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迁徙中的融合与创生

“何谓文学”与“文学何为”的命题在中西文化迁徙的融合与创生阶段，文学发展中形成的相对稳定且权威的认知观念遭受了历史境遇性的瓦解，尤以“五四”前后的翻译热潮，以及文学观念的革变与新旧文学秩序的确立为重要契机，二者同步推动了中国式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现代性与本体论的问题至此从学理的层面浮出地表，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及作家群重新思索的话题。一方面，从文学理论发展的规律来看，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引入”提供的是文学理论融合与创生的契机，是研究者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理论考量并审视“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借助异质文化的“眼光”与“思维”获得对本土文学的新的解读。就文学生产机制而言，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将文学置于动态的现实语境中，文学生产与中西文化迁徙催生出契合时代观念、审美价值、社会风尚为先导的文学样态。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及其理论建构形成的“影响的焦虑”，不仅从积极的方面完善着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双向建构，推动了中国文学完成“世界性”与“民族化”的合体。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文学传统惯例及其相对稳定统一的文学观，成为呼应文学本体论与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参考。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为主流的文学思潮，凿开了形式、语言、叙事结构等多重视角构成的建构文学与审视批判的路径，还原了“文学”复杂的观念集合。而对本土文学固有的审美趋向、文化向心力、阅读习惯等因素，以及受众在面对外来文化资源的吸收、借鉴、转译过程中的“排异反应”，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中国式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面貌和整体态势。因此，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化问题在中西文化迁徙的历程中，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艰难适配。

一、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发展成为20世纪理论传播与发展的典型代表。文学理论与文化变迁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及西方理论的引入，加速了中国文学的理论与创作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学的解释空间在既有的理论框架中得以拓展更新。与此同时，文学的阐释路径受到异质文化语境中生成的阐释路径的阻滞或干预，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不再被某种思潮主导，多元的认识论、方法论涌现，派生出对文学多维度的观察与审视。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本土转化的发展历程中，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致使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后，在被接受和解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处理文化隔膜与文化互融的现实问题。在此意义上，中国问题以及中国经验在“在全球化已成既定事实的局面下，如何保持中国文学理论自身的特性？如何建设葆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人自己的文学理论？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刺激下，一些学人开始不约而同地关注这些根本性问题”①。

在中国现代文学初创时期，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为首的一众文化先锋将传统与现代文化相融合，从理论到实践不同程度地建构并完善着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特别是在形式创作与思想改造方面为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发展贡献了一个全新的开局。施蛰存、李健吾等作家学者大量引入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理论和作家作品，在相对成熟的白话文学基础上继续拓展、深化，将传统观念影响下的文学观予以反思和批判，融合更具先锋意义的文学叙述理念，改变了相对陈旧的叙事模式和文学风格。为建立新的文学主张，重塑国人与本土文化的接受态度，在新文学的创建中，这些举起新文学大旗的先行者和追随者平衡地把握着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东方智慧与西方文明的“存续”与“拿来”。

从文学理论发展的规律来看，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引入”提供的是文学理论融合与创生的契机，研究者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理论考量并审视“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同时，借助异质文化的“眼光”与“思维”获得对本土文学的新解读。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背景形成的文学经验与想象，在经过理论批评群体、作家创作群体，包括阅读作品的受众群体，几方合力的作用下，对中西方经验的“过滤”与“改造”“加工”，包含着受众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及其思潮的影响范围、认知深度，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经验的本土化改造。因此，在接受“影响”、消除“焦虑”的双线并行的运动中，突出表现为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译介。比如，叶灵凤介绍《作为短篇小说家的海明威》的文章，刊登在1934年《现代》第5卷第6期；赵家璧的《海明威短篇小说》一文，发表在《新中华》三卷7期等。这使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再比如，在对赛珍珠的译介中，以《大地》为代表的作品引发了中国本土受众的极大不适。鲁迅则明确指出赛珍珠的文化立场存在严重问题。在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书信中，鲁迅的言辞不无犀利地揭示了在文化互融与创生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分歧与摩擦，而这也是文化差异以及国族身份的选择带来的某种隔膜，更进一步说，这是中西文化迁徙中，民族身份的找寻以及文化立场的选择对本土受众接受度、包容度的试探或挑战。所以，一切文化的交流互融都是对文化的考量，西方现代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历史遇合，也意味着文艺批评者与作家群体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对西方文化理论审视与批判的审美活动中。

时代文化语境下搭建的“桥梁”之所以成为通往“理解”的通途，正是基于“中国经验”的统摄下包含的集体无意识的情感经验与独特的思维表达形式，在无意识的“本土化”转译机制运作下的结果。所以，“本土化”不是自觉的文化选择，而是自动化的反应，是任何民族的文化建构者在接受异质文化时潜意识中便完成的“基本动作”。所谓“失语”与“重建”实非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而是在文学本土化的历程中转化吸收异质文化时，应有的停顿、滞后性反应，是异质文化进入中国文化的“食道”中产生的短暂排异现象。从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历史回溯，文学确如歌德所预言的，势不可挡地朝向“世界文学”的趋向逐步完善。基于此，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是“影响”与“焦虑”共生，并且长期处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中，至于“替代”或是“置换”的关系，如果说在现代文学初创期还尚有余绪。那么，随着本土文学的日渐完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在中西文化资源的融合与创生中确立起自身的价值定位，在对异质文化的探索、吸收、借鉴、转化的过程中，对本土文学的建构与发展逐步找到了明晰的方向感，以及兼有世界性与民族特质的总体设计。当然，本土化的发展始终是处于进行时，是在逐步对过去的西方经验与中国经验在总结与反思的角度上，不断复盘与完善的良性循环中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即便存在短暂的“排异”，但终究是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在跨越文化差异、吸纳异质话语等方面，为世界范围内呈现具有民族性的现代主义文学版本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性。而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在其自身内部完成横向更新与纵向深耕的同时，因其发展规律的需要，伴随着在异域文化的传播与运用中实现本土化转型的必然趋向，呈现复杂而微妙的文化交融与内部的转化。因而，现代主义在异域妥善落地，通常代表着该“陌生”观念得到了“诚挚邀约”，并受到异质文化的“嘉许”。

不过，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也存在其他因素获得特殊关注，甚至被放大和扩展、延伸的情形。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很难在众多作品中找到纯粹的某一主流思潮主导影响下的“主义”创作，不管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抑或现代主义，都以“介入”的方式而存在，勾连其他。因此，在中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多元思潮交织融合，形成了“百家衣”式的观念集合的文学形态。这里包含着主动的文化选择与明晰的建构意图，如有论者所言，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呈现出鲜明特征，即“多元与自觉。所谓多元，指这一时段不少理论家都试图以编写教材为中心来建构个人化的文学理论体系……所谓自觉，指体系建构开始脱离模仿阶段，建构者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论自主性。这也表明文艺学学科体系建设逐渐走出了唯国外马首是瞻的学步阶段”②。在此意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发展过程就自然而然地在“多元”与“自觉”的历史激变中，含摄了理论与创作实践之间的适配问题。这种异质文化观念与本土文学传统适配的过程，意味着现代主义思潮对本土文学解释空间的扩展，以及文学阐释路径的裂变。如此一来，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不再被某一种思潮所主导，而是在多维文学结构视域下，被观察和审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多种解释路径的干预和阻滞，有助于促动文学交流与对话。

二、改造的“现代性”：现代中国与现代文学

现代文学的观念和理论是从外部引进的，实践经验一定程度上通过模仿外国文学而获得。在“五四”前后，即思想和文化全面西化的潮流中，本土文学的民族性和传统性超出文学的范畴，引起广泛的社会变革。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现代政治的萌芽阶段，而西方现代思想观念的引入，影响并改造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使之发生深刻变革。这一时期，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化”的历史激流，新的思潮和艺术风格迅速涌现。与此同时，中国文学也陷入了新旧文学之争的激烈对抗。新旧文学观念的冲突和碰撞反映出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社会思潮的复杂多元，而文化观念分歧集中的焦点更是反照出中国社会处于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转折期，是文学创生演变中的真实镜像。

首先，西方文学理论与创作的介入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学观念、形式、内容、美学原则等诸多方面的批判和质疑，亦是探索和创新的开端。由此，中国文学进入了新旧观念的较量，在文学界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如反对封建专制，支持进步和革命，将推翻旧文学视为己任，解构偶像，打倒权威，批判否定封建礼教。革新文学观念的发起者与实践者虽然有着不同的经验来源和教育文化背景，但在与旧派文人进行的文化博弈中，形成了反对旧文学的统一联盟，在对旧文学的批判立场上，达成普遍共识。尽管表现形式各异，但都反映出对旧文学的拒斥，形成多源共振的声音。这个“源”是不同源头，而非“多元”。粗略来看，对旧文学的批判和对新文学崛起的助力，导致了“新”与“旧”文学阵营的分化和对立，呈现出明显的两极态势，但也是任何一种文学在“脱困”中必经的险境，况且回溯历史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不难发现：任何文学观念的迭代更新，从来都是作为社会变革的表征之一。

其次，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文学成为反映社会现实与表达个体情感的重要手段。不同文学观念的分化与对立形成了多元的文学形态，展现出中国社会变革时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文学的时代风貌。一些新派知识分子意识到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的危机，转而开始重视民族文化的重建工作，强调保留传统文化的根性和国家特征，并重视思想文化对民族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作用。比如，梁启超撰写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及运用章回体小说形式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上，宏观地勾勒出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路径，贡献了一种使中国文学与旧文学脱胎，走出现代的可能性。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充分意识到保留民族文化对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形象的重要性。其中，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所以在他们看来，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解决文字问题，主张在全民范围内使用白话作为文学的工具来创作“活”的文学作品，以此消弭“死”的文学及其“过时”的思想观念。与此同时，仅有白话并不能创造出新的文学。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作为内涵，同时，实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改变传播媒介与信息载体的“工具理念”。文学革命的目标本质上是重建民族与国家的想象，以具有现代意识的观念疏通文学及其他领域，在精神文化层面“化”掉旧有文化对人们思想的钳制与禁锢，换言之，解放文学即是重塑民族文学、变革其形式与内容。胡适从整理国故到发表反对旧文学和旧文化的言论，进行白话文创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茅盾在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进行阐述时，更加明确地指出：“新文学运动也带着一个国语文学运动的性质。中国的国语运动此时为发展试验的时候，实在急需文学来帮忙。我相信新文学运动最终的目的虽不在此，却是最初的成功一定是文学的国语。”③这段话明确指出现代文学重建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种现代国家的语言，而文学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体，也就是说，对于现代文学的努力在新文学运动中体现为文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精神，建设新的民族、新的国家想象和文学传统来实现。

回溯历史，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廓清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的总体路线。中国现代文学始于欧风美雨的洗礼，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被看作是一种多元同构互补的理论话语体系，而非仅仅是西方现代主义经典定义的附属。中西理论互融与创生的基础是从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本的译介中获得的，从底层向上探索中国本土化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形式、审美理念和哲学基础，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④。这样的努力有助于确立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诞生，并让文化殖民主义趋于失效。这意味着必须摆脱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惯性依赖，自觉地探索和发展符合自身特点的现代主义文化，从而颠覆文化殖民主义的垄断，确立独立自主的文化立场，形成足以正视并回应“中国问题”，且具有“中国经验”的现代主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