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思维与价值视域的创新

话语体系建设是近年来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重点关注的议题，在推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居基础地位，也属难点领域问题。儿童文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自身独立的学科背景与时代任务，是反映学科与理论自觉、思想创新、原创儿童文学国内国际影响力的根本内容与价值指标。话语体系是中国儿童文学主体性的话语表达与呈现系统，话语自信是学科发展成熟度的自然反映。理论创新在推进中国特色儿童文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阅读推广事业的繁荣发展，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与理论批评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儿童文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研究队伍建设、成人文学研究领域的逐步重视、研究成果数量增加、国际儿童文学学术交流的拓展等均有目共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面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立足儿童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从儿童文学学科自觉与理论创新维度出发的文化自信需要被放置在一个更新的高度上去认识对待。当前，我国儿童文学学科依然面临着整体学术原创能力不强、基础理论研究不被重视、回答和解决当前儿童文学面临的重大问题不及时不充分等发展困境。儿童文学观念进步、理论创新、话语体系更新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致以更新的审视与观照。

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以儿童文学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这一理论形态聚焦专门给儿童的文学，开辟出中国人以现代儿童观向儿童群体致以人文关怀的理论疆域，致力于从童年维度去积极呼应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内涵。围绕“如何满足孩子的精神需求”这一现代问题，儿童文学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立足中国实际，探求的就是一条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文学科道路。新形势下强化理论创新意识，这一时代命题中本身包含着对理论传统的接续目标，指向对学科学术史更为自觉深入的研究，对既有理论资源持续不断的价值阐释。强调“创新”旨归更在突出理论与话语体系建设的主体性，包括学术代际传承的主体性，新时代学人的学科使命感，理论研究的中华文化立场与中国问题意识，回应时代与现实需求的实践品格，以及融通中外的批判性与反思性等。

20世纪早期，我国自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以来，儿童文学理论就朝向儿童观念与文学观念的双重突破，以及建立在“儿童与文学”两个主体互动所形成之新文学形态的价值建设发声。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以观念启蒙与理论先导为其发生形态，理论在确立儿童文学的合法性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一种专门为儿童的文学是什么样的？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它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存在？或者说它具体有什么用处？儿童文学有怎样的审美特质？儿童的文学接受有什么规律？儿童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动机如何影响着儿童文学活动？无论是从西方的观念引介，还是基于教学、经验、实证等的研究，早期理论建立起有关儿童文学本质、特征、功能、审美规律等的基本原理，为儿童文学创作、出版、教学实验等提供了基础的思想启蒙与方法论指导。随着观念的逐步普及、儿童文学作为新教育材料的广泛应用、创作与出版实践的更多探索等，进入20世纪30年代，儿童文学理论界开始自我反思，出现了理论建设不力，创作状况不理想与缺乏理论的有益指示有关，“最感困窘的，为了儿童文学尚无具体的有组织系统的理论根据，可以引用来批判过往，指示将来”①等代表性观点。统观之，理论的基本品质是：作为一种非常自觉的人文思想发挥了强大的启蒙功能，在教育学领域应用广，重视研究的方法论，理论建设的紧迫性始终互动于创作实践，强化儿童文学与学术研究的社会性与时代性特质，等等。

在当下回到历史起点思考理论创新，目的是敞开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主体性的探寻道路。长期以来，在论证与阐释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内涵时，中国儿童文学的“外源受动”属性与影响机制受关注较多，话语表达也更充分；相反，在受西方现代儿童文学观启迪之后，有关思想界如何扎根中国社会实践建设儿童文学理论，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化道路及其理论品格、价值内涵却研究不透，彰显不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虽是通用了世界范围内“发现儿童”现代思想的产物，属于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面向儿童的一种思想成果，但是它的现代化题旨及其实现路径毫无疑问是中国式的。它是基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从中国儿童的生存与发展命题出发的现代文学，它的实施必然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深层结构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属于中国美学与诗学体系的一个现代拓展向度。因此，儿童文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是确立研究的立场、态度、方法，深刻辨析百余年来儿童文学学科及理论进程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更加聚焦儿童文学学科的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与方案，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框架内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话语体系。

理论创新从儿童文学观念的进一步解放出发，此一观念涉及“儿童”和“文学”双重主体及其对话关系下的观念问题。儿童观是成人之于儿童所持的基本价值观念，即成人如何看待儿童与对待儿童，它指向成人与儿童的基本关系形态。现代儿童文学成立的前提是成人发现了儿童，肯定并尊重儿童的独立主体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儿童文学界倡导“儿童本位”，即是此基本内涵。它确立了中国儿童文学聚焦儿童问题、关怀儿童精神需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但“儿童本位”不是一个孤立绝对的概念，以儿童为本位并不意味着成人不在场，它是对此前儿童不在场的一种修正。它的主要规约性在于要从儿童出发，要进入儿童精神世界，充分体察儿童的审美趣味与接受可能，按照儿童主体的发展可能性建造文学世界。而且此处的“儿童”不是静止抽象的概念，而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着的非常具体现实的儿童。以儿童为“本位”这项活动本身也需要主体，需要一个赋予的主体，那就是成人主体。成人在实施此本位的过程中彰显其主体性。这似乎是一个主体嵌套的过程，它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以儿童为本位根本点在于锚定一个需要被高度重视与尊重的儿童对象，以科学民主的态度对待与引领他的发展。以儿童为本位是一个时代性极强的话题，不同历史时期成年人葆有的能力与资源不同，本位的实施便差异度很大。2000年，学者朱自强提出“解放儿童的文学”②为新世纪的儿童文学观，足以可见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儿童本位建设的未完成性，依然任重道远，因此他寄希望于新世纪。新时代儿童文学理论创新首先面临的依然是儿童观的解放问题。

把儿童当主体、解放儿童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需要优质的内容与适宜的进入方式。这其中便涉及文学观念的先进性问题，这也是我国儿童文学理论在初创期致力的基础研究工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文学”观念的思想启蒙下，“儿童”为“人”的主体性获得高度重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是儿童文学界对“人的文学”观念的具体落实，儿童文学因关怀儿童权利、呼应鲁迅提出的“救救孩子”的迫切时代命题而建构出深刻的现代性。儿童文学观念的进步性首先从儿童观念的进步性出发，它始终围绕着实现儿童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中心探求文学的审美形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综合的系统工程，它深度牵掣于具体的时代与社会语境。周作人直中儿童的性灵提出“无意思之意思”③的儿童文学美学观，这代表了我国学者对儿童文学审美属性与审美境界的自觉把握。但此一美学命题不是抽象的，它既要求实践的条件，同时也不可能脱离人类生活与对应时代的思想价值追求。在20世纪20年代初，彼时的社会条件并不支持对此展开自如放达的表达，尤其从具体创作来看，文学对儿童问题的关注更现实地被局限在民不聊生、儿童生存的底线问题上，原创儿童文学刚一起步便遭遇此艰难的选择，叶圣陶在1921年的原创经历非常典型地显示这一文学困境④。这充分说明，“儿童文学”被赋予的特性使它的生存与发展条件较之成人文学要求更为苛刻。

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一产生，现代儿童观的传播实施、儿童主体性的确立就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儿童文学积极融入左翼文艺运动，“竭力和一切革命的斗争配合起来”⑤，向孩子揭示社会真实，引导他们认识社会本质，唤起他们参与伟大斗争，成为整个20世纪上半叶儿童文学必须承载的现实功能。儿童文学观念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批判、战斗与现实指向性，意识形态功能不断获得深化。战争环境释放了童话的隐喻功能，具有极强感染力的儿童戏剧也获得高度重视。这些思潮与现象均深刻说明文学观念的革新一定会深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中，文学的具体接受与价值建设均离不开与时代的强烈共振。儿童文学在民族化探索道路中所体现的深刻的现代性，构成为我国文艺现代化发展道路经验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儿童文学继承现代传统，一方面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被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理论界始终在积极反思其文类的特殊性，针对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积极探寻文学发展之道。如陈伯吹在1956年《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中就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论”，希望从儿童文学美学原理的坚持中努力引导正确的创作方向。1962年鲁兵的《教育儿童的文学》一书从1923年始，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儿童文学的发展做了清晰的梳理，强调要坚持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指出儿童文学所担负的首要任务是思想教育的任务。但同时鲁兵也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文学的特点就是儿童特点的反映”，儿童文学应具有鲜明性、趣味性等特点，“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它只能在既服从于儿童教育的方向，又服从于文学的规律时，才能得到迅速的、健全的发展”⑥。从这些文学现象可以发现，儿童自由发展的现代化命题始终包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为儿童谋求生存发展权与满足儿童个体更高精神需求从不同面向经常被缠绕在一起。一旦“教育”功能过度束缚文学的审美本质时，“儿童”便会成为关键的方法论突破口，为文学观念的创新注入精神活力。

二、儿童文学理论创新需正视与回应

“两个实践”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创新首先需要正视与回应两个实践——儿童生活实践与文学实践，这是由儿童文学服务于儿童读者对象这一根本任务而决定的。

儿童生活实践是儿童文学创作的终极源泉，它决定了儿童文学作家为什么写作、如何写作、理想写作是什么等文艺观念的价值导向。儿童生活实践既是作家的审美对象，也是表现对象，它赋予作家写作基本的情感动力与思想资源。优秀的儿童文学只能从儿童生活中来，到儿童生活中去，始终与儿童紧密地互动为一体。不存在离开儿童生活实践的儿童文学。儿童生活实践既是儿童文学活动的指南针，也是方法论。这一点不仅适应于创作，同样适应于儿童文学理论。儿童生活实践是检验儿童文学理论正确性和科学性，促进理论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基石。

20世纪早期，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发生时要解决的就是革新儿童生活实践的根本性问题，就是要通过现代人文思想改变彼时中国儿童被控制被支配的依附人格，唤起培养儿童的自由独立精神。1902年，黄海锋郎在《儿童教育》一文开篇，即以春光烂漫中的花园胜景来展开探讨譬如花木的儿童的教育问题，发出“我国蒙学，久已腐败”⑦的警言。鲁迅1919年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就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主张以幼者弱者为本位，倡导“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⑧。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⑨一文中，鲁迅从给孩子照相以及照片中孩子的形态这一视点，批判了“驯良”“静”等好孩子的传统标准。这些理论研究均切中当时儿童生活实践的关键问题，为现代儿童观的启蒙、传播、实施起到了思想指引作用。

“‘五四’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这观念很对。”⑩儿童生活实践是儿童问题的发源地，关注与解决儿童问题是儿童文学的价值旨归。儿童问题是一个社会性、时代性极强的命题。儿童文学现代性的要旨就是将儿童问题作为价值中心去致以人文观照。由于各国各地区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由此带来儿童问题的民族性与多样性内涵，也便决定了儿童文学的民族化与特色化方向。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创新毫无疑问是以儿童问题为导向的，是以关切中国儿童健康发展为要务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中的儿童即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儿童文学属于精神文明范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致力于满足广大少年儿童精神需求，丰富其精神世界，促进其精神富有。中国儿童文学解决好中国儿童的精神食粮问题，探索出实现儿童自由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就能为推动有效解决人类儿童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世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