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鲁迅研究为支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刘中树先生1935年出生于吉林集安。13岁就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并亲历革命工作。1954年考入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文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留校任教后，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刘中树从鲁迅研究出发不断向周边研究领域拓展和延伸，逐渐进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等领域。在治学过程中，他主动谋划和开拓了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东北与东北亚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等领域，为学界培养了一批优秀学人。

20世纪50年代初的吉林大学中文系聚集了一批关内北上的精英知识分子，既有来自北京大学的杨振声和废名先生，也有来于延安参加过文艺座谈会的公木先生。青年时期的刘中树就在这个充溢着革命的理想和人文的情怀的环境中求学。当时，废名先生给学生们开设了“鲁迅及其创作”的课程。在课中，他集中讨论了阿Q是否具有农民形象的典型性的问题，并发表了《论〈阿Q正传〉》加以系统阐释。刘中树则在当时苏联文论典型论的影响和启发下有了与废名先生的不同认识，由此写成了《就〈阿Q正传〉的几个主要问题和冯文炳教授商榷》，发表在《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上与之争鸣。

多年后谈及此事，刘中树自谦这篇文章“反映了一个青年学者某些幼稚和形而上学”①。其实，在那个苏联学术体系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知识范式整体转换的历史时段，青年人以苏联文论作为研究的知识凭借，乃是意料之内和情理之中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都能从中看到青年时代的刘中树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敢于挑战权威的胆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鲁迅研究开始成为刘中树的学术志业，并渐渐形成了自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路和方法。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一九五八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我就一直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鲁迅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学习与研究鲁迅的过程中，从文艺观到方法论都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鲁迅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影响，使自己的文艺观——学术思想逐渐地成型、成熟起来，成为我的文学史观与文艺批评观的理论灵魂”②。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潮流中，50年代以来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持续调整，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原有的观念和模式都开始被突破，作为中文系主任的刘中树也身于其役。在教学中，他鼓励思想个性，保护学术创新。在当时还是学生的徐敬亚等的朦胧诗创作和新诗论面临指责和批评时，他毫不犹豫地给予了保护和支持；在科研中，他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理论框架吸收和融构西方和时代先进的思想理论成果，推动自己的研究进入到更为开阔和更为前沿的地带。

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受西方文化冲击和影响甚大，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被大规模译到国内，相关讨论也非常热烈，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置于世界性的文化格局和学术视野中加以理解和阐释成为新的学术取向。1985年，刘中树发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发展与外来影响》，系统地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受域外文化与文学启发和影响的文学史线索和细节。他还与刘柏青先生一道，借助国门打开和学术交流的契机，与丸山升、伊藤虎丸、尾崎文昭、北冈正子、山田敬三等日本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开展交流，第一时间将他们的学术成果译介到国内，使当时的学界感受到了全新的知识。他身体力行，组织学生研究和讨论鲁迅的思想如何受近现代日本文化的启蒙，进而对中国自身的文化构成现实和意义，又反过来对日本思想文化产生影响等当时国内研究尚为薄弱的学术问题，较早地在全国打开了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

文学本体性和主体性问题是建构20世纪80年代文学观念的关键词。文学研究者主张文学学科要成为独立于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单独存在，倡导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尊重文学的本性，恪守文学的独立品格，将审美和艺术也就是文学性作为专有的研究对象。与此相关的是，思想启蒙和文学变革意义上的鲁迅开始受到更多重视。刘中树较早地写出了《论〈伪自由书〉》《鲁迅的文学比较研究理论初探》《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鲁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等论文。这些文章都致力于摆脱长久以来理论先行和结论先行的研究模式，将鲁迅研究从之前政治话语笼罩的解释学框架中解放出来，从文学性观念建构这个新的话语分析角度重新阐发。特别是《论〈伪自由书〉》一文，讨论了《伪自由书》在鲁迅思想发展线索中的重要性和思想转变的意义的同时，还重视其所蕴含的思想性、文学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研究形成的通说。因而，被认为“为鲁迅杂文的‘类型形象’系列增添了有力一笔”对鲁迅杂文创作“分段研究有重大推进”③。

刘中树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系统研究成果是《鲁迅的文学观》一书。该书借助符合文学内在规律的理论范畴的建构和展开，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水准上，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变革的谱系中，从革命文学观、现实主义文学观、比较文学观等几个方面，提炼出鲁迅文学观的认识论与艺术论的内在解构和层次。在阐释中，刘中树既注重对鲁迅文学观念的政治性和历史性阐发，也重视鲁迅文学思想中现实主义文艺观念及其创作在语言、风格、结构和文类等非政治性和非实用性方面的挖掘，从而提炼出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的创作之于新文学的原型价值和示范意义。张梦阳先生认为该书对鲁迅文学观念的阐发，给鲁迅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范式——“首次从体系和特征、本质观、批评观等基本方面对鲁迅的文学观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④。

彼时的学界不仅呼吁要“还文学以艺术”，还主张“还历史以真实”。当时，传入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等海外文学史，其作者的治史方法、对象、理论和思路确实在一些角度也给当时学界以诸多新启示，推动国内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热潮。而作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和背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面临着重新评价。

毫无疑问，鉴于当时的研究程度和认识水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史料的挖掘和完善、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新评价是必要和必然的。但是，当时的一些反思“五四”新文学研究的学者，虽然不满足于已有的既定说法和结论，但又明显缺乏在新的研究立场和思路下融合、转化和重新安排之前“五四”新文学运动解释史中合理部分的理性立场和清晰意识。在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学术观念与研究范式排斥和颠覆的同时，对之前学术研究的有效诉求和合理结论视而不见，甚至全盘否定。新儒学取向的学者，过于放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性和革命性，认定其割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系；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则过于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层面文化启蒙的主张和价值，回避它的政治倾向，忽视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的作为与贡献。这种专注价值判断而淡化扎实的历史性研究的学术姿态，被有些研究者比喻成“翻烙饼”式的。

如果说对鲁迅文学观的研究体现了刘中树拓新的一面的话，那么对“五四”文学革命的研究则体现了其学术研究守正的一面。刘中树20世纪8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史论》一书中。

著作中，刘中树明确反思了1949年之后政治意识笼罩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史论的不足和缺陷，这就是政治主导下的史实缺失和评价偏颇——“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领域里，有一种倾向就是依据‘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倡导者后来的政治变化，对他们的主张和历史作用，或者全盘否定，一笔抹杀，或者任意拔高。”⑤因而，在专著中，刘中树首先深入挖掘了因偏见被遗忘和被遮蔽的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五四”新文化先驱的史实和贡献，还历史以应有样貌。在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事实作“修订”和“补充”的基础上，刘中树追求“正本清源”，基于大量翔实的历史文献，以历史分析为方法追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发展和结果，分析了“晚清思想文化”到“新文化运动”的潜在线索，阐释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转变的内在逻辑。论著采取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多重视角，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结合起来，尤其是对以往研究中多被忽略的外国文化思想译介、西方文学形式的启示等方面给予了特别关注，从而全面系统地呈现和阐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张和文学思潮的创作实绩及其深度构成。专著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和大量无可辩驳事实，标记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原初的价值立场与历史因素，辨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与根本属性。在对“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史的论析中，专著始终保持着与“新启蒙主义”和“新儒学”等思潮和观点的互动、对话，有针对性地回应了他们对“五四”的质疑与挑战。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代语境较80年代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大潮的推进带来了经济的腾飞和物质的增长，大众文化和世俗文化兴起的同时，80年代的以人文精神倡导为主的思想主潮流渐渐退去。知识分子也开始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开始接受和认可消费主义原则，变得功利而世俗；另一部分面对人文精神危机，仍然保持着对精神生活的浓厚兴趣，更加坚守思想与理论立场。

鲁迅研究也出现了两种新倾向。一方面，开放多元的时代环境固然祛除了以往鲁迅研究中根深蒂固的观念禁忌，但消费主义也带来了价值的混乱，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传入和建构，去中心立场、反权威、反讽主义甚嚣尘上。鲁迅及其思想的研究开始变得没有门槛，评价也变得没有边界，很多评价依据个人趣味和主观好恶而偏离了鲁迅及其思想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一部分人更习惯将鲁迅放在固定的思想诉求和理论框架中作各采所需的阐释。这类研究常常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式，是一种典型的化约式研究。其并不以还原鲁迅思想与文本为目的，而是为了彰显自身的思想和理论立场，把鲁迅的观念和创作变成图解理论的材料，而不能适应这个理论学说的诸多事实则被掩入到讨论的盲区，视而不见。这也毫无疑问会形成鲁迅研究新的暗影。对此，刘中树说，“有些人热衷于构想‘鲁迅学’的模式，然而，未来的‘鲁迅学’绝不是在某些人所凭空构想的框架中运行，它必然是在多元的研究实践中形成的，包含不同观念不同方法的丰富的研究成果的、具有鲜明开放性的科学”⑥。

正是出于对当时鲁迅研究新倾向的关切，刘中树写出了《〈呐喊〉〈彷徨〉艺术论》一书。这本专著对鲁迅研究中的先验观念和理论霸权给予了充分警惕与反思，研究立足鲁迅小说研究史和小说产生的历史语境，更为明确地指向作品本身和文本产生的历史现场，从文学社会学、文学作品学和文学创作学角度，以思想解析和文本分析为主要方法，评估鲁迅小说的品质和价值。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文艺生产的地方性特征和民间土地的生根意识成为文化自觉，民族性、地方性和本土性问题变得炙手可热。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不再是封闭的内部问题，而是要置于世界的民间关系中加以比较和考察，民族文学的个性和世界文学的多样性成为文学研究的新话题。

这一时期，刘中树开始倡导并推动东北和东北亚文化与文学研究。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已经开始介入东北地方性学术问题的清理和研究。1983年，吉林大学较早主办了萧军学术研讨会，刘中树发表了论文《跋涉者的足迹——论萧军的短篇小说》。这个时期，他还发表了《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在东北》《1931—1945年间东北报刊有关鲁迅资料摭拾》等论文，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现代时期的东北鲁迅研究的相关史料。1998年，刘中树在其主编的“东北学人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总序中，指出了东北地方性问题研究的特殊意义——“东北文化作为与中原文化同时并存的区域文化，既有华夏大文化系统乃至人类远古文明的共同属性，又因地理与地域的特殊原因，又形成了独特的内涵和素质。也就是说，东北文化构成的自在性也存在于接受性之中。正是在这一认识上，形成了我们关于东北文化、文学和学术价值的普遍性和独特性思考。”⑦21世纪以后，刘中树在《关于开展东北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些思考》中，进一步阐发东北地域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思路与设想，认为研究应集中在东北地域文化深层结构形态、东北亚文化关系、民间与民族文化的潜在内质、东北文艺多样形式等方面。应该说，其后东北地域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始终是在这个思路与框架下开展的。

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国际交流的日益深广，中国社会大转型处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时代情境中，异质同构的文化建构此起彼伏，新话语不断扩张和覆盖，思想的多边交流日趋活跃，各种理论彼此激荡和交锋。这种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更为复杂和突出，既要在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生成软实力，同时也要做好文化素质的甄别和取舍；既要在国际交流中汲取外来先进文化来增强自身活力，又要考量文化安全，警惕西方消极文化的影响。这不仅是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新课题，同时也是多种现代性发展理论与现实维度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新环境和新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