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走向未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从1979年成立至今已经45个年头，始终引领现代文学研究的航向，积极推进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学人薪火相传，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风雨历程，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持重创新的学术传统，积累了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宝贵经验。

一、“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新时期”以来45年的研究历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推动现代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队伍不断壮大。自1980年在包头举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年会始，分别在海南（1982）、哈尔滨（1984）、成都（1987、2010）、杭州（1990）、西安（1994）、太原（1998）、长沙（2002）、大连（2006）、南京（2014）、福州（2018）等地，举办了12届年会。2023年8月，在疫情影响的复杂情况下，举办了第十三届年会（线上）。除年会外，学会分别在上海（1983）、昆明（1986）、苏州（1989）、开封（1992）、石家庄（1996）、重庆（2000）、徐州（2004）、保定（2008）、福州（2012）、青岛（2015）、成都（2021）等多地召开13届理事会，积极组织学术讨论。为了鼓励、培养青年学者，学会在北京举办了第一、第二届“创新座谈会”（1985、1988），后在钱理群先生倡议下，将“创新座谈会”改为“青年研讨会”，在聊城（2005）、福州（2009）先后举办，为青年学者提供自由、活跃的交流空间。45年间，学会研究力量日渐丰厚，学术队伍不断扩大，由学会刚成立时的200多位会员，扩充到如今的2698人，一代又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始终以自身对文学的热情、对学术的坚守、对社会的关切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形成一道宽阔而雄厚的学术江河，不断从过去涌动向未来。

45年的学术探索中，学会始终将现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同现实关切、人生关怀结合起来，彰显出与时代同行的特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正逢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自然承担起辨章学术、澄明思想的使命。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作为会刊相伴而生，学会与丛刊共同在“文化学术界逐步活跃，正为文化事业的进一步繁荣而努力的新局面中”②为现代文学研究创设了自由的空间和交流的阵地。1980年的首届年会，以“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如何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恢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提高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水平”为中心议题，呼应了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社会风潮。随着20世纪80年代学术不断发展，现代文学研究走向繁荣。外国文学作品、文艺理论、研究成果大量流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外文学思潮在此时获得长足的交流和进步，这一时段学术论争蜂起，学术研究的突飞猛进铸造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1984年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三届年会，即针对“总结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外来影响的正反两面的经验；如何科学评价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有争议的、比较复杂的作家”两个方面展开。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蓬勃面貌带动、影响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壮大，为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和空间。自1990年第五届年会关注“吴越文化与现代作家的关系”始，文学研究开始走出文学之外，与经济、生态、文化、地域等多个领域融合发展，1998年的第七届年会是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次深度总结，同时也是文学研究者开辟研究格局，扩大研究范围的一次重要尝试。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展现出更为包容、开放的姿态，形成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积极态势。2006年召开的第九届年会讨论“多元视野下学科空间的拓展与深化”，2014年举办的第十一届年会则关注“‘文学生活’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下价值”，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显示出跨学科的特质。这45年的研究历程中，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同时代思潮的更迭、社会现实的发展紧密联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走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不断探索文学研究的视野与高度、理论与深度、关怀与温度，形成独特、厚重的学术传统。这种学术传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学会全体同仁共同铸就了以家国为责任，以时代为担当的学术精神。学会秉承、延续了源自鲁迅等现代作家紧紧追随时代发展步伐的责任感，研究热点始终与社会发展、时代关切密不可分。鲁迅等“五四”一代人的创作，是在对社会现实深刻体察，对国民思想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鲁迅的杂文之所以可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是因为他的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骨血相连，郭沫若的《屈原》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茅盾《子夜》中对国家经济道路的探索和追问与时代环环相扣……现代文学研究自然吸取并发展了这种特质，始终把研究的重点、热点与社会关注的重点、热点结合起来，始终表现出一种以文学研究切入社会现实，以社会现实带动文学研究的历史责任感。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以立足文学自身而又超越文学研究的眼光与时代生活发生密切的关联，对思想解放、文化生活，乃至中外关系等社会话题都有所涉及，以文学自身的方式书写社会的动态图谱。

第二，学会在代际传承中，坚守持重创新、稳中求进的学术立场。学会的首任会长王瑶先生确立了现代文学研究持重创新的品格，在六任会长王瑶先生、严家炎先生、王富仁先生、温儒敏先生、丁帆先生以及刘勇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学会形成一股独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持重创新、稳中求进的学术立场推进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演进。在各领域、各学科都呈现出多元发展、多极融合的今天，如何坚守我们的立场并不断将现代文学研究向前推进？这需要我们在传承传统的同时稳中求进，既不断地与历史传统对话，又不断地与现实语境对话；既展现出每一代学人独特的学术取向与研究方式，又自觉地接续上一代延传而来的学术传统。

第三，学会建构并发展了现代文学研究既立足自身，又向外探索的研究面貌。王富仁先生曾经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所有中国文化思想的儿子，而只是‘五四’新文化的儿子。”③他坚决地将现代文学与旧体诗词分开，坚定地维护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这就是一种立足现代文学本身，扎实做好研究的体现。尽管现代文学只有短短的30年，研究空间狭小，但是依然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现代文学的分段问题到今天都众说纷纭，现代文学依然有很多沉寂的史料没有得到打捞，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待发掘，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可以说，现代文学是一座远远没有穷尽的富矿。同样，仅仅就现代文学来谈现代文学史是不够的，现代文学自诞生之时就不是象牙塔中闭门造车的文学，而是走向十字街头，充分与时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的文学。这要求我们现代文学研究者不断地向外探索，以一种跳出现代文学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文学。

二、现代文学的学科经验

学会45年的学术历程也是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发展的历程。45年的沉淀与积累生成了独属于现代文学的学科经验。学会的发展历程与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历程息息相关，学会的前身是“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会的成员大都是各大高校中文系、文学院的教师，学会的年会和理事会基本都是与高校共同举办的，学会诞生初期就与高校的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相辅相成。现代文学的学科经验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现代文学在学科焦虑之中生成了不断追索、不断反思的学科性质。在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都表达过对学科前景的反思及焦虑，最早一次集中回顾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历程、回望现代文学研究道路是在学会成立15年之际，1994年第六届年会以回顾新时期15年以来现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展望今后研究的发展和突破为主题，随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连设两期专号作“现代文学研究15年的回顾与瞻望”。在这次集中讨论中，樊骏先生在《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即点出了现代文学研究空间过于狭小的局限，指出“随着学科的成长发展，这种局限性已经暴露得十分清楚了”④，这种焦虑源自我们学科本身，伴随学术演进、学科发展自然地生长在我们每一代学人的心里，不断引发对现代文学研究范围、学科属性等纷繁复杂的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大文学史”“民国文学史”等概念的提出，都为现代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推进与思考，也展现出现代文学研究者不断反思、不断追索的精神品质。近年来，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明确调整了高等教育学科的专业设置，明确指出要深化新工科建设、加强新医科建设、推进新农科建设、加快新文科建设，强调新文科要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要推动文科间、文科和理工农医学科的交叉融合，等等。这些政策，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新文科建设的语境下，现代文学如何找准自身的学科位置，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与热点。

其二，虽然现代文学研究的时空不够宏阔，但我们始终在发掘新话题、新思路上体现出一种学科自信。中国现代文学短短30年巨星满天，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丁玲、赵树理，以及孙犁、冰心、萧红、沈从文、叶圣陶、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等经典作家研究，在中外学界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以鲁迅为例，据不完全统计，45年来共发表鲁迅研究相关论文6万余篇，著作4400多种，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126项，其中重大项目4项、重点项目7项、一般项目56项、青年项目10项、西部项目8项，后期资助项目若干。这充分说明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作家地位举足轻重，鲁迅是现代文学一座永远值得攀登的高峰，一个取之不竭的富矿。当下学界正在积极考虑的问题是，孔子学院把传统文化带到世界各地，但中国文化只有孔子为代表的古代文化是不够的，现代文化也应该走出去。如果说要建立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对话，建造现代文化与世界文化沟通的桥梁，毫无疑问鲁迅是首当其冲的，鲁迅不仅活在历史中，更活在当下；不仅是书写中国的，而且是沟通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它作为一个学科始终与其他学科相关、相连、相通。现代文学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当代文学，勾连着古代文学，又与外国文学产生对话，这使现代文学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也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有足够的动力从传统中走向未来。

其三，在新时代、新语境下，现代文学自觉调整位置，寻求新的学科发展方向。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主线是“学科重建”，90年代的主线是“学科重构”，新世纪以来我们则一直在寻求一种“学科突破”，突破现代文学自身的视野与格局，以跳出现代文学的方式迎来现代文学新的生长空间，这种尝试源自老一辈学人的引领，源自新一代学人的自觉。第十四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学会与暨南大学共同举办了“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高端论坛，在北师大举办了“世界文明视野中的北京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海南师范大学、海南作家协会合作举办了“新时代海洋文学学术研讨会”。后者改变了我们对文学新视野、新领域的看法，海洋不仅仅是生态的问题，不仅仅是蓝色领土的问题，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海洋跟文学有如此密切和深刻的关系。海洋给我们居住在陆地上的人类以无穷的想象和联想，从航海史到我们的文学作品、到科幻文学，大量的未解之谜、大量的吸引人的故事，都是来自海洋，包括来自海洋深处。我们对深广的海洋的所有事物的了解和认识，远远没有穷尽。海洋包蕴的生命容量对人类而言是一个个亟待破解甚至无法破解的谜题，没有谜题就无法激活人类的想象，没有未知就无法驱动深刻的思考，所以海洋本身的特点和文学的特点就是相通的，它们都承载着丰饶的世相，见证着莫测的命运，包容一切，呈现一切，既宽厚沉静，又悲喜无常。对文学来讲，没有比海洋更能激发我们的理想和愿望，没有比海洋更能激发人类的创造能力。这是这次海洋文学研讨会给我们留下的特别深刻的印象和感慨，也启发我们不断以文学之外的眼光观照文学，启示我们调整现代文学学科的位置，以一种更加包蕴万物、海纳百川的姿态迎接文学研究的变动与机遇。

三、从传统走向未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传承史、精神史。几代前辈学人如参天大树，以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为后辈学人树立典范，用责任与担当为现代文学研究及学科建设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学会第五任会长丁帆特别提议设立“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这一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最高奖项，表彰德高望重、成就杰出，并担任过学会重要领导工作的老一辈学者。从2021年10月到2023年12月，学会分别给严家炎、钱理群、黄修己、刘中树四位先生颁发了这个奖项。这一奖项弘扬了前辈学者的学术精神，鼓励后辈学人赓续传统，从学术传承中获取能量，不断地走向更深、更远的未来。

2021年10月，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严家炎学术思想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研讨会”，恰逢严先生88岁米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为严先生颁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严先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学者，作为继王瑶先生的第二位会长，他直接承传了现代文学的持重传统。2023年11月，在严先生90岁华诞之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求实——严家炎学术文献展暨座谈会”。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严家炎就提出要用整体的眼光重新看待中国文学，并一直关注着中国文学观念变革中的诸多问题。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中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之一，严家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60余年，不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体系建设做出了相当多的贡献，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风格和研究特色，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学科领军人物的学术责任与担当。严先生将“求实”作为自己早期论文集的名字，体现了他对自己治学理路与为人之路的根本要求。严先生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多半个世纪，始终看重实事求是，“让材料本身说话；有一份材料，就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⑤。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是他践行一生的准则，贯穿到他治学为人的方方面面，他曾说：“无论为学还是做人，都需要一点‘傻子精神’，即不计利害，脚踏实地，坚守良知，只讲真话。”⑥严先生曾说，文学研究是痴情者的事业，他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前后历时8年，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踏实、恳切地做学问，是严先生对文学痴情的执着、真情的付出。严先生不仅继承了老一辈研究者严谨沉稳的研究风格，更可贵的是，他还在多方面进行尝试和探索，做出了诸多开拓性的建树，体现着学科带头人的胆识和气魄。严先生早些年对解放区文学的研究有杰出贡献，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革，严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兴趣转向了包括通俗文学在内的多个方面。他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打破了以往的格局，使整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严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把新文学的历史起点向前推进了十多年，这个问题在今天来看，不在于这个起点究竟在哪一年是最合适的，而在于严先生作为一个领军人物所具备的品格与担当，在于严先生对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唯其如此，严先生无愧于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关注则更显示出严先生作为一个成熟学者的开阔心胸，不仅在当代小说评论领域建树颇多，他以学术的方式打开金庸武侠的世界，甚至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专题研究课。在他看来，“金庸小说把俗文学大大提高了一个层次”⑦，尽管“是娱乐品，但却是有思想的娱乐品”⑧，“描写古代题材，渗透现代精神”⑨。严先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地位，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和学科走向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严先生长期担任多种重要的学术职务，在学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承担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主持学会工作的过程中，秉持严谨的态度，保有博大的胸怀，发扬了学会既踏实治学、锐意进取，又追求自由、海纳百川的格局，让学会的发展既井然有序，又张弛有度。严先生的“承前启后”体现在他是文学研究的标志性人物，是现代文学学科一路发展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更是深远洞察到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动向的引领者。在1999年的世纪之交，严先生就提出“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将成为未来新世纪的一门显学”，将跨学科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如今，我们的文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与时代、社会相结合，与其他学科互融、互动的趋势。严先生在保持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方面，可以说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他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这一重要研究阵地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极为困难的时刻，严先生个人做了大量艰苦的努力，包括用募捐的方式，维持着现代文学研究的血脉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