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诗创作及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时间：2023年10月24日

地点：重庆市两江协同创新区域融合创新中心

主持人：蒋登科

与谈人：方长安、龚学敏、臧棣、朱寿桐

蒋登科（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非常高兴在第八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开幕前夕，邀请到方长安、龚学敏、臧棣、朱寿桐四位先生莅临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吕进诗学讲坛。他们之中有长期从事诗歌研究与教学的专家，有诗歌刊物的主编，有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诗人，都是当下诗坛的翘楚。这次对话会的主题是“汉语新诗创作及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没有限定切入角度，也没有具体的内容限制，在座的专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经历和研究经历，对于当下的诗歌和诗学发表自己的见解。大家可以放开谈。

方长安（武汉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汉语新诗创作及研究的现状很复杂，我只能结合自己的阅读研究谈一点粗浅的看法。近些年来，我主要是做新诗传播接受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课题，为什么要做这个课题？新诗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尽管百余年来诞生了很多伟大的诗人，涌现出不少经典的诗作，但是关于新诗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赞美与贬抑之声往往交织在一起，此消彼长，分歧常常大于共识。为什么会这样？换言之，新诗所遭遇的这种读者反应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这种状况的形成历史。但是，一百年来的文学史和专门的新诗史著作并没有专门回答这个问题，它们所叙写的新诗历史，往往只是不同历史时期重要诗人、重要诗作的呈现史，而不是新诗历史的具体生成史、形成史；关于新诗历史演变原因，既有的新诗史著作，大都也是大而化之地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潮角度进行解释，未能充分揭示出新诗发展演变的具体历史动因。百年新诗历史，其实是在诗人与读者的相互对话、碰撞中生成的，读者传播接受深刻地影响着新诗历史的生成，所以只有从读者传播接受维度重审新诗历史，才可能真正弄清楚新诗的生成史。我做新诗传播接受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课题，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写一部包括传播接受与创作发展二重维度的新诗史。

那么，如何从传播接受维度重构新诗史？这是一个需要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我们可以以百年纵向时间为轴，以重要的新诗创作潮流、重要诗人创作突围、新的创作现象发生、诗学转向等为考察对象，研究具体的传播接受现象如何参与新诗创作实践，如何影响新诗历史脉络形成，如何推进新诗历史发展进程。一百年来，新诗传播接受现象十分繁杂，包括新诗批评、新诗选本、文学史叙述、序跋、广告、通信等，所以首先必须收集、整理出不同时期新诗传播接受的海量文献，然后从海量的历史文献中择取那些传播接受程度高、在特定历史时期占据重要位置、发生了重要影响的文献，将它们还原到新诗创作演变历史现场，还原到新诗创作发展过程中，研究它们在特定历史时段如何参与新诗创作、诗学建构，如何推动新诗创作历史走向。如此重构的新诗史，才有可能改变长期以来所编撰的新诗史只是新诗历史事件、诗人及其诗作按照时间顺序呈现的历史，使新诗史成为有生成现场感的历史，在这样的新诗史中，我们看到的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新诗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和艺术特征，而是这种特征是怎样发生、生成的，新诗史就不再是一般性诗歌知识展示史，而是诗艺形成史、知识生产史，这样我们才可能一定程度地弄清楚今天读者关于新诗认识分歧的复杂原因。

龚学敏（《星星》诗刊杂志社社长）：在我们的诗歌发展史上，报刊的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五四前期倡导的新文化，都是通过上海《新青年》一类的纸质媒体，将新的文学观念传播到全国各地，人们通过阅读刊物来改变既有观念，然后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思想，所以报纸副刊、期刊，尤其是后来的文学界内专业刊物，在新诗发展史上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星星》是我们新中国创刊最早的一本诗歌专业性刊物，创刊于1957年1月1日。《星星》诗刊一发行就受到了各界人士广泛关注。到后来的20世纪80年代，创设的“隔海谈诗”栏目对中国新诗进入新时期后的创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现在的《星星》诗刊，由最初的月刊扩大为《星星·诗歌原创》《星星·诗歌理论》《星星·散文诗》《星星·诗词》。我们的《星星·诗歌理论》，就是紧盯着新诗创作的现场，做一些我们认为有利于新诗发展的策划、创意，包括对新诗的解读和对诗集的评价，甚至包括新诗历史上的一些趣闻，这些总的来说都是为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一点努力。《星星》诗刊一直在发力，尤其是近年来对年轻诗人的扶持力度比较大。《星星》诗刊一直也在见证着中国新诗的发展，也见证着一代代优秀诗人为中国诗歌所做的贡献。

新诗的现状存在着很多现象，业界学者们也根据自身的美学观念和诗学观念，对当下新诗的创作现状进行了不同的归纳或总结。就我看来，当前新诗发展中不能忽略的第一个现象就是当前时期内写诗的人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主要是创作旧体诗，但由于大多数底层人民是不识字的，所以旧体诗的创作者大多是文人；新诗开始，因为战乱等原因，文盲也很多，写诗的人就偏少；改革开放后，入学率提高，因此80年代后写诗的人开始逐渐增多，诗人群体逐渐庞大。如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与日俱增，写诗的人也越来越多，但诗歌的创作门槛却越来越低。新诗发展的第二个现象，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诗歌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局面，即网络诗歌的涌现。尽管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有着两个不同的评价体系，但网络诗歌仅仅是传统诗人依靠网络平台所发表的作品而已，所以它依然处在传统意义上的评价标准之中并没有改变，这是互联网时代我们需要注意的现象。新诗发展的第三个现象，是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诗歌的反映形式也越来越多。比如将诗歌的抒情和韵律运用到流行音乐的歌词创作中去，其歌词就变得唯美并富有诗意，形成了“歌诗”，歌手崔健还曾出版过个人诗集，由此可见，流行音乐对新诗的创作和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新诗发展的第四个现象，是旧体诗的创作又繁荣了起来。现在很多年轻诗人都热衷于写格律诗，写出来的诗歌对仗工整，格局严谨，并不比写旧体诗的老一代诗人差。当前新诗的发展还有一个最大的现状是什么呢？是新诗的创作和评价都不具备一个统一的标准。现在的诗歌有标准吗？我们肯定不敢确切地说有。那么现在的诗歌没有标准吗？也不对。不管是口语写作还是书面语写作，不管是意象派诗歌、学院派诗歌还是民间诗歌，它之所以是一首诗，并且能够得到多数人认可，就意味着它总体现着诗性，“诗性”就是诗最本质的地方。所以说，“新诗是否有标准？”就是个悖论。除此之外，当前写诗的人多了，读诗的人却少了，尤其是读纸质诗刊的人少了，现代人大多数都是在网络上碎片化阅读，很少有人订阅纸质书刊。不管是诗歌刊物还是文学刊物，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编辑对稿件的一审二审三审工作，使得刊物成为一个“甄别机构”——从海量的来稿里，编辑首先为读者甄别出具有诗学价值的、值得推广的作品，再把作品展现给读者。刊物存在的意义不再是以发行量为主，而是以专业能力为读者提供更好的阅读文本。

现在，我还想谈一谈当前新诗存在的两个问题。第一，诗人的思想性。从古至今，伟大的诗人如屈原、李白、杜甫、胡适等，都是杰出的思想家。相较于这些前辈们，我们不禁反思，当今诗人的思想、格局乃至诗歌作品，究竟有没有达到可以让我们仰视的程度？这是一个有待确证的问题。第二个，当代诗人缺乏一种直面当下、直面时代的能力。举个例子，古代诗人对事物和时代变化的感知力特别强，身在一个时代就有记录一个时代的使命感，愿意把创作视野放置于大好河山和时代变化中去。然而，我们现在的诗人尽管也能感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但只停滞在“看”这个层面，没办法把对时代、世界和生活的思考融入创作中去，这就导致许多诗歌是浮于表面的，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和思想可言。

关于汉语新诗创作未来的展望，我始终认为新诗还在发展之中，也需要不断发展，没有公认的大诗人要算是新诗的软肋之一。那真正的大诗人会是什么样的形象呢？我心目中的大师，他必定要承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诗学文化。在汉语新诗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诗人只有背靠中国传统的唐诗宋词等优秀传统文化，秉承汉语新诗的东方美学理念，集中西优秀文化为一体，才能写出真正伟大的新诗，才能够把汉语新诗真正地推向全世界人民都认可的高度。

臧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诗歌的现状，这个话题其实内置了一个批评意义上的评估，好，还是不好。从不同的角度，它容易引发完全不同的观感。比如，十年前，研究中国文学的非常有影响的德国教授顾彬就给出过一个判断，他说：当代的中国文学存在很多问题，但当代的中国诗歌则很出色，和世界范围内的一流诗歌不相上下。当代诗歌共同体内部，比如于坚，对当代诗歌的评价很高。我自己的评价也非常高。就现状这个词的原意而言，我甚至觉得，当代诗的成就是自新诗诞生以来最高的。

尽管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很高，但在普通读者眼里，在大众的阅读观感来看，当代诗歌的面目还是非常可疑的。当代诗的文体太偏于散文化，语言不够美，缺乏汉语的雅致，等等；最具有争议的，当代诗歌似乎“没有标准”。从文学阅读的角度，人们不知道怎么评判它。没有一个通约的可公度的标准来帮助人们鉴别当代诗的好坏。没有标准可以依循，诗歌的阅读就很容易坠入五里雾之中。在各个不同时期，都会有人站出来宣称：新诗已死，或新诗已彻底失败。比如，20世纪50年代，钱钟书就断言：新诗这种诗体，五十年以后就会自动消亡。新世纪之交，季羡林也曾声称：作为一种文学实践，新诗已经失败。这些言谈，都不是个别的反应。它们都代表了知识界对新诗—当代诗的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种怀疑，已持续了一百多年。公开的反对，似乎已成笑柄，或者说，还有点莫名的羞耻感；但骨子里的抵触，其实已渗透到文化潜意识深层。所以，今天，我们谈论“当代诗歌的现状”，首先要回应的，就是知识界对当代诗的判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从审美态度上看，中国的知识界对新诗的审美文化是很隔膜的。对新诗的成见，也一直没有消除。即便是在今天，作为一种实践，作为一种语言方式，“新诗”究竟成不成立？是否具有书写的合法性？在知识界，也没有确定的结论。有鉴于此，在我看来，今天再去谈当代诗的现状，就必须从更大的文学史的框架来明确回应这个问题：新诗—当代诗，在汉语文学史的逻辑中，或者在中国汉语诗歌传统的序列中，它到底能不能最终被纳入中国的诗歌传统呢？最终能不能被归入自《诗经》以来的汉语诗歌的源流中呢？

在我看来，当代诗歌发展到今天，已取得非常高的文学成就。这绝不是什么表面的观感，而是对一种文学事实的体认。首先，从文体实践上看，胡适对新诗的期待和阐释，其实相当高瞻远瞩的。在胡适看来，新诗绝非仅仅是写写诗、抒发抒发情感那么简单。新诗既是一种新的文学实践，也参与了一种新的人文实践。本质上，它其实是一种社会实践。它的文化使命也是很深沉的，它参与了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命感性的塑造。用胡适自己的话说，新诗参与了现代人的塑造——用现代汉语表达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今天，从文学现状的角度，我们再去回望新诗的百年实践，以及这一时间跨度带来的变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诗性表达的转向；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负责任地讲，新诗在追求现代性或完成诗的现代性转型这个历史责任方面，它的文学能力和审美力量都已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变得非常成熟。仅仅从文体能力上看，当代诗的诗性表达已近乎无所不能，能适应各种主题和素材，能有效地传达各种层次的生命经验。可以说，当代诗的文体成就足以令人骄傲。

其次，在诗歌语言方面，当代诗的语言能力也是相当成熟的。各种语言风格，各种修辞方式，都在当代诗的语言表达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现。无论是偏于口语的表达，还是偏向综合的书写，当代诗的语言能力都发挥得游刃有余。以前，人们对新诗的观感，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有些题材和领域，诗人对主题的把握还缺乏成熟的诗歌语言的支撑。但这种情况，在当代诗的现状中，从诗歌语言的能力看，已经不存在了。虽然在具体的写作上，个别诗人还会有能力欠佳的时候，但从总体上讲，当代诗的语言能力是强悍的，足以传达各种现实感受和诗性经验。不仅如此，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体生命，当代诗人完全可以尽情地表达对世界的丰富感受，可以用不同风格的语言、不同的语言速度和不同的修订风格，去书写任何题材。这种语言能力，也使得当代诗人获得了对世界、对生活乃至对诗歌自身的强大信心。现在，年轻一代诗人写诗，出手很快，学徒期往往很短。比如，在北京大学开设诗歌写作课，我就发现，有些年轻人仅仅通过一学期的学习，就能很快领悟现代诗的堂奥，展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创造性。他们的写作很快就能融入当下的诗歌时尚，甚至跟一些成熟诗人相互竞技，也差距不大。

这些情况都表明，当代诗的语言意识、文体意识、文学能力，已经被不同代际的诗人广泛接受了。当代诗歌语言的成熟度和文体的包容力，为不同偏好的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可能性。甚至可以这样讲，现今这个阶段，当代诗比新诗百年历史中的任何时期，向诗人提供的文学资源，都更为充足，更为多样，更为深厚。而这当然也是当代诗的成就之一。最可贵的，当代诗人已经获得了对中国新诗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自信。与卞之琳、穆旦那两代诗人们相比，面对来自西方诗歌的影响时，当代诗人已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文化视野，可以更自觉、更从容地做出自主的选择，不再像以前那样亦步亦趋。不再害怕被人讥笑为“第二次发明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