何穿梭在“中国”与“外国”、“故乡”与“他乡”的纠缠之中。尤其是在小说第四部中，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华人聚会中，这些华人时常讨论着中国的往事，并沉溺在这样的乡愁之中，因此这种离散华人的母题，也是讨论这本小说的重要视角。白先勇认为这本小说“放弃了编年体的叙述方式，而采用印象式（impressionistic）的速写，每一部只集中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抗战胜利前夕、北平沦陷的一刻等，以浓缩时间，来加强戏剧效果”，堪称现代主义作品的典范①。聂华苓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不仅描述了一个女人如何在困境中通过精神崩溃获得重生的讽刺，而且还揭示了中国现代史中华人面临的极其复杂的命运。

自从《桑青与桃红》问世以来，因其所寄托之华人离散经验、女性书写及性别意识、国族寓意等内涵十分丰富，再加上作者娴熟于现代派文学技巧，早已引起海内外学者关注与分析，其相关研究也很多。尽管该小说被划归为华文小说中的现代派经典，但小说中仍不乏后现代式的拼贴技巧，而其互文内涵也少有学者触及。比方说，《桑青与桃红》内文的第三部，即桑青的台北日记（1957—1959夏），其实安插了一段鬼魅叙事。当桑青与丈夫沈家纲来到台北时，因沈家刚犯事，全家人只能困居于友人蔡承德家之阁楼以逃避警方追捕。当桑青被困在阁楼时，她听到窗外楼下蔡承德与友人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他们彼此讨论着最近发生于台湾南部赤东村的“僵尸吃人”事件。这段情节明显拼贴自清代笔记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中《尸变》及《子不语》中《南昌士人》两段文字。而这样的互文性尚未有学者详细探讨。因此，本文将聚焦于此段鬼魅叙事的互文性及其在文本中的意义。

一、《桑青与桃红》研究现状

过去学界已经对聂华苓的文本投以高度的关注，并且聚焦于“离散”主题在其文本的展演。确实，聂华苓的“三生三世”正是离散所致，而离散的动能来自现实历史的多重命题。此外，聂华苓笔下的“女性”，也是其文本另一大讨论重点。因此，学界对聂华苓《桑青与桃红》的讨论，多从“离散”“女性”两大主轴开展，并从女性离散经验旁触到历史、政治及父权等议题的探讨。此外，由于《桑青与桃红》写成于美国，因此该文本也被作为华裔女性在跨国移动的条件下进行书写的观察文本，也因此被视为美国移民文学的研究对象。

先行研究大致聚焦于跨国移动语境及国族父权等性别议题。Jean Amato（1999）认为《桑青与桃红》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移民同化过程、少数民族处境和族群混合性的表述。林怡君（2003）则透过黄秀玲（Sau-ling C. Wong）所提出的“双向移动理论”（水平/垂直，地域/社会经济）来观察华裔女性移民如何在移动中抵制父权秩序的主宰，并建立起主体性的过程。Monica Chiu（2003）从《桑青与桃红》观察出霸权性、国内及国际性的国族意识形态如何塑造出女性双重行为，同时美国外来（alien）移民叙事如何体现在移民主体自我内部殖民以抑制移民主体，并忽视地方和全球之间的政治联系。Cho Yu-fang（2004）将“移动”（mobility）与“家园”（home）作为观察《桑青与桃红》的坐标，并且将桑青作为“中国女性身体”看成是面对国族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平台，从而投射出父权秩序及帝国主义的欲望。陈涵婷（2009）根据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诡秘（uncanny）论述，以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谈论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中女性与国家的关系。朱雯娟（2012）则是透过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韵律理论（theory of rhythmology）重新解读桑青的离散经验，并认为桃红是桑青在历经各种事件之多种韵律（常态韵律、反式韵律及复合韵律）所逐渐发展出的复合韵律，作为创伤之后的重新开始。柯恺瑜（2011）则在朱雯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采用列斐伏尔的空间论、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展演理论，继续探讨《桑青与桃红》的性别展演议题。李亚萍则讨论小说中桑青与桃红所处的（女性）空间错置，观察出从桑青多处于封闭内敛的空间，到桃红敞开于开放性社会空间的转变，进而解读出作者对女性身份之包容开放的认同②。许燕转分析，小说所呈现的主题是对各种家庭、国族与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经由精神分裂而实现认同归零化新精神状态③。换言之，这样的研究更关注的是“根”的认同如何在宗法秩序与政治话语中解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移民叙事中的精神分裂之寓意，黄秀玲（1993）也早已提出观察，表明移民心理失常凸显的不仅是移民主体自我对环境的不适应，更是社会、文化及经济上的不适应。史书美（2017）也提及，移民叙事中的多重人格是一种隐喻，体现的是“两个自我交错出现的混乱状态”。同样，Carolyn Fitzgerald（2014）则关注《桑青与桃红》中“疯女人”（madwoman）与鲁迅“狂人”（madman）的对应关系，从而将该文本作为《狂人日记》的重写。

总之，过去对《桑青与桃红》的研究，很多都以桑青本身的离散经验、女性身份以及其女性身体所承载的父权秩序为讨论对象。这些先行研究也是本文继续深入探讨《桑青与桃红》中的鬼魅书写的基础。在这些基础上，本文也将补充，鬼魅形象如何强化女性的颠覆力量，同时投射出跨国处境之下，桑青如何利用性别作为其抗拒特定秩序的凭借。

二、“僵尸吃人”：《桑青与桃红》的鬼魅叙事

诚如前述，《桑青与桃红》的鬼魅叙事，在于第三部主角桑青的台北日记（1957—1959夏）。故事背景为桑青随着丈夫沈家纲逃难到台湾，却因丈夫挪用公款而避居友人蔡承德的阁楼之上，以躲避警察的搜捕。在长期困居于蔡家阁楼的情形下，桑青时时渴望走出阁楼，与外界接触。然而，因为沈家纲以会被捕的理由断然拒绝桑青走出去的要求，而使桑青及女儿成为阁楼中的囚鸟。在桑青极力争取之下，适逢蔡家蔡婶婶病危之际，精神濒临崩溃的桑青，决定不理会沈家纲的禁令，坚持走下阁楼。蔡承德也以避免桑青引人怀疑为由，对外佯装桑青为家里帮佣，但同时桑青也成为蔡承德的情妇。而聂华苓的鬼魅叙事，是安插在当桑青在阁楼书写一则则逃亡故事（梦想）时，听到窗外楼下蔡承德与友人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他们在讨论着最近发生于台湾南部赤东村的“僵尸吃人”事件。

（一）关于僵尸吃人事件的“本事”

根据小说，这个赤东村的“僵尸吃人”事件的僵尸，是由一名颇富艳名的妓女“潘金娇”自杀后变成的。潘金娇在六年前离开赤东村前往台北，而在四年前自杀。但根据潘金娇所留下的遗书，她自杀的原因仅仅是“……为了好玩。尝尝死是什么味道”。而桑青听到的“僵尸吃人”事件的版本，是发生在一位叫作林火土的村民身上。林火土在三十岁生日那天，请了三名朋友在家喝太白酒，四人都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抱慈宫的和尚却发现林火土倒卧在宫内的凤凰木下。和尚把林火土背进庙内，灌以姜水。林火土苏醒之后，却不知自己如何身在抱慈宫。当林火土徒步回家后，发现昨晚一起喝酒的三个朋友全死在家中。他们的尸体四周淌着水，腥臭异常。死者的家属请“跳神”的人传达北港妈祖的建议，“跳神”的人则指出抱慈宫旁的一座墓地有邪气，棺木必须立刻移动，村民才能免灾。村民听“跳神”人的建议，将潘金娇的棺木移动了一下，仍然将其葬在原来墓穴中。第三天早上，林火土起床后却被他养了三年的狗扑倒而死。后来，村子里又连续有二三十岁的汉子死亡。再后来，赤东村陆续出现年轻汉子失踪、死亡、尸骨残缺等骇人的事件。

目前为止，故事是根据事实可见的情况所记载。然而，聂华苓的叙事时序却跳脱线性时序，用街谈巷议的传说，以补述的方式，继续填补了故事的前后发展。基本上，聂华苓在《桑青与桃红》的叙事是依照时间顺序的铺陈，描述桑青转变成桃红的过程。然而，聂华苓在写这一段“僵尸吃人”的故事时，刻意在一开始用“传说”来补述这个故事的后续。传说本身具有集体想象及记忆的成分，因此某种程度来说，是对史实的一种诠释方式。这种充满诠释性的叙事，在整本小说的架构中有重要的作用。笔者将在下一节讨论聂华苓如何利用这些“传说”来讲述潘金娇的故事，以及这种手法的意义。

（二）关于僵尸吃人事件的“传说”

根据小说中蔡承德与其友人的转述，我们可以知道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是林火土隔天躺在抱慈宫的凤凰木下，但他如何抵达抱慈宫，我们无从得知。这个缺口就只能透过赤东村的传说来填补或加以想象了。根据村里的传说，林火土在跟友人喝到酩酊大醉后，在朦胧中看见一个红衣红帽、白脸长发的女人对林火土的三个朋友下手，往他们脸上嘘气。林火土首先装睡观察，后见苗头不对拔腿逃跑，而红衣女也在后面追杀。当林火土跑到抱慈宫前，红衣女也追上来。林火土最后躲在一棵柏树后抵挡红衣女的追杀，而红衣女也因为在攫取林火土时，如钩的手指甲卡在柏树树干上而拔不出来。林火土从而有时间跳过庙墙，昏倒在凤凰树下。隔天等林火土醒来后，发现自己在抱慈宫的凤凰树下。庙外柏树有四个指洞，一条血印从庙门口一路通往潘金娇墓地。

后来，赤东村所发生的死亡事件，也都跟潘金娇作祟有关，包括抱慈宫和尚失踪、“跳神”的人死亡、庙里神像不见等。后来在传闻中的潘金娇，甚至变成了头上长了一对黑色角的“包公”，鉴察赤东村的是非。但凡有人决定要开棺烧死潘金娇的，都迅速地因为各种怪异原因而离奇死亡。赤东村村民在潘金娇吃人传闻的阴影之下，人人自危，人人恐怖，“人人自觉有罪、他们活着只是等待死亡”。外地人路过时，赤东村村民透过叫骂赶走外地人，以为这样可以讨好僵尸；甚至村民都不敢直接称潘金娇为僵尸，而称之为“阿公”，时常烧香念经，祈求“阿公”饶命。

到这里为止，潘金娇从“妓女”变成“僵尸”，从“僵尸”变成“包公”，又从“包公”变成“阿公”，这一连串的政治隐喻已经非常明显。笔者将在下一节详细论证这一段鬼魅叙事的政治、性别及国族隐喻，以及相应的文学技巧。

三、“僵尸吃人”情节的互文性

在整体文本当中，《桑青与桃红》第三部的“僵尸吃人”事件非常特殊，这个特殊性不只是现代主义象征手法的技巧，还包括了背后的性别与政治隐喻。但更重要的是，聂华苓的现代主义象征技巧并非全然移植西方现代主义，而是取材自中国台湾乡野传说以及两本中国古典志怪小说巅峰之作——《聊斋志异》及《子不语》。

（一）《桑青与桃红》鬼魅叙事与乡野传说的互文

潘金娇“僵尸吃人”的情节有诸多改写的痕迹。首先，这个故事是改编了台湾乡野奇谈中发生于1966—1967年间高雄赤崁村的“僵尸”传闻。根据新闻报道，高雄赤崁村有一户人家的家人往生后，家人将其葬在赤崁农会仓库后方的公墓。在往生者下葬后不久，这个家族族人陆续出现身体健康危机，甚至有族人死亡；而且传闻有人在夜间曾亲眼看见该名往生者坐在自己的坟上（甚至还有传闻这名往生者夜间对着月亮跪拜）。直到有一天赤崁村“赤慈宫”天上圣母发炉，指示信徒要前往农会仓库后方“收妖”。在神明指示之下，村民将位于仓库后方公墓不久前才下葬的坟墓打开，竟然发现往生者尸体并未腐烂，而且头发及指甲都变长，已成为“僵尸”。村民随即将尸体火化。据说，尸体火化之际，不仅出现阵阵恶臭，还听见“僵尸”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