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读钱微言

一、《管锥编》里的西学“捧哏”

一个人想善始善终做一件有分量的事真难，难就难在：没有比随机编个理由引诱自己偷懒，更容易了。

皆谓《管锥编》是钱锺书最有分量的标志性名著，也颇有人直觉谁能通读乃至读通“文化昆仑”头上的那顶皇冠，谁也就有资格体认何谓学术高度。然欲不折不扣地将此事做到位，又真的很难，因为这亟须坚忍，几近不计成本地先掷几十年时间去陪《管锥编》［抑或全部钱锺书著作（以下简称“钱著”）］跑人生马拉松，到头来，尚不知自己获益甚丰？还是一头雾水依旧？故当《管锥编》像峭壁横在眼前，一个想以低成本来赢取利益最大化的人，若不放弃，也就强人所难。

也因此，若一位现代文学学者怨文言版《管锥编》比英文原著还难嚼，或一位古代文学学者嫌《管锥编》明明古色古香，却偏夹缠诸多西语案例，他们也就不约而同地头晕，皆选择悬置。这就导致颇多同仁虽在1979年就拥有初版《管锥编》四卷（1994年补齐《管锥编》卷五），然转眼40余年过去，那分量最重的钱著依旧纹丝未动地高搁书架，叹书脊已经微黄。

本札只想略述《管锥编》里的西学案例，未必像悬置者所臆测的那般不易逾越，只需下功夫，一页页地披阅，迟早会看清那密匝匝地挤在括号内的各式西语符号，其义谛已在括号外被汉译成了文言，无甚阅读大碍。兹录一例，举一反三：

“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按李善注：“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辞亦美。……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缀以白雪之高唱，吾虽知美恶不伦，然且以益夫所伟也”。前二语易晓，故善注未误；后二语更进一解，善注遂含糊鹘突。前谓“庸音”端赖“嘉句”而得保存，后则谓“嘉句”亦不得无“庸音”为之烘托。盖庸音匪徒“蒙”嘉句之“荣”，抑且“济”嘉句之“伟”。“蒙荣”者，俗语所谓“附骥”“借重”“叨光”；“济伟”者，俗语所谓济“牡丹虽好，绿叶扶持”“若非培塿衬，争见太山高”。……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赵秉文《滏水集》卷二○《题南麓书后》：“‘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几不成语，然非三字无以成下句有数百里之气象；若上句俱雄丽，则一李长吉耳”；魏际瑞《魏伯子文集》卷四《与子弟论文书》：“诗文句句要工，便不在行”。十七、八世纪西方名家论诗亦云：“通篇皆隽语警句，如满头珠翠以至鼻孔唇皮皆填嵌珍宝，益妍得丑，反不如无”（Jewels at nose and lips but ill appear；/Rather than all things Wit，let none be there）。①

细嚼如上引文，有三层意思颇堪回味。

意思一，包括《谈艺录》《管锥编》在内的全部钱著虽渊博得“学无古今之分”“学无中西之分”，然就学科归属而言，仍大体可概述为“古典诗学今释”六字，皆在从国故文献中打捞且提纯出现代文论创新所紧缺的古稀睿智。这就应了王国维“学无古今之分”之倡言。于是，从西晋陆机（261—303）、南宋张戒（生卒年不详）、金代赵秉文（1159—1232）到明末清初魏际瑞（1620—1677），这长达1400年的中华诗学所不懈关注的诗语“工拙间性”现象到1970年代又被《管锥编》所聚焦，这不啻是钱锺书在切实践履“古典诗学今释”之使命。

胸怀世界文学版图的钱锺书在文化上不拘泥于“国粹本位”，他青年时就说过“中国所固有的，未必是中国特有的”②，这就导致其学术路径，更愿从中西语境所衍生的艺文异构中发现乃至确认人类审美共识，钱锺书将此治学路径称作“贯通”或“打通”。于是也就不难解，当《管锥编》在复议被古贤说了千余年的诗话“工拙间性”课题时，为何会在尾声添上近代西方诗家那段“益妍得丑”之名言？非此恐不足以画龙点睛钱锺书在学术方法上的“学无中西之分”。

意思二，钱锺书在文化上不顺从“国粹本位”，《管锥编》述学时又处处将国学（国故之学）置于“主角”地位，且不时邀西学来配戏，宛若相声，国学“逗哏”，西学“捧哏”，从不喧宾夺主，这又为何？症结在钱锺书从来不忘他是为祖国学术写作，然也想示意汉语读者，中华艺术瑰宝不仅属于中国，同时也值得整个世界共享，或曰人类在精神上确凿存在着“艺文共识”这一审美维度，也因此，当《管锥编》即兴让西学去“捧哏”国学，这与其说是在表征著者的非凡博学（也有讥之“显才扬己”），毋宁说人类在艺文审美上本不乏共识，故西学在“捧哏”国学时才会如鱼得水，天衣无缝一般。

让西学“捧哏”国学拟是钱锺书“一招鲜，吃遍天”的绝活，也未必不是他愈玩愈回味不尽的学术游戏，这也能解释：《管锥编》卷四（1979年初版）明明已青睐诗语“工拙间性”一案不浅，为何《管锥编》卷五（1994年初版）在时隔15年后又老调重弹甚多呢？只有一个理由，即诗语之“工拙间性”既然有涉中西艺文共识之通义，故也就像陈年老酒在钱锺书心里会愈酿愈芳香外溢。索性再录一例，目击为实：

约翰生屡言“烘托”“工拙相间”（artful intermixture）。柯勒太所谓“遍面生眼睛”，早发于古罗马修辞学名典：“藻彩譬如词令之眼目。然倘通身皆眼，则其他官肢俱废而失用矣（Ego vero haec lumina orationis velut oculos quosdem esse eloquentiae credo.Sed neque oculos esse toto corpore velim，ne cetera membra officium suum perdant.—Quintilian，Inst. orat.，Ⅷ，.v.34，Loeb.，Vol.Ⅲ，pp.298-10）。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瀛奎律髓》引方回“未有名为好诗而句中无眼者”一语（卷一○王安石《宿雨》评语），嘲之曰“人生好眼，只须两只，何必尽作大悲相千年千眼观世音乎！”用意不异。圣佩韦甚赏儒贝尔之约练，而微嫌其如天上繁星过密，虚隙无多，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惑（II ya trop d’étoiles dans le ciel de M.Joubert.On voudrait plus d’intervalles et le repos...Ces idées intermédi-airs，s’il s’était donné la peine de les exprimer，ne nous ennuir-aient pas，mais plutôt nous reposeraient en le lisant.—Causeries du lundi.Vol.I，p.168）。哈代曰：“剧本固置不论，抒情诗之佳者亦非通篇处处情深文明，特其佳句能烘染平常语句耳”（Leave alone plays，some of our best lyrics are not lyrical every moment throughout，but the neurtral lines are warmed by the remainder.—Hardy to Arthur Symons，in Michael Milgate，Thomas Hardy，1982，p.448）。克罗齐谓：“无平夷则不见高峻，无宁静则不觉震荡”（Senza il piano，non si può avere il rilievo；senza un periodo di apparente calma，non si può avere l’istante della commozione vi-olenta.—Croce，Conrsazioni critiche，serie 1.p.67）。③

可鉴古今中西诗贤高见归一矣。

意思三，《管锥编》将西学“捧哏”玩得炉火纯青，根子或可追到钱锺书有“童子功”，1933年他撰《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约22000字，已让西学“捧哏”连续出场44次。这是他初出茅庐时的“小试牛刀”，时23岁。《管锥编》卷五问世，钱锺书时84岁。置身于百年学界，钱锺书六十余年如一日地“贯通”其“学无古今之分”“学无中西之分”的治学路径，若不专业地回到风云诡谲的历史现场，也就极容易将此粗读为是钱锺书的纯个性的“雅人深致”所致，而疏忽了他在坚守纯贞学统方面有多巍峨，巍峨得像百年一碑。若以此史碑的人格高度暨学思厚度为标尺，去考辨学术史上的另些显赫“大师”的分量，则只能说他（们）充其量属“世家”或“列传”，“本纪”级的至高荣耀仅归于钱锺书。

二、《管锥编》与蒙田的“皮里阳秋”

此标题乍看有点怪。蒙田（1533—1592）是16世纪法国波尔多人，“皮里阳秋”典出南朝（420—581）即5—6世纪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彼此在时间上遥隔千年，在空间上契阔万里，没有文献能证明蒙田读过这部中华古籍，故将蒙田与“皮里阳秋”贸然相系，岂非怪事？然《管锥编》卷五却不掩饰其心仪蒙田，不仅数次引用蒙田，且不无将蒙田隽语凝为人格座右铭之诚念。这甚为鲜见。1979年初版《管锥编》四卷作为钱学的峰值性建树，本以“打通”古今中外为特征，故学界迄今已不为此书簇拥诸多“西学捧哏”现象而惊叹，然1994年问世《管锥编》卷五这般推崇蒙田，仍不寻常。

关键在于，《管锥编》四卷大体是在“学识”层，让西学来附和钱锺书对“人类艺文共相”之思索；《管锥编》卷五却兀地在“器识”层，让蒙田来认证钱锺书对“哲贤人格通义”之独白。而中华版“皮里阳秋”，就其内蕴而言，不是别的，正是钱锺书所青睐的、蒙田那样的哲贤所“特有”（并非魏晋人物所“独有”）的处事策略及生命样式。这就不是流连于“人类艺文共相”之“学识”层，而是沉潜于“哲贤人格通义”之“器识层”了。这也恰巧应验了钱锺书青年时的一个见解：“中国所固有，未必中国所独有。”④

“皮里阳秋”作为古贤人格特征不无“喜剧感”，因为它不按朝纲或坊间习俗出牌，反倒“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调皮得像“老顽童”，乖僻得像“嬉皮士”，卫道士见之疾首顿足，伪君子唯恐避之不远，因为“皮里阳秋”者最擅扒伪君子的斯文面具，令其脸无处搁，里外不是人。古今“皮里阳秋”者大多选择“边缘化”，套用钱锺书的书名，即活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⑤。不得已遭遇陌生者或令其提防的厌嫌者，他们往往“装憨”，比如“装聋”“装哑”。《管锥编》卷五称之为“佯愚”⑥。演示“佯愚”方式恐不少，“佯不知”是其中之一。

王水照在2020年（正值钱锺书110周年诞辰）推出中华书局版《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抚今追昔，恰好将钱锺书与“佯不知”及“皮里阳秋”串出传奇。话说某人曾在“文革”干校讨教钱锺书何谓“皮里阳秋”，钱锺书未答出。王水照获悉不免大惑。王水照系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本科出身，终身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熟知“皮里阳秋”典出《世说新语》之“赏誉”篇。“皮里”，指内心；“阳秋”原词“春秋”，那是孔子修订的一部记载鲁国历史的书。此书对历史人物及事件隐含褒贬而不直白，即“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此谓“皮里春秋”。后因晋简文帝母名“春”，晋人为避讳，而以“阳”字改谓“春”字，遂使“皮里阳秋”流播古今。王水照说这“算不上僻典，也没有秘藏多少‘奥妙’”⑦，没有理由采信钱锺书对此也不懂，唯一可能怕是其“佯愚”即“佯不知”。王水照回忆“我曾向他请益时，多数情况都是随叩随应，‘小叩辄发大鸣’，但有时他会说‘不知道’，然后又说，你可在某某书中去找嘛。我就知道提了个不该向他提的问题了”⑧。王水照体味钱锺书“佯不知”的另种可能，是其身上也不乏“魏晋风度”即“名士气”，宛若谢安，“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周一良按，“狡狯，犹今顽皮、捣乱，开玩笑之类，为六代习语”；王水照接着说：“在钱先生身上随处透出机智、幽默、嬉戏之风，说话云里雾里，真真假假，说白点也就是顽皮、捣乱，开玩笑之类。”⑨拟包括“佯不知”。

“佯不知”逸事源自“文革”干校，这是一个颇让钱锺书神经过敏的时空。若时过境迁，想象钱锺书在晚晴已步入1980年代这个珍贵的“大阳春”季节（相对于1962年“小阳春”），再请教他何谓“皮里阳秋”，又将怎样？他是否会因大地回春、大气变暖，而愿对“皮里阳秋”旧曲翻新，再度“小叩辄发大鸣”？文献即将明鉴，这不是脑洞大开，而是能被《管锥编》卷五的白纸黑字、铁板钉钉、经得起证伪的学术史真实。质疑者或许又问：为何钱锺书让蒙田来为其“皮里阳秋”站队，不是发生在1979年问世的《管锥编》四卷，而偏偏发生在1994年问世的《管锥编》卷五呢？答案不复杂：《管锥编》四卷撰于1972—1975年，尚处“文革”末期；《管锥编》卷五撰于1980—1994年前，新时期“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想必是蒙田生前亦会认同的、漾溢“宽松、宽容”的社会氛围，故也是适宜“蒙田”植入卷五的好日子。

这儿需对卷五与原本四卷之关系稍作补白。原本四卷问世后，钱锺书未另起炉灶，反倒手不释卷，“重阅一过，亦见树义之蕴蓄未宣，举证之援据不中者，往往而有。欲惬心以求当，遂费词而无惜。乃增订以成此卷，所采诸君来教，敬著主名，不忘有自”⑩。意谓卷五是钱锺书对原本四卷的披阅心得遂成“增订”，后因“增订”累积可观，即单列为“卷五”。这拟是佐证钱学之树何谓“学术长青树”之范例。这就像南国苍郁古榕，钱锺书对原本四卷的重读，宛如从古榕倒垂到大地且深植的气根，气根从1980—1994年前茁壮繁衍15年，也就拔地参天成另株苍榕。此谓“有生命的学术”或“学术生命长青”，故不懈“增订”当属钱著迥异于其他“名家名著”的耀眼特点。

钱锺书谓卷五对原本四卷的“增订”，是因为发现原著有“树义之蕴蓄未宣、举证之援据不中者”，这落到“皮里阳秋”一案，也就可鉴卷五与原著卷一之间确凿“藕断丝连”。“藕断”，是指卷一问世于1979年，卷五初版于1994年，彼此隔了15年；“丝连”，则谓卷五第3-4页标明是对卷一第19页（当为第18页）兼涉“皮里阳秋”议题的“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