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小说：“无界”时代的“多栖”写作

一般而言，作家都具有多套笔法，“两栖”或“多栖”写作在整个文学史上都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不少人既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也进行原创，涉及不同的文体，很多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学者同时也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如丁帆的散文写作，张清华、张新颖的诗歌写作。近年来，不少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学者纷纷推出了小说作品，这一“多栖”写作的现象值得关注。学者小说因其创作主体的文学修养，普遍具有较高的水准，良篇佳构不断涌现。学者小说的流行与文学无界时代背景下作家群体构成变化有较大的关系，也与文学的属性和作家的特征密切相关。学者参与小说写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对文学“泛化”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形成理论和创作的良性互动，引领小说进行“变革”。无论是在技法层面、主旨方面，还是放置在整个小说的发展进程之中，这些文本都富有代表性。梳理学者小说的创作成果，分析其成因，探寻其价值，也是当前小说研究的题中之义。

一、概览：学者小说良篇佳构不断涌现

本文所指的学者型小说是学院派写作的一个小分支，与那些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主要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不同，也并非那些因写作成名而到大学任教的作家，而是单指常年从事文学理论工作，更多的是在学术周期的晚近几年才推出小说的作家们，或者是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在研究之余也进行文学创作的一批人的作品。近年来，这一群体不断发展壮大，如张炯、於可训、劳马、王尧、吴亮、李陀、李庆西、张柠、梁鸿、靳明全、邢小利、止庵、李美皆、房伟、李云雷等。青年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开始进行尝试，并有相应的成果推出。《中国作家》杂志2022年第3期还推出了评论家小说专栏，集束式呈现批评家的小说。这些学者参与小说创作诞生了不少学者型的小说，很多小说具有较高的水平，甚至处女作就成为现象级的文本，不少作品都获得了学界较长时间的关注，可以说良篇佳构不断。

吴亮是学者跨界写小说较早的代表，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批评家，尤其对先锋文学的推介功不可没，近年来他也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朝霞》《不存在的信札》是其主要的作品。李陀从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有小说《重担》《光明在前》等，1982年后李陀放下小说，开始从事文学批评，从事批评工作三十年后，李陀推出了长篇小说《无名指》。张炯长期从事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工作，早年间有零星的文学创作经历，涉及小说、报告文学、游记、散文、电影剧本、诗歌等多个文体，在耄耋之年，推出了长篇历史巨制《巨变：1949》。於可训与他的创作历程较为相似，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多年，创作理论著作数百万字，近年来相继推出一系列小说作品，既有长篇巨制，也有短篇佳构，於可训早年间也有零星的小说创作，收入他的文集之中，只是近年来更为集中创作小说。其他的还有，李敬泽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多年，在近几年也出版了不少小说作品，收入《青鸟故事集》等。学者王尧也推出了首部长篇小说《民谣》，并且在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

近些年，还有多部学者小说推出。张柠相继出版了《春山谣》和《玄鸟传》，加上早几年出版的《三城记》，张柠一出手就奉献了“三部曲”。邢小利长期担任文学评论刊物主编，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新近出版的《午后》是作为学者的他在晚年推出的首部小说作品。止庵的《受命》也是他的首部长篇小说。李美皆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工作，近年来陆续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还推出了长篇小说《产妇备忘录》《结婚年》。张鸣是从事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教授，也出版了《袍哥旧事》等长篇历史小说。

这些作家大都出手不凡，作品主题深刻多元，有部分作品触及小说书写的“盲区”。张柠的《三城记》讲述80后的成长故事，聚焦当下；《春山谣》讲述80后父辈的青春故事，进入历史与回忆；《玄鸟传》则关注知识分子群体，从其成长历程来书写这一主题。这一系列的第三部作品计划把视线投向80后的祖辈，三部曲最终汇成了一部百年中国史。邢小利的《午后》以知识分子为题，讲述知识分子在生命的“午后”的生活故事和精神状况，从一个侧面展现一个时期的时代风气和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止庵的《受命》通过对花木、商品、交通、服饰、饮食、展览以及建筑和新闻事件的精准搭建，为读者描摹出1980年代的风貌。张鸣的《袍哥旧事》讲述了一群袍哥的起伏人生和四川军阀之间的权力斗争，展现了袍哥文化的特色与魅力。晓风长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也从事小说书写，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大学三部曲”及长篇小说《回归》《湖山之间》等，主要集中在高校生态书写上。

还有一些作品是中青年学者们的业余写作。朱琺学的是古典文献学，致力于域外汉文文献的研究，在学术研究之余，相继出版了《卡尔维诺与计划生育》《安南怪谭》《安南想象：交阯地方的异物、幽灵和古怪》等小说。姜玉琴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典诗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从事科研的同时，出版了《粉色蝴蝶》《纸月亮》《断翅》等多部小说作品。房伟在从事文学研究的同时，也出版了不少小作品，如《血色莫扎特》等，并且还在继续创作。李云雷以批评家身份活跃于文坛，同时也创作了不少小说。更为年轻的学者那里也是如此，这些学者一开始就有多套笔法，如项静、赵依、尹林、于昊燕等。还有很多青年作家进入高校，攻读学位，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向着学者迈进，但依然在进行原创文学的书写，如走走、徐小雅、谢尚发等，虽然他们还没有多少长篇巨作，但是中短篇已不鲜见，这些作品都是学者们的书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据吴俊考察，“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惯常的跨界写作更是渐成一种风气了。举其显著者，1980年代李陀就在小说和批评两道引导风气、领袖文坛；吴亮可能是较早试水小说创作的批评大佬，直到今年（2020）上海书展仍有新小说诞生。杭州李庆西也是小说和批评两道卓然名家的新时期文学人物。早先还有批评家李洁非等试水小说，著名编辑家程永新也有过多文体写作。”也由此，他在《小说评论》开专栏，“目的就在针对创作领域自成一家的学者批评家现象，专题探讨其学术批评以外的多文体创作贡献，或就其学术批评与创作进行贯通研究”①。学者型小说只是跨界写作的一个分支，却也是极具代表性和成果较多的领域。

二、成因：无界时代文学重新定义作者

究竟是什么原因催生了这一类学者小说的诞生？首先是文学和作家理念发生了转变，作家队伍构成发生了变化，具体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头是专业作家越来越专业，另一端是越来越多的非文学专业的人进入文学领域，开始了跨界写作。其次，在这样一个“跨界”“无界”的时代，这种跨界思维十分盛行，跨界、出位的写作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最后，“多栖”写作的根源在于文学内部的相通性，长久以来都存在这样的写作。还有一些原因也不容忽视，很多外部原因也不得不考虑，最直接原因，很多学者其实一直在心里酝酿着属于自己的小说，很多人早期在创作上有所成绩，且一直没有放弃。当学者们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不小的成就，衣食无忧，不为外部利益所动，且有足够的经历、精力后，重拾旧业会更加得心应手。

首先，是作家队伍构成的变迁。在这样一个“无界”时代，作家队伍发生了较大变化，科班出身具有学者潜力的作家不断出现。同时，跨界作家也越来越多，且并非都是文学专业的，很多其他领域的人加入写作行列。房伟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2018年，我参加茅盾文学奖新人奖的评审，颁奖会上，我发现获奖作家从事的专业五花八门，有财会、建筑、医学、军事、机械、计算机等，但没有一位获奖作家出身中文系。这无疑提醒我们注意，文学教育已出现很大问题。很多年轻学者，都是由于喜欢文学创作，进而走入学术研究领域，结果，陷入规范化的学科规训之后，最后反而不喜欢文学了。”②不过，这种不喜欢只是暂时的，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并不会彻底放弃文学创作，成为学者依然会进行创作，而这种跨界写作现象反而说明，文学的跨学科、跨媒介在当下及未来的一段时间，会成为常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学者内部的“多栖”写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专业作家越来越专业。在文学教育普及下，作家天才论受到质疑，通行的观点变为作家是可以培养的，很多作家是科班专业出身，学历教育的普及，写作班不断，尤其是，近年来，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声势浩大，而这一学科将理论和创作结合得十分紧密，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抑或是学生的培养，都将写作与写作研究看得同样重要。这正是在为“多栖”写作提供必备的人才，这种专业而系统的教育，其实为学者开始进行创作提供了条件和契机。比如叶炜，正是创意写作培育的代表性作家。

其次，是文学“无界”时代的来临。在这样一个“跨界”“无界”的时代，这种跨界思维十分盛行。跨界、出位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文学无界”论开始萌芽，近年来，由《收获》杂志牵头，相继举行了“无界对话：文学辽阔的天空”为主题的论坛以及“无界·收获APP双盲命题写作大赛”，正如程永新所言，“文学的边界其实是人为设置的，属于文学观念的老化。我认为新世纪以后，文学的边界不应该存在。”③这种文学无界论其实正是这种跨界协作的一种升华和提炼。2021年，学者吴俊在《小说评论》开专栏，讨论这种“多栖”写作现象。其主要缘由，就是基于“无界”时代的到来。跨界文化的背景与“无界时代”的来临，让“多栖”写作更为流行。当然，所谓“无界”并不就是文体的混杂、越界。而是承接上一个问题，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发现和发明新的文学性”④。

最后，是文学体制内外合力作用的结果。学者小说的诞生还跟文学体制内外的合力作用有关。一方面，“多栖”写作的根源在于文学内部的相通性，长久以来都存在这样的写作，从最根本的原因来讲，原创文学和文学研究虽然是不同的路径，但在内部都有一致性。无论是“大文学”观的提出，还是跨体裁写作的实践，基于文学内部具有一致性这一文学的根本属性。“文学本是最有生命活力气象的领域，多栖写作本是文学题中固有之义。”⑤另一方面，文学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些外部原因是直接刺激，不得不考虑，比如最直接原因，就是学者们或是源于退休，或是因为学术领域成就巨大，让他们有了更多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学者其实一直在心里酝酿着属于自己的小说，不少人早期在创作上已有所成绩，且一直没有放弃。于是，“社会体制的松动，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空间的扩大，个体选择和存在方式的多元化，不仅产生了一大批走向文学市场的职业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也直接催生了学者型的作家的产生”⑥。这些外部原因，则直接刺激了学者小说的诞生。

三、价值：“多栖”写作疗救小说的同质之疾

这些学者型小说在数量上无法与非学者作品的庞大数量相提并论，但是在作品成色、创作理念及其产生的影响上，却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很多学者小说因其本身具有较高的水准，甫一发表就成为现象级文本，且具有经典化的潜质。对整个小说界来讲，都是一件幸事。学者参与小说写作，可以对文学“泛化”的纠偏，形成理论和创作的良性互动，甚至引发新的“小说革命”，都不是不可能的。

首先，学者参与小说创作，对“泛文学”书写有一定程度的纠偏与引领作用。近年来，小说书写饱受诟病，有质无量、有高原无高峰也成为讨论较多的话题，这与文学大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写作主体发生了变化。作家从神坛圣坛走下，不再神秘，在发达的出版业和网络媒体以及自媒体的催生下，人人成为作家成为可能，尤其是，文学在当下还能带来经济收益、就业、奖励、职称晋升等多方面外在利益，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甚至达到作者比读者多的程度，文学开始“泛化”了，在这样一种文学“泛化”的时代，作家本身的良莠不齐必然导致作品的参差不齐。

而这些学者型写作对此具有一定程度的纠偏，甚至还具有引领作用。近年来进行小说书写的学者，大都经历了多年的学术训练，具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和文学修养，且大多数人步入晚年，非文学之外的目的并不多，这就保证了写作者的文学追求的纯正性，彰显出一种大器晚成的“晚郁”风格。事实也证明如此，这些作品很多都成为现象级的文本，如《朝霞》《民谣》《三城记》等。李敬泽戏称自己为小说新秀，但诚如吴俊所言，“在文章一道上出手实足惊人，成就不让批评文字，堪当兼融古今、出入中外、行文至远、波及海外”⑦。这也是很多学者小说所共同有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