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少年”的忧伤之旅

对青年来说，成人仪式是一次冒险之旅。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注意到的：

制度和习俗两者对他们来说都像是一种单调运行的机制，没有任何机会、运气或者能力能够改变它们。他们也许认为唯一可以让命运屈服的方法就是冒险去到那些险恶的边缘地带，在那里社会规范不再有任何意义，集体的保护性法律和要求也不再适用；一直走到普通的、有秩序生活的边缘，走到身体力量将要崩溃之地，走到生理和道德痛苦的极致。在这个不稳定的边缘地带，有跌落到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外，永远不能回归的危险，但同时也有可能从围绕着有组织社会的巨大的没有被利用过的力量之海中汲取个人的力量源泉，而借这一力量，这个赌上了一切的人可以希望能够改变一个除此之外无法改变的社会秩序。^②

要成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必须走到规范化社会之外，借助已经确立的秩序之外的考验来强健自己的身心。这里描述的是一种特别的旅行，它的特点是要与未知遭遇，面对不同之物，还要背弃传统习俗和社会秩序。跋涉踏入未知之地的男孩会成长为一个可以为自己的世界带来改变的新人。虽然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对象是美洲的原始部落，他关于由类似历险所带来的文化突变的洞见指明了青年在现代世界中充满活力的形象。列维-斯特劳斯所面对的读者早已习惯（战后法国）规范化社会的“秩序与和谐”，他重新激发了属于“真正的旅行”时代的那种“盛大场面的全部光彩”^③。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青年突破进入域外之地。正是这样的历险才让这个世界变得现代。

在清朝最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的青年们开始远行。他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大了的全球舞台上进行着地理和文化之旅。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留学生第一次远渡重洋，去北美、欧洲以及日本追寻新知。在1872—1875年间，清廷启动第一个海外留学计划，派出120名中国幼童赴美留学^④。几乎在同时，7位年轻军官到达德国接受军事训练（1876），还有30多名士官生（其中包括严复）去往英国和法国留学（1877）^⑤。在1895年中国战败于日本之后，海外留学生的数量激增——到了1906年，至少有8000名清朝留学生在中国的东邻接受教育^⑥。出国远行的还有想在异国追寻新生活的大量年轻劳工、学徒、商人、政治流亡者、难民和移民，以及受命考察列强制度与技术优势的官员和外交官们。

晚清海外旅行者撰制的大量游记、书信、诗歌和公文报告造就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它记录中国“走向世界”的旅程^⑦。这些旅行把中国青年带到传统和新经验之间“不稳定的边缘地带”，正如田晓菲所说：“第一代到西方世界的精英旅行者不得不在现有的概念和新的现实之间进行大量的来回交锋”^⑧。通过这些异域之旅，中华帝国看似不可变动的社会秩序开始解体、走向崩塌。与此同时，全球范围的旅行剧烈地重构了中国青年的自我认同，正如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1900）的自传性前言中所说，仅仅在离开故乡10年之后，他从只知故乡省份的17岁“乡人”变成忧国忧民的“国人”，最后变成跨越太平洋、远望地平线彼端的27岁的“世界人”^⑨。

新的地平线同样在中国境内展开。在晚清，将青年从传统社会的单调机制中拯救出来并让他们接触到“巨大的没有被利用过的力量之海”的历险同样发生在境内旅行中^⑩。随着中国经历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青年在国内也遭遇了一个新世界。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传授“新学”的新式学校已经吸引成百万的青年前往正经历现代化的各省省城，如南京、成都、长沙和广州，以及半殖民地化的上海。这些城市给予青年的，不仅是新文化和新观念，还有充满吸引力的物质文化。

大都市的现代魅力孕育时代潮流，正是这些潮流塑造了新一代的中国青年。这些青年离开故土，经历冒险，步入新世界，最后成长为和自己祖先不同的新人。他们的经验开始进入中国文学，成为主导性的现代小说情节。正如米列娜（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所述，在晚清小说中，“故事现在最经常发生在东部沿海的国际化大都市，尤其是上海，而非内地小城市”。上海以“冒险家的乐园”而闻名，是那些渴望新经验的人最向往的目的地。“在中国的流行想象中，上海和‘现代’是天然的同义词。”李欧梵这一论述是有事实支撑的，“大多数城市生活的设施都在19世纪中叶之后不久就被引入了租界中”。

一位青年来到上海，倾倒于它时髦的都市氛围，这成为晚清小说中常见的主题。这些小说大多出版于上海，这里出现的新媒体圈造就了现代印刷文化的繁荣发展。在韩邦庆（1856—1894）的《海上花列传》（1892）里，乡下后生赵朴斋“闯入”上海的时刻，就被描写得如此具有戏剧性：正当他跑过“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时，他狠狠一跤摔得趴到了地上。这一跨越边界的时刻突显出西化现代都市与本土传统乡村之间的空间差异。晚清小说家们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青年们刚刚抵达上海的现代空间时所遭遇的文化冲突，把这一瞬间看作引领他们走入现代文明的启蒙时刻。在李伯元（1867—1906）的《文明小史》（1903—1905）的第14—20章，来自乡下的贾家三兄弟为他们在上海所见的新鲜人物而痴迷。尽管他们遇到了形形色色的骗子，他们在上海经历一通壮游之后，还是觉得自己脱胎换骨变成了现代人。

渴望在新的现代空间壮游一番的愿望，甚至激发许多晚清作家想象去往外太空和未来世界的旅行。在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里，主人公在外太空历险中获得启蒙，产生通过激发同胞的“脑电”来让国族重获青春的新愿景。吴趼人（1866—1910）的《新石头记》则让一个重生在现代的贾宝玉变成时间旅行者，他先去了摩登上海，然后又到达文明境界，后者被描写成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中国。这些前往未知世界的奇思妙想之旅，其中倾注了渴求中国走向富强的强烈憧憬。

然而这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都可以很明显地被辨识为传统的文学形象：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是一个传统士人，而宝玉上一次出场还是在曹雪芹（约1715—1763）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中，他从跨越古今的长眠中醒来。尽管奇幻的旅行把他们送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毕竟还是一个更古老世界的居民。实际上，上面提及的所有晚清旅行者，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处在同样的境地中——横跨两个世界的边界，他们期待新世界，却又还不能彻底离开旧世界。在列维-斯特劳斯对历险旅程的革命效果——一个秩序替代另一个秩序——的思考中，他所引用的一句话使他对自我塑造的转变过程的记述更加复杂：“‘每一个人，’夏多布里昂写道，‘都在他心里存着一个世界，它是由他所见所爱的一切所构成的，他总是会回到这个世界里，即使当他正在游历，或者看起来是生活在，某一个不同的世界。’”

夏多布里昂对过去的乡愁或许在晚清知识分子之间也能找到共鸣。比如说，梁启超是一位到访过许多国家的世界公民，但他永远都不能背弃儒学传统；相反，他总是试图通过把自己在国外学到的新观点融入儒学从而让它重获新生。而最早的留学生之一的严复则在把西方思想翻译成中文时，始终都忠于古典学术语言。他让古典重获价值的努力也许暗示了一种晚清知识分子共有的文化态度，而支撑这种态度的，正如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所指出的，是一种“恐惧，那就是如果太轻易地接受了外来的方法就会给改革本要拯救的那一套体制带来不可挽回的破坏——而那就是作为统一的整体、其延续性可以上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

吴趼人在《新石头记》连载时署名“老少年”。评论家报癖（本名陶佑曾，1886—1927）认为吴趼人将自己等同于小说中的角色“老少年”——他是宝玉在文明境界中的导游兼导师——借此展露他要通过老少年之口来陈述自己政治理想的意图：“先生亦现身说法，为是书之主人翁，书中之老少年，先生之化身也。”老少年的故事无疑是吴趼人创作出来以推广其文化立场的寓言。要理解吴趼人为什么要用“少年”这个身份，这或许不难，因为在梁启超发表其影响深远的《少年中国说》之后，“少年”已经在中国知识界中间变成一个代表进步的流行符号。但为什么是“老少年”？为什么不就是“少年”？一个年老的少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创造“老少年”这一形象，以及吴趼人对它的自我认同，暗指的正是“返老还童”将改良主义和传统主义刻意结合起来的寓意，这一观念在晚清文人中并不少见。在梁启超自己的思想中也能发现此类结合，而这正是支持他创设出少年中国理想的基础。在吴趼人的小说里，返老还童的魔法在文明境界中遍地皆是：那里的老人都重新获得了青春；他们都寿高几百岁，但看起来却和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当老少年将文明境界大多数的科技和政治奇观解释为古典中国理念的再生与更新之后，这一理想化的未来竟然也和老少年的形象有着共同的逻辑。后者成为前者的象征符号：他们都同时既新又旧，充满传统经久不衰的活力和生命力。

晚清青年的现代冒险记不仅引领他们走向域外世界，同样也带着他们回到被重新想象过、重获新生、经历变革的故国。在本文中，我将“老少年”作为一个关键形象，其中体现了现代中国青春话语在其源头所具有的复杂和多义。我把它读作一个揭示了晚清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交锋效果的形象，而我的讨论聚焦在“年轻”尚未彻底被现代文化所定义的时刻，从文化角度分析“老少年”的多层引申意义。我的叙事建构在真实历史和文学中老少年们的冒险旅途之上。我将重温梁启超的海外旅行，并更详细地分析少年中国话语的内涵和语境。吴趼人寄托在老少年形象中的微言大义，将会置于梁启超试图通过召唤传统活力来改良中国的知识背景下讨论。接下来是对青年文化如何在晚清最后几十年间被重构的历史钩沉。本文先从讲述清廷在洋务运动高潮时启动的第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教育计划开始，然后以另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旅途结尾，这次旅行不幸地以“新中国三少年”之一黄远庸的遇刺为结局，而他留下的知识遗产又直接启发了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们。

青年前史：留美幼童

在梁启超为“少年”阐发新意的几十年前，晚清历史中还曾有另一个词汇——“幼童”。这个词特指在1870年代跨越太平洋到美国求学的第一批120个中国男童。我将这一事件作为“老少年”这一文化概念的历史对应物加以思考。

1871年，领导中国洋务运动的两位权臣曾国藩（1811—1872）和李鸿章（1823—1901）劝服同治皇帝相信，中国可以通过学习西方强大起来，因此需要选派中国学生出洋留学。同时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浦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提出“闪光的大门”政策（gleaming gates policy）也向清廷保证美国所有的学校和大学都会向中国学生开放。1872年春，清廷批准设立驻美“幼童出洋肄业局”。负责洋务的恭亲王（1833—1898）特别强调要求选拔非常年幼的学生——年龄低至12岁到16岁——这样他们才能轻松地适应并学习外国文化。因为这个原因，自此之后选拔出来的学生就被称为“幼童”。清廷的计划是在1872年至1875年这四年，每年选送30名男童赴美留学。这些男孩预期在美国度过他们整个的青春期，10年之后当他们步入人生的壮年时刻，再回国为清廷效力。

从1872年到1875年，总共有120名平均年龄在12岁的男童被选拔出来送到美国留学。被任命为副监督来管理这个项目的容闳（1828—1912）才是这个留学计划真正的设计者。容闳是第一个从美国著名大学获得学位的中国人，有着和他的同胞相比非同寻常的教育背景。他19岁时被一位传教士带到美国，而在新英格兰学习的7年时间为他提供了足够多的文化熏陶，让他从农民的儿子变成西化知识分子。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一毕业就决定马上回到中国，他如此阐述自己这样做的理由：

我下定决心要让中国未来的一代人享受到我享受过的优秀教育；而通过西式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获得新生，变得开明而强大。完成这一目标变成了指引我事业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