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与史料并重：陕西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建构

这次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和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会议，有个相当宏大的总主题，即“东亚、东南亚与世界汉学：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新方向”，通知中还特别提示了五个分议题，涉及世界汉学视域中的文史哲教、世界汉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等重要命题。笔者来自陕西，从“废都”西安瞭望世界汉学包括华文文学也是若有所悟，窃以为从古长安到新西安的文化发展都与人类世界、世界汉学有着深切的关联，笔者曾提前给会议召集人金进教授报了两个题目，其一就是《在中国大西北关注华文世界》，然而金教授思量后还是选择了另一个题目《陕西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建构》，还强调说这个选题有特色，在一定意义上讲，本土的才是最好的。于是有了这篇虽不能面面俱到却能体现新努力的会议论文。

一、目前中国大陆各省区、直辖市尚无独立成册的本地当代文学批评史

查史料、摸情况、探动态，是建构批评史的前提。经过多方面查询、咨询包括开会咨询、电话咨询和数据库查询等，迄今全国性的文学批评史不少，但中国大陆各文学大省（市）均无本地《文学理论与批评史》或《文学批评史》出版，各省区、直辖市也无本地《当代文学批评史》，咨询中还了解到之所以如此的主客观原因及撰写本省区（市）文学批评史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尽管困难不少，但陕西文学史编委会近期经过反复讨论还是决定编撰《陕西当代文学批评史》，并由主编牵头成立了人数较多的课题组。该课题组根据实际情况决心结合相关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尽力、尽快撰写《陕西当代文学批评史》（不是古今贯通的陕西文学批评通史，时限统一是1949—2020）。按照计划，争取2023年内成稿，2024年出版。

该批评史追求的一个目标是：全书注重“实证”，力避“妄评”；尽力而为，填补空白。其入史批评家的基本标准大体参照了先期编辑的《当代陕西文学评论文丛》：一是入选评论家须现为拥有陕西户籍者。二是入选评论家须为长期从事文学评论，并在文学评论领域内有一定的全国性声誉及影响。根据陕西文学史编委会讨论的意见，本书可以多写老先生，年轻人入史则要格外慎重，但在第三编即“新世纪文学批评”中可以突出新锐批评家，虽不在章节题目中显示人名，但在论述中可以逐一评介有较大影响的青年批评家。全书约三十万字。根据课题组讨论的结果，本书的副产品《陕西当代文学批评史料初编》也有专人负责并有望同步完成，体现着“史论与史料并重”的原则。陕西省作协及陕西文学院高度重视相关工作，在全面推动《陕西文学史》编撰工作的同时，此前由省作协陕西文学院提前一年开始编辑的《当代陕西文学评论文丛》数十种已经在编印中，近期即将问世①。

陕西当代文学批评走过了七十多个岁月，对此进行文学批评史的建构很有必要。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到陕西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和趋势，可以探究其间存在的经验教训，看到陕西文学界包括批评界的风风雨雨以及批评队伍及其组织化的诸多情况，看到陕西文学批评所取得的业绩及其存在的不足，看到提升批评水平的重要性及局限性，看到重视小说评论却相对忽视其他文体的批评现象。来自批评界的回顾和前瞻，鼓励和激励、直率和委婉，都通过各种有效渠道，或对于整体，或对于个人，都会产生或显或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陕西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积极建构对于当下总结既往的相关文学批评的经验教训具有学术价值和意义，对于当下及未来的文学批评尤其是陕西文学批评具有现实性的指导、借鉴意义。其现实目标之一，就是与“批评文丛”一起，为深入总结和发扬“陕派”文学批评的历史经验、推动陕西文学批评再创佳绩、助力陕西乃至全国文学发展做出切实的贡献。

二、基本内容：《陕西当代文学批评史》

经讨论后形成了撰写提纲

经过本批评史课题组的反复讨论，尤其是笔者与李春燕、李跃力和冯超等主笔人（各负责一编）的不断沟通，在两次听取编委会意见后基本形成了批评史的框架和撰写提纲。尽管在定稿前都还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其基本内容应该是确定的。这里且略为介绍一下：

全书除了绪论、结语之外主要分为三编，各编分有章节。第一编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第一章是陕西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视野，分三节评介对延安文艺理论批评的传承、红色文学经典化的思考及批评和对革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探索；第二章是文论与批评的融合共进，分四节分别评介柳青的文论、胡采的文论、柯仲平的文论以及郑伯奇、杜鹏程等人的文学批评；第三章是本编的分类文学批评，分三节评介十七年的小说批评、诗歌和散文批评、纸媒批评与儿童文学批评。本编将十七年时期陕西批评家分为两类：其一，以文学批评知名，如胡采、柯仲平、王愚（青年时期）等；其二，以文学创作知名，如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其中胡采、王愚、肖云儒等与新时期文学批评部分有明显重复。经过讨论，全书从基本史实出发，允许小部分的交叉和重复，但要协调好在哪一个阶段进行重点评介。在其他类型文学批评或分类批评中会涉及文体批评、期刊媒介批评、儿童文学批评等，也要格外注意避免过多的交叉和重复。

第二编是“新时期文学批评”。承上接续分章，即第四章为笔耕组的文学批评（上），分三节介绍介入生活与介入文学的文学批评、走向审美的理论批评的胡采、充满实践品格的理论批评家王愚；第五章为笔耕组的文学批评（下），也有三节。分别以刘建军、蒙万夫、畅广元、刘建勋等为例评介了学院派批评，同时评介了生命在场的理论批评家李星和艺术评论的多面手肖云儒；第六章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上），分三节评介了笔耕组之后的文学批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诉求和区域文学空间的开拓；第七章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下），分三节评介了人性、历史与诗学交融的现代诉求、编辑和作家的理论批评及见解犀利的理论批评；第八章为分类文学批评，分三节评介本时期的小说批评、诗歌和散文批评及媒介批评与儿童文学批评。本编对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考察和深入研究是整部批评史的重头戏，篇幅也最大。李春燕数年前已经从小说评论方面对此做过系统的研究工作，有国家课题也有专著，现在要按照批评史体例及新动态（包括编委会部分意见）加以修改和调整，并展开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论述。

第三编是“新世纪文学批评”。分三章接续评介。第九章是多元并存与多代“同堂”的文学批评，分别分节评介老一代批评家的文学批评、青壮年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多代作家的文论与自评；第十章是注重理论和史料的新锐批评，分三节评介致力于理论与批评的互动、擅长于考证与论析的结合、专注于个案和批评史的审视；第十一章是分类文学批评，分节评介小说批评、诗歌和散文批评、媒介化、组织化评论及儿童文学批评。本编强调：新世纪陕西文学批评虽然时间不长，但多代批评家济济一堂，且尝试了各种批评样式，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批评业绩。本编突出评介新锐批评家，即着重评介部分相对活跃且成绩突出的年轻批评家。鉴于新世纪多代作家同在，其代表性作家的文论（适当强调其自评部分）影响较大，也要集中加以评介。还要介绍“组织化评论”，适当强调作协、文联及社科联对评论的推动作用（包括开会、立项、评奖等），以及媒介批评包括传统报刊和新兴媒介的批评等。总之要尽可能全面展示新世纪陕西文学批评的发展变化和生态状貌。

三、历史的纵向考察：

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及批评重心

从前述可见，陕西当代文学批评史主要有三个历史阶段，即十七年文学批评、新时期文学批评和新世纪文学批评（其间某一特殊时期确实情况特殊且乏善可陈则不予专论）。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文学批评各有各的精彩及特点。

概而言之，陕西当代文学批评的精彩和特点主要体现在：承续着延安文艺及其理论批评的辉光，进入共和国时代的当代陕西文学批评也展现了与时俱进、与时沉浮的历史轨迹，且与时代精神有着内在的关联。在“十七年”，激昂亢奋、激情燃烧的时代精神笼盖四野，文学创作和批评也沉潜于“红色文艺”语境，出现了“红色经典”，但后来过犹不及而进入特殊阶段，不幸坠入了二元对立思维至极至深的困境；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思想新启蒙运动导引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全面复苏和振兴，出现了新乡土文学及陕军东征等重要现象，在文学批评方面则出现了与改革开放时代共振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文学批评等，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也得以强化；在21世纪以来的三秦大地，多地文学和多元文学的兴盛引人注目，新世纪陕西文学批评虽然时间仅二十多年，但多代批评家（从30后老翁到00后研究生）济济一堂，且尝试了各种批评样式，尤其是新锐批评家相对活跃且成绩突出。总之，陕西文学批评与时代演进、时代精神的关联与互动值得关注和研究，陕西当代文学批评史及依稀可见的“陕派批评”也亟待加以建构。

陕西当代文学批评涉及各种文体，且都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但最有影响的“批评重心”应该还是小说批评。这自然与陕西小说的“盛名”有关。笔者在《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②中曾对秦地小说进行过系统考察，认为：秦地文学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从小说而言也是如此。大致而言，中国20世纪初期的小说世界是比较热闹的，但在秦地却相当冷寂，收获不多。在外地的陕籍作家，小说创作的成果也颇有限。可是，尽管20世纪秦地小说没有一个良好的或漂亮的开端，却并不意味着此后也“平铺直叙”写不出精彩的篇章。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后半叶开始，到现今为止，除过那个特殊时期乏善可陈之外，秦地小说总是带着相当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较多地受到文坛的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概而言之有三：延安文学现象、白杨树派文学现象和“陕军”文学现象。这三大文学现象有时序上的先后和内在的联通，像三个相扣合的链环，显示了秦地20世纪文学的历史骨架，同时又都有较强的辐射力，影响及于全国乃至世界。与此相应，秦地的小说批评也相当活跃，业绩斐然，具有全国影响的《小说评论》作为著名学术期刊诞生于秦地并非偶然。对此，李春燕的《新时期以来的陕西文学批评研究：以小说批评为中心》已多有论述。

事实上，当代陕西文学创作和批评为中国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也有来自作家们创作论的贡献。陕西作家中多有立志冲出潼关者并取得了成功，从十七年文学到新世纪文学，时有重量级的作家诞生，如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叶广芩、冯积岐、红柯、陈彦等，都在全国文坛有着重要或比较重要的影响。这些作家的创作论也多带有文论及自评性质，大多相当精彩，值得关注和研究。

四、难忘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

陕西文学批评

陕西古今文学史都很有分量，批评史亦然。进入当代的上述三个时段的批评史也都值得深究细研。但笔者在此要特别强调令人格外难忘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陕西文学批评。

在那个众人皆知的特殊历史阶段结束后，陕西文学在理论和创作方面也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迅速进入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历史新时期。1977年末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光明日报》以及次年初复刊的《文学评论》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及报道，对“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陕西文艺界包括评论界也紧随全国文艺界的步伐，在《延河》《陕西日报》等报刊上报道了相关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消息，发表了多篇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这实际是陕西文化界的再次动员和出发，也预示着陕西作家将重整旗鼓，写出与时俱进的作品，从而为历史新时期献上较多的佳作。在当时的陕西评论界，著名批评家胡采的及时发声起到了较大的引领作用，他指出特殊时期的文艺在理论层面存在很大问题③，至今细品胡采的这些分析仍然觉得很有力度和新的感悟，甚至有一种格外犀利爽快的感觉。尽管胡采也有诸多因袭之语，话语中尚未揭示历史的吊诡或荒谬，且还没有摆脱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但他能够如此痛快决绝地挥手告别那个荒诞的历史时期，对促进陕西文学进入新时期、新阶段的健康发展还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难忘20世纪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主要是因为“笔耕组”的诞生。至今人们提及陕西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也都会特别注意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简称“笔耕组”）的文学活动。当时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思潮已经风起云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在西安举办了第一次学术活动，主要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专题讨论④。这个笔耕文学研究组是在胡采的倡导下形成的一只业余文学评论队伍，中青年评论员十六人，主要成员有胡采、王愚、刘建军、肖云儒、畅广元、李星、蒙万夫、陈孝英、王仲生、白冠勇、费秉勋、李健民、薛瑞生等人。他们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中国和陕西文艺现状，及时评论本地区作家创作，定期召开讨论会，发表当代文学评论和创作理论文章，在中国文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被称为“集体的别林斯基”。尽管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之间的文学批评观以及批评风格不尽相同，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在批评实践中能够坦言直陈各自观点，保持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批评风范。恰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应运而生的笔耕文学研究组担当起了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历史重任，它不仅实现了陕西文学批评工作真正的正本清源，而且开拓了陕西文学批评的新空间。笔耕组在文学理论层面的探索与思考，涉及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传统、重新强调文学形象性和典型性等一系列问题，紧密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在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实践层面，进行了较多的探索与思考，对陕西作家创作尤其产生了较大的促进作用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