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域外游记对域外现代城市的体验方式

城市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产物，通常关联着光明进步、自由民主、知识水平、高等教育、现代民族国家、启蒙和现代科学技术等几乎所有的先进观念。城市也是城市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物质生活、思想观念、审美风尚、制度礼仪等层面的复杂凝聚体，而只有经过文学中种种个体感受的积淀，才会形成炫丽多样的城市经验和记忆。古今中外从来不乏有关城市书写的文学作品，但只有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才使得城市经验进入文学领域的脚步迈得更大。

在晚清之前，虽然国人对异域世界是充满好奇的，但由于舆地认知的匮乏，国人的游历足迹都只能囿限于本土疆域内，鲜有跨出国门的可能，更别说获得现代域外城市的亲历体验。到了晚清，情况发生巨变。随着域外文明进入中国，由传教士、商人、西洋书籍而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使得国人有了初步的“全球”概念，撬动了国人几千年来“天下中心”的认知，冲击着“夷夏之辨”的观念。时局使然，救国强国思潮的触动，晚清国人获得了走出国门、踏足域外的机会，拥有了体验域外现代城市的可能，他们为域外城市的现代文明所震撼，笔下的城市书写也有了不同于传统城市游历作品的奇光异色。相较于外国城市的“本土”居民，他们可以用“文化他者”的不同眼光观察外国城市，从自我的文化背景去理解域外城市，赋予它们以不同的经验解读，对城市形象进行着各异的表述和传达。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城市是一种文本，“文化他者”让他们对域外城市的“阅读”具有别样的意涵。也许在时间系统中“文化他者”关于城市的认知只具有短暂性，从深度和广度上还不能与城市的真实体验完全吻合，但不能否认的是，“文化他者”给他们提供了考察城市、认知城市的新视角，也是晚清国人对现代性的早期理解和启蒙。

一、震惊体验：与现代城市奇观化的初遇

之所以将那些最初走向世界的晚清域外游历者称为“空白人”，原因在于他们处在一种对西方经验相对匮乏的时空场域中。19世纪以来的晚清国人，在面对以英国为首的世界列强时，在接触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众多西方文明时，他们同样也面临着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最重大的经历，即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面对完全陌生的西方世界和西方城市文明，晚清从上到下都陷入了严重的经验贫乏之中。当然，像有着口岸城市中西文化撞击背景的王韬、袁祖志这些沪上洋场才子除外，但即便如此，我们在王韬的《漫游随录》中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对伦敦繁盛的赞叹：“万家灯火，密若繁星，洵五大洲中一盛集也。”^①王一川认为，王韬的体验是对现代性的震惊式发现，王韬的个人生存体验是现代知识分子体验现代性的一个缩影^②。

在晚清域外游记关于城市的书写中，城市建筑、街道、居室、咖啡馆、博览会、博物馆、学校、现代器物和人——这些流动的城市要素和现代景观成为游记书写者笔下不断跳动的符号，为我们展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晚清域外游历者所拜访的城市：纽约、马赛、里昂、伦敦、巴黎、柏林、马德里、斯德哥尔摩、莫斯科……开始睁眼看世界、踏入异域城市的晚清域外游历者，迎面而来的带有新异性的声光化电、奇巧淫技让他们应接不暇。的确，彼时的晚清帝国风雨飘摇、强敌环伺，出于各种目的而游历域外的晚清游历者在与异域城市遭遇时，对域外文明的陌生、交流语言的匮乏、游历的仓促成为促使晚清域外游记采用奇观化的观察与体认方式的因素。与现代城市异样景观的初遇，过去被贬抑的“奇技淫巧”却显露出魅力的震惊。

晚清域外游记中对域外现代城市物质景观的书写，“述奇”是震惊体验的突出表现：“……宫阙嵯峨现，桅樯错杂随；激波掀火舶，载货运牲骑；巧驿传千里，公私刻共知。泉桥承远溜，利用济居夷。”^③如果不细加说明，你无法想象这是清朝道光年间晚清游历者笔下的纽约都市风貌，这段文字出自1847年林的游记作品《西海纪游草》中的《西海纪游诗》。作为晚清最早将西方城市纳入中国文化视野进行叙述的作品，林在自己的游记中发出了“足迹半天下，闻观景颇奇”^④的感叹。在晚清国人对域外现代城市的观看中，我们接收到的是对城市物质景观幻灯式的展示，猎奇心态颇为显明。

游记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诉诸文字书写，最能表现外在客体对行旅者的影响与刺激。与素未谋面的异质文化的相遇总能引发好奇心。不光是林，当时初次见识西方城市文明的国人都无一例外有此感受。1866年随同斌椿出访欧洲的翻译张德彝，用“述奇”作为游记系列的题目，以表达域外现代城市文明给自己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性感受。就连见多识广的梁启超也在考察美国的《新大陆游记》中写到：“……今欲语其（纽约）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⑤可见，晚清域外游历者对域外现代城市的书写无一例外地呈现为一种集体式震惊的叙述。当然，这样的书写颇有些走马观花的敷衍，给人一种浅尝即止的感觉。

晚清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初次接触真正的域外城市文明，自持“天朝上国”心态的他们对于西方的林林总总，不过只是“耳闻奇怪多端”^⑥罢了，就像林的《西海纪游诗》，有令人目不暇接的轮船、电报、自来水、温度计、织布机、幻灯片、照相机等现代城市文明物件，有关于市民、宗教信仰、市场状况的介绍，也涉及政治结构、选举制度和福利保障制度等城市现象的概括^⑦。1847年的留美学生容闳在1909年成书的《西学东渐记》中也仅仅是用简约笔法描绘纽约景观：“……今则已成极大之都会，危楼摩天，华屋林立，教堂塔尖高耸云表，人烟之稠密，商业之繁盛，与伦敦相颉颃矣。”^⑧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好奇的城市游览者对现代大都会纽约的简单观察和记录。

无论是官派出访还是私人游历，对城市规模与繁华程度的震惊是晚清域外游记书写者建构域外城市印象的常规形态。1866年，斌椿身负朝廷重任，出洋考察，在伦敦逗留期间，斌椿着力对伦敦的城市风貌作如实描绘。伦敦在他的笔下呈现一种令其惊叹、强大繁荣的形象：“高峻闳敞”的公议厅，壮观绮丽的水晶宫与温莎堡（原译“文思尔喀什尔”）等^⑨。斌椿还以“胜境”与“胜景”来形容伦敦^⑩，看似客套礼仪用语的背后，道出的实则是斌椿对伦敦城市的绝佳印象。与斌椿同行的张德彝在《航海述奇》的《英国日记》中也留下了关于伦敦的记录，而且张德彝也以猎奇的角度去书写伦敦的繁华，关注点在城市的新鲜事物上。他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地标建筑（如伦敦塔、温莎堡）、机构设施（如图书馆、医院、教堂、海关、监狱、议事厅、兵工厂、印造新闻纸处等）、公共娱乐活动（如看戏、赛马、戏法、化装舞会、女王诞辰、国庆等），俨然将伦敦变成一个奇异事物的荟萃之所。

1867年，因太平天国禀帖事件避祸香港的文人王韬，在其所写《漫游随录》中对伦敦生活的记录集中于卷二、卷三，王韬眼中的伦敦“万家灯火，密若繁星，洵五大洲中一盛集也”，这与斌椿、张德彝等人的观感一致。惊奇于伦敦繁盛气象的王韬，将这种感受延续到了对水晶宫（文中称之为玻璃巨室）、保罗圣堂、宫殿、集议院等城市因素的书写，感叹水晶宫“繁华之渊薮”，惊讶于宫殿的气象肃穆、保罗圣堂的建制宏伟以及集议院的“栋宇宽宏”。

1877年，本来就对西方文明抱有好感的郭嵩焘也如实地记录下了伦敦“盛”“美”的帝国风貌：“所过灯烛辉煌，光明如昼，近伦敦处尤盛……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阛阓之盛，宫室之美，殆无复加矣。”哪怕是与郭嵩焘政见相左，力持保守主义，被清政府用来掣肘郭嵩焘，一同被派遣出使的刘锡鸿，在初临伦敦时，也不得不对其繁华大加赞赏：“乘便周游街市。衢路之宽洁，第宅之崇闳，店肆之繁丽，真觉生平得未曾见也，……入夜，各街灯烛攒光，火山星海，殆无以过。”

此外，域外游记书写者所述关涉东洋与南洋的异域风光、民俗风情等，也注重对异域之“新”“异”的赞叹，晚清域外游记中的日本城市，“房屋巍焕，街衢宽广，货物殷阗”，街道不仅宽广而且干净：“街衢均砌以石，时时扫涤”，“官道净无瑕”，“经过处无纤毫秽物也”；有“往返殊捷”的铁道交通；公园里“芍药正开，色极灿烂，矮屋四五所，陈设幽雅。花以白边瑞香、松、兰、梅、竹为多，月季亦盛。有洋花十余种，不知其名”。城市商业繁荣，在马关：“须臾，数舟载货而来，首尾衔接，累累捆载者皆米也”；在大坂府“商贾云集，街道纵横，长者计二里”；横滨的夜市繁华热喧闹：“街衢灯烛辉煌，地摊陈设百货，士女摩肩，皆于此时购物，逐日如是。”对外贸易也很发达，神户的外贸“榷税岁约四五十万”之多，长崎互市更是“东头吕宋来番舶，西面波斯闹市场。中有南京生善贾，左堆棉雪右糖霜”。商品琳琅满目，商业景象繁华，一改十余年前的产品匮乏，市场萧索的情形，正如王韬所慨叹的：“呜呼仅十许年耳，而沧桑更易，人事变迁，可胜叹哉。”

张德彝对新加坡的胡公园（又名黄浦园，指胡璇泽花园）颇感兴趣，原因是“所储珍禽怪兽颇多”；但也不讳言一些地区令人不快的特点，他描写了苏伊士的糟糕环境：“街道泥泞，土屋鄙陋，楼房亦不雅洁。”而王韬笔下的新加坡印象则是：“虽居处已二百余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岁时祭祀，仍用汉腊，亦足见我中朝帝德之长涵、皇威之远播矣。”作为“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代表的王韬，依然觉得东南亚区域是中华“帝德”“皇威”远播的所在，试图彰显对本土传统文化的自豪。

对晚清域外游历者而言，域外城市文明带来的震惊是他们游历过程中最初也是印象最深刻的体验。因为“现代城市的醒目的物质景观，是以现代工业技术为依托的，它完全是工业技术的直接产物”，因此，对刚从农耕社会脱身，踏入域外现代城市的国人来说，他们对现代城市最初的经验首先是视线范围内的物质景观——建筑、街道、住宅等物质文明统统都被游记书写者以奇观的视角摄入笔端。

二、沉溺体验：对城市丰盛器物的惊羡式书写

晚清时期，踏出国门的游历者面对的是纷繁多样的城市器物，这些带有现代意味的城市风物在晚清域外游记中被反复书写，火车（火轮车）、战舰、铁路、电灯（煤气灯）、传声筒、电梯（自动升降机或自行屋）、自行车、枪炮、自来水、手箱（手提箱）、缝纫机（铁裁缝）、风镜等充塞游记文本，对中国传统的器物观念形成冲击，因为这是当时的晚清中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物。

城市器物表征着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就文化心理而言，对它们的描摹更是对一种新的器物、新的文化、新的世界的羡慕。“新器物的使用必然同新的现代性体验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从日常生活的平凡层面激起新的现代性体验。”以自来水为例，我们来看看林在《西海纪游草》中对它的描绘：“初患无水，故沿开至百里外，用大铁管为水筒，藏于地中，以承河溜。兼筑石室以蓄水，高与楼齐，且积水可供四亿人民四月之需。各家楼台暗藏铜管于壁上，以承放清浊之水，极工尽巧。”林观察到西方的自来水设施会对清浊之水作出区分，而过滤净化后的自来水也有益于民众的身体健康。对于以井水与河水为日常饮用水的传统中国来说，自来水的确是一个新鲜事物，林的关注是发现了自来水与民众卫生健康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