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精”与“博通”的融汇

黄修己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的获得者，其学术研究的历程显然值得学界重视。陈希①和刘进才②曾关注这一问题，他们都注意到，黄修己先生从赵树理研究起步，走向文学史和学科史研究。商金林将黄修己先生的这一历程，概括为“由专到博”③。这确为的诠，但商金林并未对此历程展开论述，陈希、刘进才论述了黄修己先生的学术历程，但未围绕“由专到博”这一主题进行。本文试图在他们的基础上“接着讲”，围绕“由专到博”这一主题，梳理黄修己先生的学术历程，总结其学科贡献。深究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黄修己先生的治学特色，而且对于我们学科的发展或许不无启示意义。

一

人文学术研究的通则，一般是先做个案研究，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然后逐渐扩张，最后席卷全局，成为通人。刘梦溪认为，传统学术重“通人”之学，现代学术重“专家”之学，但“人文学科任何时候都需要通才通儒通学”，“中国现代学者中的一些最出色的人物，往往在致力于某一学科领域的专精研究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在打开学科间的限制。章太炎如是，王国维如是，梁启超如是，蔡元培如是，马一浮如是，胡适亦复如是”④。刘梦溪所说的专家之学，追求的是“专精”，通人之学，追求的乃是“博通”。需要说明的是，“专精”与“博通”并不完全对立，没有“专精”，很难称“博通”，“博通”就是对事事都“专精”，而没有“博通”，也很难完全“专精”，因为钻研单一事物，也需要广博的知识与视野。“专精”如果没有“博通”做背景，往往流于短视隘见，“博通”如果没有“专精”做基础，往往沦为空论臆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以上通则也是成立的。黄修己先生是从赵树理这一个案研究起步的。1960年6月，黄修己先生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给王瑶先生担任助教，应王瑶先生的要求讲了一堂赵树理课，从此开始了赵树理研究。1962年5月，黄修己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论〈李有才板话〉的农民形象》；1964年6月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赵树理的小说》；1980年4月写完《赵树理评传》，198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7月完成《赵树理研究》一书，1985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12月编完《赵树理研究资料》，1985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1988年10月完成《不平坦的路——赵树理研究之研究》，1990年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可以说，对于如何在一个领域精耕细作，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黄修己先生做出了精彩的示范。在赵树理研究中，个人传记、专题研究、资料汇编、研究史等课题，黄修己先生一个不落，可谓“尽发其覆”。而从微观上讲，黄修己先生对赵树理研究的每一课题，都深入发掘，几乎做到了“题无剩义”。

《赵树理评传》是第一部关于赵树理的传记。为了写作这部传记，黄修己先生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还于1978年夏秋间到山西实地调查，采访赵树理的亲朋故旧，获得了不少关于山西农村、农民的感性认识，并搜集到一些一手资料，如赵树理1930年在同学合影照上的题词，赵树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材料《回忆历史，认识自己》，对于赵树理的人生，了解更深入了，对于赵树理的创作，理解更透辟了。因此，这本传记内容翔实，而且知人论世、细贴精微，认识深刻。难能可贵的是，黄修己先生虽然对赵树理的遭遇有着深深的同情，但他能拉开距离，站在历史的高度，实事求是地评价赵树理。《赵树理评传》专辟“金无足赤”一节，谈论赵树理“生活上的局限”“文艺观的片面性”和“思想上的偏狭性”。王国维曾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⑤黄修己先生的这本《赵树理评传》，既做到了“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又做到了“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赵树理研究》一书，利用发生学批评、审美批评、社会学批评、整体性批评、比较批评、传记批评等方法对赵树理及其作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分析，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取得了赵树理研究的全面突破。比如，与有的作家用加法塑造形象不一样，赵树理用的是乘法：1×1×1=1，就是说这个艺术形象并不比原先那个1更高大完美，或更卑劣龌龊，他还是与生活中同类型的人一样的，只是性格特征更鲜明突出了。又如，赵树理小说对农村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农村社会结构的描写，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问题；赵树理的创作还受到晋东南地理环境的影响，人物形象、审美趣味都有着地区色彩。再如，赵树理小说存在着人物形象系列和创作母题，等等。这些观点一经提出，很快就成为学界共识。在赵树理研究史上，这本著作堪称经典之作，代表着一段时期内赵树理研究的最高水准。

《赵树理研究资料》一书，分小传、生平资料、创作自述、评论文章选辑、台港评论文章选辑、文学史著作中有关赵树理章节选辑、国外评论文章选辑、年谱、作品系年、研究资料目录等部分，内容齐全。黄修己先生的这本研究资料，用力甚劬，繁征广引，旁搜远绍，特别是汇集了外国及境外学者的赵树理研究成果，有独家资料，因此后来居上。

《不平坦的路——赵树理研究之研究》一书，用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分析，细致描述了1943年至1987年间赵树理研究的历史。此书不是简单地介绍批评家的言论，而着重剖析批评家言说的方式、原因、意义与影响，还由批评家的评论，勾勒一个时期内批评界的风气，对研究状况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因此，此书的分析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此书对于如何研究作家研究史，适堪示例。

黄修己是福建福州人，出生于书香世家，本人气质与赵树理相去甚远，也未在山西农村生活过。黄修己先生研究赵树理，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进入到这一领域之后，体贴心印，深思明辨，钩玄抉微，批郤导窾，别开生面，另拓新境，每一部著作都很扎实，都很专精。

当然，黄修己先生不可能将赵树理研究的所有课题做完，比如赵树理研究资料的搜集，挂漏在所难免，赵树理专题研究仍可找到新的突破点，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黄修己先生为赵树理研究奠定了很高的基础，“就像体育运动一样，某个项目的记录达到一定水平后，再要提高零点一秒或零点一厘米，都是非常不易的，都要付出更多的汗水”⑥。

黄修己先生的赵树理研究成果，也很难说十全十美。黄修己在《赵树理评传》中将尉迟村尉迟庙里的“鄂王忠武”匾理解为纪念岳飞，其实“鄂王”是尉迟恭的封号⑦。这一失误的发生，不是因为“专精”不足，而是因为“博通”不够，这正好可证明严耕望先生的话：“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⑧

如何博通呢？严耕望先生建议史学研究者“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的‘点’的研究”，“就是研究问题，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⑨。

史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的道理是相通的。黄修己先生的《赵树理评传》第一章开头，称赵树理“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的大树子”。确实，赵树理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株树”，只研究赵树理这一株树，范围还显狭窄。黄修己先生有着更为高远的学术自期，他更喜欢“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⑩。仅仅研究赵树理这一个作家，不能实现黄修己先生的学术抱负。

二

1982年7月，在《赵树理研究》一书后记中，黄修己先生就表示要“转移阵地”11，虽然后来还继续编写过有关赵树理的书，但黄修己先生关注的领域已经提前转移了。

事实上，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做完个案研究后，都有这样的“转移”过程。有的将关注点转移到另一个作家，即另一个“点”，有的转移到一个流派或一种思潮，即一条“线”，黄修己的转移则较为特别，他是转移到中国现代文学史整个领域，对整个文学史作“面”的研究。

为什么转向整个文学史？首先是因为黄修己大学毕业后一直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而且是从头讲到尾，这使得他对整个现代文学史都有兴趣。其次是出于撰史考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从废墟中重建，出现了教材编写热潮，黄修己先生参加了九院校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卷的编写，这些教材都是集体编写的，固然效率高，而且可以博采各位学者的专长，但难以发挥个人的独立见解，于是黄修己先生决心独力编写文学史。

独立编写一部文学史，比单单研究一个作家，难度有霄壤之别。正如黄修己先生所说：“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只有30多年的历史，但出现的作家很多，作品更多。这期间流派、社团之多，文艺思想之纷纭复杂，其变动之快速，都是古典文学所不可比拟的。用个人的力量来编写这样的文学史，不仅要有比较深厚的学养，而且要有长期的积累。前期的准备工作就不少，例如编撰现代文学大事年表（还不能太简略，太简略了实用价值不大），编撰重要作家的小传（包含他的主要作品的系年）等，这些都不能靠短时间的突击。更不用说还要查找、阅读大量的各类体裁的作品，了解已有的对这些作品的评价等等。就算花上一个人的半生，也难说绝对就够。”12如果对众多的作家作品和社团流派、复杂的文艺思想缺乏专精的研究，是很难完成这一任务的。

幸而黄修己先生有所积累和准备。他在北京大学给多届学生讲授过现代文学史课程，自编过讲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北大图书馆旧期刊阅览室阅读现代文学旧期刊时，深切地感到历史原是这般具体生动、丰富多彩，因此有信心讲述自己眼中的文学史。1984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简称《简史》）。这本文学史著，是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第一部个人撰写的史著。《简史》虽然被采用为教材，但并不四平八稳，反而追求个性，更具专著特色。

《简史》的出版，对黄修己先生来说，是学术历程中的一次重要突破，标志着他由单项专家变成全能选手。在出版《简史》之前，除了赵树理，黄修己先生对其他作家并无“专精”的研究。但读过《简史》，人们惊讶地发现，他几乎对所有的现代作家都很内行。张毓茂先生就曾称道“对臧克家、田间、艾青等诗人，对曹禺、洪深、田汉等剧作家，对叶圣陶、张天翼、吴组缃等小说家”，《简史》都讲清了他们的“特点、地位和贡献”，“像胡适、陈独秀、周作人这类作家，……过去文学史一笔抹杀，《简史》却如实地介绍和肯定了他们的功绩。一些倾向比较复杂的作家和流派，如新月派的徐志摩、沈从文，现代派的施蛰存、穆时英，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以及钱钟书、张爱玲等，过去的文学史，对他们要么根本不提，要么简单地贬斥。《简史》则采取具体地深入分析的态度，既指出他们消极的方面，也实事求是地肯定他们艺术上的成就和对新文学的影响；同时，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发展变化”。对于“七月诗派”，“《简史》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把他们重新写入文学史，而且在于分析得深刻细腻，评价得公允准确”13。张毓茂先生所言极是。其实不仅如此，《简史》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等作家也都有深思熟虑、得其三昧的分析与评价。

“专精”的点多了，自然可以连“点”成“面”，促进“博通”。读《简史》可以发现，黄修己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势有着清晰的认识。绪论开头一节，从20世纪的世界大势描绘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背景，认为中国现代文学“随着20世纪世界文学的革命潮流而发生、发展”，是这股文学潮流中“出现较早、发展较快、成果丰硕的组成部分”，“她不仅反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而且为20世纪世界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段描述，高瞻远瞩，气势恢宏。“专精”的范围扩大之后，黄修己先生见界日广，识力日锐，已有能力处理宏观层次的问题，敢做大题目，敢发大议论，迈向“博通”之境。

同时，“博通”也可以反哺“专精”。上升到“博通”境界之后，从大处、远处、高处着眼，往往能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比如《简史》这样评蒋光赤的诗：“他很少作精致的雕琢，而任凭激情四溢，以强烈的旋律扣响人们的心弦。在风格上，与写了《前茅》之后的郭沫若比较接近。虽然有的尚嫌空泛和浮浅，但在现代新诗的发展过程中，蒋光赤实是写作政治抒情诗的先行者。后来经过三十年代的殷夫和四十年代的田间、柯仲平、陈辉等的努力，政治抒情诗成为新诗的重要品种。”14黄修己先生将蒋光赤的诗歌放置在现代诗歌史上政治抒情诗的行列中论述，殊具识力，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又如，《简史》在评价《雷雨》时指出：“可以说曹禺对欧洲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在艺术上都有所吸收，他把这些集中在一起，从本民族的生活出发，写出了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话剧已不再只是外国的事物，同时已为中华民族所有。”15黄修己先生对欧洲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以及中国话剧史都有了丰富知识，以此剖析《雷雨》，自然居高临下，势如破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