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本正源 求实创新

严家炎先生的执教治学生涯超过一个甲子，2021年8月其学术集大成之十卷本《严家炎全集》面世，同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举办了“严家炎学术思想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并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授予先生学术贡献奖。2023年4月《严家炎全集》又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同年11月14日为庆贺先生九十华诞，中国现代文学馆经过精心筹划，隆重举办了盛大的严家炎学术文献展暨学术座谈会。这些纷至沓来、众望所归的荣誉，任哪一项均是为表彰先生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是学界与社会对先生“厚德载物”“劳苦功高”一生之致敬！

陆续举行的两次学术研讨会及刊发的评论文章，都一致高度评价了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但陈平原的两次发言均一再强调“严先生的贡献远大于《严家炎全集》”。我想其中包含着两重意思吧，一是《严家炎全集》未能收入严先生的全部学术成果，二是严先生的贡献决不限于其个人著述。有关于此，虽说学界也早有论及，笔者还是想借此机会，着重谈谈我所认知的严家炎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先生之于我们专业的意义。

一、拨乱反正中的端本正源之论

众所周知，严先生属于我们学科的第二代领军人物，由于他1956年即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未毕业就突击留校任教，目睹了我们学科长期受“左”倾思潮严重干扰，“文革”更是遭到毁灭性破坏的乱象。先生曾回忆，虽然我们学科的奠基人王瑶先生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政治观点撰写出《中国新文学史稿》，却迭遭批判，很快成为禁书。严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后，被指定的参考教材已改为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该文学史尽管已对胡适、胡风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并删除了一批作家，仍因反右运动而被废除，仅有一年多的寿命。在经历了教材荒、1958—1959年的群众性编写教材运动失败后，这才有了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花大气力抓百种高校文科教材之举。严先生也因此于20世纪60年代初被唐弢先生亲自点将，参与执笔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可尚未完成，“文革”爆发，致使我们学科可讲的作家仅剩下鲁迅。其间严先生也被划为“文艺黑线人物”，甚至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接受劳教。如今提此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许有些不合时宜，但不知道先生经历过什么，我们就无法体会先生汲汲于拨乱反正的原动力，无法领受先生自觉承担起的学科重建的历史使命。

过去我们对于学科三代前辈合力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业，从“机械地配合政治斗争任务”回到“文学本身的轨道上来，成为具有科学形态和学术品格的独立的学科”①之历史功德，实际上是认识不足。这次重读先生全集让我意识到，由于我们专业是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神圣名义下建立起来的，其拨乱反正的难点在于如何破除已经根深蒂固的迷信“大词”。即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到广泛认同，但思想能够解放到什么程度，仍需要意识形态各领域不断地论辩与开拓。比较而言，严先生的拨乱反正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文学为政治服务，并不主张一概笼统地拒绝政治，而致力于为神圣名义“正名”。首先是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标准正名。严先生指出，过去长期盛行的双重标准，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向历史人物去要求‘现代所要求的东西’，实际上是用实用主义标准取代历史主义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②。二是为史学的党性原则正名。严先生指出“文学史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只能建立在真实地写出历史事实、历史真相的基础上，离开了真实，历史就不成其为科学，就不能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无产阶级史学的党性，正表现在敢于讲真话，敢于如实地反映历史这一点上。”③严先生的这一观点其实是为学术为我们学科赋予了一个“求真”的至高原则，就像雨果在《九三年》中为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置放了一个超越“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人道主义一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先生提出“学术研究应该是独立的，除了服从历史事实这位上帝之外，它不应该服从任何人”。在严先生的思想逻辑中，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学科所强调的党性、人民性不应与学术的目的相冲突，两者均应服从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科学性。“不应该牺牲科学性去服从党性，而是党性必须以科学性和真实性为前提。”只有这样“才符合原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党性”④。1994年当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上做《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报告时，更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归结为其背后理论观念的变化：“是对党性与真实性、客观性的关系有了新的觉悟”，认为“这对历史科学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觉悟”⑤。

严先生的拨乱反正实出于他作为文学史家的责任感。鉴于“文革”后最初几年出版的文学史仍存在因袭过去历史上冤案错案的不实之词，以王瑶先生为会长、严家炎先生为秘书长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包头举行了第一届学术研究会，专门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如何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恢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提高教学和研究水平的议题。两位先生分别做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的发言。严先生总体清理了过去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一再强调的就是，在我们需要去除的诸般积弊中，有一个前提，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只有“尊重事实，从历史实际出发”，“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实事求是，现代文学史也才有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⑥。他认为“正是在这个道理非常明显的常识问题上，我们过去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了错误，吃了大亏”。严先生对“文革”的反思也不是简单地一概推之于个人，他反躬自省，认为“我们各个有关方面其实都应该有个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的责任——其中也包括我们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在内。我感到，能不能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原始材料出发，敢于实事求是，在任何压力面前不畏缩，不后退，这是史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⑦。先生对我们学科进行清理而撰写的名篇集中收在《求实集》中，他做《跋》称：“我只是在某种责任感的重压驱使之下才做起了这番力所不及的工作。”⑧一再发自肺腑地告诫同人：“我们虽然写的只是一种专史、一种文学史，但我们的笔同样应该是太史公的笔。这支笔关系到许多作家生前死后的命运，它重于千斤。”⑨

更应申明的是，严先生的拨乱反正并不止于一时之需，而致力于如何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思考与探究。先生想“从根子上加以清理”，进行“深刻的学风改造”。在先生看来，“一些随意修改历史、隐瞒事实真相的不科学、反科学的做法，早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就存在了（当然，程度、性质都和‘文革’期间不一样）”，“必须正本清源，从根子上加以清理”⑩。当时我们学科史虽然只有30年，但需要重新考察的旧案之多，工作量之大，令先生不能不感慨“百废待兴”，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因此，严先生选择了萧军、丁玲、艾青等个案，查考了大量有关报刊资料，将原始文本与1948年批判萧军和《文化报》，1958年的再批丁玲、艾青等的言论进行对照，弄清了这几位作家被扣上各种大帽子的由来，是“按照批判者的调子，而不是按照被批判者的实际”去加以评判，从而写出了系列的重评文章，呼吁“这种方法论的颠倒，正是文学史上出现不少冤案、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11。由此，先生坚定地主张“不管哪一种入手方法，前提都是要接触第一手材料（包括作品和理论批评史料）”12。严先生正如其所说，毕生践行，走出了一条“凭原始材料立论”、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路子，尤其是为我们学科的拨乱反正发挥了领军的开路与示范作用。直到晚年他在《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中仍初衷不改，力倡这一研究方法，认为“清源方可正本，求实乃能出新”，反复强调“我们起码要讲究一点学术良心，实事求是”13。全集出版后，李浴洋采访严先生，问他治学60多年最重要的体会是什么？严先生的回答仍然是“实事求是”。并解释说：“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要花费毕生的精力和独立思考的勇气的。”14

的确，“实事求是”并不高深，只不过是个普通常识，像先生这样从不标新立异，一直把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提高到如上所述之至高位置，切进至职业道德，落实于研究方法，并一再叮咛、谆谆教导了一辈子者绝无仅有。可以说，先生借其理论认识的穿透力，以其朴素至简的语言，直达根底，道出了他对学术的精神、使命与方法的最基本而又最高的理解，为我们学科确立了学术的最终依据和立足基础，值得我们一再重温和反省。据说，如今已进入后真相时代，但先生对社会与文学事实的公共性及其信念从未发生动摇和怀疑，他对自己研究观点的确信，甚至是固执，来自他对事实及其真实性的判断、确信和固执；他也曾改变自己的观点，却也同样来自对新事实的发现而做出的新判断。先生循此“求实”“求真”道路成就了自己的立德立功立言之学术人生，也为推动我们学科从拨乱反正走向重建与发展做出了端本正源的实质性贡献。

二、编撰国家级专业教材的学术使命

严先生未将其主编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收入全集，这是陈平原所说“严先生的贡献远大于《严家炎全集》”的理由之一。我感觉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一直在致力于为我们学科写一部他理想中的文学史书，事实上，先生一直是我们学科国家级文学史教材的天选编撰者。他的教学与科研都围绕着这个中心，个人著述及论文成果则是其延伸和深入。先生相信事实的公共性，也相信评判的公正性，并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如李何林先生读过《求实集》，给严先生复信所说：“这是一本有创见的‘实事求是’的书，每一篇都有创见：针对多年来一些‘左’的看法，有理有据、有说服力地、心平气和地予以评论，可以算作一些问题的小结。”15老先生真是慧眼洞明，不仅称道了《求实集》，也精辟概括了严先生的治学特点，更何尝不是严先生对自己所要写的理想史书之期许：实事求是、有创见、具有能达成共识的总结性。

严先生于1961年正值风华正茂的年岁就被调到周扬主持下的全国文科教材办公室，参加了唐弢先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受到“采用第一手材料”，要查阅初刊、初版，起码也是早期版本，充分利用期刊相关史料等的严格要求与训练。直到编写组完成65万字初稿，1964年印出上册征求意见本，前后历经三年多的时间，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从而被唐弢先生赞许为“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正是在各方面做得较多较好的一个”16。也正因此，14年后重启该文学史的上册修订与丢失的下册重写时，唐弢先生委托严先生来负责这项工作。

由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这套三卷本文学史本来就是应国家之托，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而写，于1979—1980年甫一问世，即成为我们学科的核心教材，截至2002年印量分别达到87万册、84.5万册、77.9万册，及时解决了新时期转折年代所面临的教材荒之急。黄修己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总结性的新文学史著作”，“是前三十年中，占有史料最为丰富的一部”17。后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首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全国优秀奖（一等奖）。不必讳言，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虽说该文学史在作家重评、文学运动史面貌的勾勒及体例上都有所纠“左”、创新与拓展，但一时还并不知如何建构新框架。由先生执笔的《绪言》仍沿袭了王瑶以新文学史阐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路，作家作品评论部分也仍以阶级观点分析之。这表明我们学科要从拨乱反正走向重建，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对这一时期文学史基本性质的认识，只有明乎此，才能找到重建的基点，这次文学史写作显然使先生最深切地触碰到这个影响整体建构的关键。

严先生是从系列个案研究中逐渐领悟到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主题的，尤其为纪念鲁迅百年诞辰，先生应承《文学评论》的特邀，由鲁迅而及“五四”新文学，豁然大悟了两者的共同命脉：鲁迅小说的划时代意义正表现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五四”新文学的划时代意义也正因为“从‘五四’时期起，我国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18。从此，先生把“五四”新文学性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转移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框架，为我们学科文学史的重建奠定了全新的基点与命题。钱理群先生曾将打开其思路，启发他与陈平原、黄子平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首创之功归于先生，认为严先生是“最早提出”以“现代化”取向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虽然先生谦称自己的作用仅仅是把郁达夫、朱自清、冯雪峰等民国作家的新文学史观“重新捡起来加以运用而已”19，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重提前辈的这一观点，不能不说是破冰之举。严先生认识到，过去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这是政治框住了文学，而不是从文学自身的实际出发去得出应有的结论”20。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所内含的比较对象是旧民主主义，因而新文学之新只能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发挥领导作用说起；而“文学的现代化”比较对象是于古代文学之新之现代，这就不仅将新文学重新纳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也使新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特征得以彰显。这一新思路和新理论框架，对于我们学科的重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