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释与文化传承”学术论坛纪要

时间：2023年9月16日

地点：厦门大学思明校区科学艺术中心

主办：《南方文坛》杂志、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主持人：张学昕

与会者：南帆、汪文顶、王尧、吴俊、张清华、郜元宝、文贵良、季进、何平

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非常荣幸能够担任这次论坛的学术主持。我们这次论坛“经典重释与文化传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从这个角度和视角审视经典，无疑可以为我们开拓出审美活动的新路径。当然，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要讨论经典与文化的关系，更重要的，还要围绕“经典重释”，重新审视我们时代的文学、文化状况，探讨如何重建我们时代新的审美伦理和美学价值判断体系。经典是代表着一个时代审美高度并跨越、超越了时间、空间维度的艺术创造结晶。对于经典的态度，直接关乎一个时代的美学高度，任何一个富有见地的学者和评论家，都会在经典的重读、重释中确立更富有人文价值和人文情怀的审美尺度，令经典重生。而这些又都离不开一个更大的命意——文化传承。这是文学文本的灵魂和根脉。我相信，大家在这个命题下所展开的讨论，一定能够生长出更多有价值的意味深长的话题。

南帆（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著名作家）：“经典重释与文化传承”是一个重要的题目。从古至今，经典问题时常处于文学研究的中心。课堂上的文学教育多半围绕着经典展开。没有经典就没有文学传统。更大范围内，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就是由一批经典构成。经典是文化传统的实体。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不了解经典就不了解文学传统。熟悉中国的文学经典，恰恰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互鉴的基础。中国文学经典喻示了民族审美的源头。纵览源头迄今的发展线索，有助于深入比较中西的美学差异。

但是，何谓文学经典并不是一个自明的问题。经典的遴选机制存在各种讨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经典并非一份固定不变的目录。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典目录时常产生调整。意识形态以及权力机制时常以各种形式介入经典目录的确认与调整。从学科的设置、教材的编写到文学史叙述，人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总之，经典目录的动态背后隐含复杂的学术辨析与文化竞争，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经典的阐释是另一个重要问题。经典始终存在固定不变的内涵，还是在不同的理解视域之中成为一个语义场，由于新的理解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这是阐释学关注的主题。现代阐释学显然倾向于后者。面对同一部文学经典，一个读者的不同年龄段落或者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都可能产生前所未有的理解。读者的前理解结构产生的作用是，人们常常从经典之中读到自己想读到的内容。历史氛围或者人文学科的各种理论均是影响读者前理解结构的重要因素。阐释学一直关心的是，经典在何种历史条件下能够产生新的意义。对经典的重释必须与对当今生活的思考相结合，正是在与当下相遇的过程中，经典才会成为活的经典。

这些观念也是接受美学兴起的基础。接受美学是阐释学的文学分支。接受美学更多地从作者、文本转向了读者。正如许多理论家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但是，这个转折同时带来另一些理论困难。目前为止，这些理论困难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譬如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等。人们与一部文学经典相互遭遇的时候，这些问题都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之所以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究，不断地探讨，恰恰是因为经典的重要性。

文化的传承是一种复杂的工作。理解经典是一个重要内容。理解并非简单的内容复述，而是包含着开拓，甚至成为打开另一扇思想大门的启示。这一切都在提示我们，经典的重要性以及经典与文化传承的复杂关系，促进各方面研究的深入展开。围绕着这个题目，我就简单发表这么一点感想，谢谢。

汪文顶（福建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各位先生好！很荣幸在厦门大学这个论坛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一点学习心得。特别是在厦大研讨文学经典问题，就想到百年前鲁迅先生来厦大当教授，只有一个学期四个多月，却留下了两部著作，应该算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经典。一部是散文集《朝花夕拾》，后半部分都在这里写的，公认是现代散文经典。

另外一部就是他在厦大讲堂上讲授的《汉文学史纲要》，这部史纲是他继《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又一部学术名著，因为在厦大只讲一个学期，没讲完也就没写完，当时只写到西汉中期，后来到广州中山大学执教，也没再写下去。但是，他后来的一些学术讲演，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可说是《汉文学史纲要》的续篇，加上他对好友许寿裳讲过自己对整个文学史的整体构思，应该说整部书如果按原来的构想完成，就是一部很新鲜又很扎实的文学史经典著作。

我近来做散文学术史的研究，重读《汉文学史纲要》，将之对比民国初年开始出现的一些文学史著，觉得他是用现代的文学观念来重新梳理和阐释我国的传统文学，他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选择，跟林传甲等人的取舍不一样，跟胡适《白话文学史》那种很偏的选择也不一样，具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见识。

鲁迅做学问，将传统与现代融会贯通。他早年接受过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教育和学术影响，治学严谨，考论精审，颇得乃师真传。但是，他对章太炎先生的泛文学观并不苟同，而采认“文章为美术之一”“当具辞义，且有华饰”的文学观念，以“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尺度来衡量和贯通古今文学。他既有传统朴学的深厚功底，又有现代学术的科学思想，所以在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研究上都很有创获，在阐释传统经典的同时也造就了两部现代的学术经典。

仅就《汉文学史纲要》来说，鲁迅对先秦西汉文学史的梳理和阐释，是独具只眼、富有史识的。在诸子百家当中，他推崇庄子的文章，不仅文辞美富，而且在思想自由、想象丰富、汪洋辟阖、仪态万千等方面都远超诸子。对于屈原的《离骚》，他评价很高，说它“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对后来文学的影响在《诗经》之上。他从汉武帝时代“文术之盛”中推举司马相如的辞赋，尤其推崇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类见识，既是鲁迅重新阐释经典的独到发现，又成为后人经常征引的经典定评，可以说明鲁迅是以古今相通的文学标准来鉴别和重释经典名著的，从文学史高度确立和阐发了传统经典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意义。这在五四时代既超越了林传甲、谢无量等人的文学史著，又纠正了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偏颇，堪称科学重估传统价值的代表作。

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虽然没有完成，在后来的学术史上不像他的小说史那样很受重视，但是它留给我们可以阐释的空间还比较大，不仅重绘了古典诗文的经典谱系，而且也开创了经典重估的现代范式，特别是联系他在1927年所作的“魏晋风度”那一篇学术讲演，实际上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用现代文学观念来重新阐释和发扬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榜样。

刚才南帆先生讲到了经典到底有没有确定性的问题，我觉得经典有它内在的稳定的东西，虽说在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阐释，但在总体上还是要看经典文本当中，到底给我们提供有多大的阐释空间。经典文本里面留下的阐释空间越大越有弹性，可能留给我们阐释的东西就越多，越有古今贯通的普遍意义。我就讲这样一个感想，谢谢各位！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主题“经典重释与文化传承”非常好。何谓经典，如何重释，中西有各种理论。经典承载了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不同时代的经典延续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重释经典和创造经典一样，都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我们做新文学研究的人，不是在旧传统中长大的，而是在新文化阐释的旧传统中成长的，然后才去接近旧传统。因此，坦率说，文化传承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曾经断裂过，现在讲文化传承，我们在学术和思想资源方面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某种意义上说，参与重释经典也是一次“补课”。

前段时间，我读了几本研究学术史思想史学者的论著，觉得收获很大，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有自己独特的阐释经典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发生深刻变化了。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有一编专门讲“旧典范的危机”，谈方东树与汉学的危机，谈清季政治与经典诠释，也以章太炎先生为例谈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等。我新完成的长篇小说写到20世纪30年代苏州的国学讲习活动，查阅了一些文献。章太炎先生1934年迁居苏州后，成了“章氏国学讲习会”，这就有了我们现在读到的《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我当然会感叹，现在不可能出现章太炎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了。

古代和现代的学术经典，对我们今天重释现代经典仍然具有启示。在“旧典范”出现危机时，五四新文化后“新典范”产生了，西学东渐起到了重要的激荡作用。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经典作家，创造了一系列经典作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现代文学研究最早的经典化工作。如赵家璧自述的那样，这部《中国新文学大系》不单是旧材料的整理，而且成为历史上的评述工作。后来的文学史写作，是建立在这样的“评述工作”基础上的。新文学史的不断重写，其实就是对经典的重释。

我们今天对经典的重释，在文化传承的层面上，需要连接现代经典与古典经典，在中国文化自身的脉络中打通新传统与旧传统的关系。经典重释是在当下语境中进行的，因此重释经典也是经典介入当下的一种方式，它不仅是阐释历史，也是激活当下。

吴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简单和各位交流一下基本想法。这个经典重释和文化传承的话题，近年来说得很多了，有时候一年要说几次。我们这些人当教师，整天上课写作都跟经典有关，每天说的话也是在经典重释。现在这样一个时代，最近二十年来，这个话题之所以很重要，跟我们的现状有关。这个现状就是我们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从文化资源的量化规模、资源价值地位变迁的多重角度来看，互联网时代受到最大冲击甚至压制的对象，其实主要就是经典。因为从常识经验就可以知道，几乎所有的网络阅读、网络生活，都是跟经典没啥关联的，如果还不说绝缘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在网络上深度阅读或者思考经典文本的。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假定说我们原来一天有十个小时读书，原来读的都是纸媒，大部分有可能是经典。但是网络阅读、网络生活开始后，每天只有五小时读纸媒了，五小时读电脑、手机。到现在，变成一小时读纸媒，九小时读电脑、手机。这是相当普遍的日常阅读生活。

那么，想想看，网络阅读所侵占的时间，一定主要就是原来的经典阅读。从阅读时间和阅读工具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对经典产生技术性淘汰的时代。不管怎样，经典正在被淘汰出社会面的阅读生活。叫嚷着经典阅读，其实不过是在炒作一种观念泡沫而已，对经典传承而言，口惠而实不至。

对专业工作者来说，之所以谈经典重释和经典传承问题，不仅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学史当中，而且在文明意义上，经典所代表的价值创造等级，它是一个最高级的标志，是文化和文明水平的辨识标志。但是在这个网络时代，最高级的辨识标志已经模糊不清，或者说很难处置。我们的文学阅读当中，文学生活当中，文学价值体系当中，传统经典的价值地位不仅已经发生位移，而且是发生了深度陷落或落差。这个价值地位的落差，使得经典很难实际生存在我们的价值体系里，产生有效和真实的作用。

所以，经典重释的指向首先应该是唤醒经典阅读的可能。换言之，需要开发和创造一切切合网络技术手段的阅读条件，填补纸媒缺失或退出的空间。我还是重复二十年前说的一句话，如果经典传统、经典价值观不能在网络或者说现在所谓的数字人文的层面上传播，我们所有的工作便只能在大学专业范畴里面小范围的流转，它没有社会基本面的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的可能。

最后，它渐渐就会走向博物馆。什么意思？看上去它更高端了，价值地位提升了，被更高级别地保护了。其实它跟社会更绝缘了。走向博物馆，就连大学教育、大学课程的传播教学都会受到削弱。只是少数人的学术专利，有特权但少有人问津。经典资源不可再生，极度的小众化，重释意义何在？还怎么谈传承？

这对我们的文学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脱离文字传媒，我们的重释和传承是没有办法进行的。这就是我的一个基础性看法，简单说这么一些。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今天的主题是谈“经典重释与文化传承”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们确乎经常会不得不“重新面对”类似的问题。

什么是“经典”，如果要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谈，可能要写一本五十万字也不止的书，才能差不多把“何为经典”的问题讲个大概。所以，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中说清楚经典、经典化、经典重释这些问题，并非易事，只能把问题简单化。此刻我忽然记起了卡尔维诺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他说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那种第一次读感觉像是读过很多遍的书，或是读了很多次却又像是第一次读的书。这两句话说得好，比较辩证，我很有同感。什么是经典，经典是一种深入人心，并且“先于人心”的东西，是人们广泛共情和认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