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情感真相

长篇小说《回响》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坛近年重要的收获之一，也是作家东西迄今最具文学抱负、成就最高的创作。自2021年问世以来，在读书界反响强烈，改编成网剧之后更是作为话题热议；2023年斩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则是其经典化的重要一环。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回响》须反复品读方得个中三昧。无论影视传播引发大众热议，还是由文学大奖激起专业人士好评如潮，当喧嚣落定，再次进入东西所营构的文学世界，更可分明感受到他那蕴含于文字间细微的用心、新鲜的智慧、鲜活的人情物理，还有寄寓于小说叙事背后宏大而深沉的旨意。东西是一个极具创作自觉性的作家，亦即他始终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和“怎么写”，之于他屈指可数的长篇小说尤其如此。获茅奖之前评论界对《回响》的谈论，更多聚焦于其以罪案类型小说的形式达致反类型小说写作的特点、探究人性的隐秘，以及以超拔的比喻为主要表征的“东西式修辞”的艺术个性等几个方面。然而，小说的形式感、揭示人性之“深”，还有人情物理体察之微、传达之妙等，固然是《回响》带给读者的诸般感受，但这几点在东西小说创作中并不新鲜，远非此书所独有。《没有语言的生活》《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等又何曾少了这些？事实上，它们始终是东西小说创作所追求的基本面，亦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坛始终独树一帜的原因所在。而我想说的是，《回响》之于当下中国文坛别具的重大意义在于，小说揭示了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真相和各种亲密关系的样态；而真相的揭示，固然需要对社会生活的精微体察，更需要表达的勇气。在这部对社会现实“正面强攻”的作品里，东西以自己的才华与勇气无疑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

一、信与疑：时代病以及致病之由

以罪案推理的方式展开叙事，《回响》借此具有一个故事化的外观，从而保证其可读性。作品的深刻性与可读性并非天然就冲突，这在于作家对“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认知与处置。《回响》在叙事上双线并置，一条线讲冉咚咚带领团队如何侦破“大坑案”；另一条线则讲述她个人力图侦破夫妻情感上的疑点——丈夫慕达夫两次解释不清的开房记录，因坚执“不信”而无休止地考验人性，最终导致婚姻破裂。案情总是确定性的，跟所有的罪案小说一样，“大坑案”最后真相大白，案情复盘、凶手认罪；而一个人的内心却充满了不确定性，是一个幽深甚至黑暗的世界，真相似乎永远不在场。前者呈现了一个在公共空间敬业执着的女警察；后者则描写了一个在家庭生活中被信任危机所困扰的妻子。两条平行推进的故事线共同塑造了一个警察，同时更是一个当下时代的女人的形象。两条线交集于小说最后，传达出东西所要传达的理念，自然也是他对这个时代的情感现实所达成的理解，从而揭示他所认知的亲密关系的真相，经由慕达夫之口，正告这个神勇而敬业的女侦探：“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①。后半句如同格言，亦是有意说给所有捧书而读的读者听的。因而，某种意义上《回响》也是理解当下时代的一个切口。

叙事双线并置并不鲜见，以案件侦破的方式驱动故事发展更是常有；《回响》用心之处在于，其类型小说的外观似是一种戏仿，实则达成对类型叙事的解构，明显保留着先锋写作的精神内核，故事化的外观包裹着作家所要传达的精神主旨，既可读又发人深省。小说以极其精巧的设计对类型小说达成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而在“怎么写”上最为用心之处，则莫过于冉咚咚这个人物的设置，两条叙事线索纠结于其一身。她是一个执着而敬业的警察，一个貌似有道德洁癖者，也是一个始终不放过他人与自己的“病人”。稍加品读便会发现，事实上《回响》中因案情顺次牵出的人物如徐山川、夏冰清、徐海涛、吴文超、刘青、易春阳、沈小迎等，似乎鲜有心理正常者。然而，有意思的是作者却刻意淡化他们身上的病态，只是客观描述其心理活动与行为方式，几乎不下判断。相反，针对冉咚咚这个肩负主持公平与正义大任、冷静而理性的勘案者，叙事中却从模糊的暗示到明确的指认，不断提示她是一个“病人”。值得注意的是，疾病——从个体病患到时代病症，在近段时间关于《回响》的解读里，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并以此作为展开论述的切入点。有论者注意到“《回响》有一个巧妙而富有深意的设计：作为案件侦破者的冉咚咚，同时也是一个心理病人”^②；仅就人物形象而论，更有论者认为“冉咚咚并不是一个讨喜的形象，某种程度上甚至带有精神病人似的偏执，如果将其归咎为个人性格，就不免简单化了，她实际上是患有‘时代病’的常人”^③。小说里冉咚咚“病态”毕露亦有一个过程，呈现出“病情”的发展与深化。某种意义上，小说对冉咚咚病情的呈现，亦是对其灵魂之“深”的开掘。如何刻画一个“患有‘时代病’的常人”，彰显了东西此番写作的抱负，用心处可圈可点。

《回响》全书一共9章78节，勘案、勘情两条线索存在互文关系，奇数章写勘案，偶数章写勘情，两者合并于第9章。故事推进至全书篇幅过半的第44节，冉咚咚和慕达夫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之后，又有一番互相伤害的对话。各自恢复自由身，当慕达夫以朋友身份劝导已是前妻的冉咚咚要多与人交流，多爱别人一点，以便克服自恋与多疑；冉咚咚对此并不接受，认为对方是在教育自己。面对冉咚咚的激烈回应，慕达夫不无委屈地说：“我想让你知道别总是自己生病让别人吃药。”^④这是小说人物之间的彼此体认，只有在亲密关系里，作为丈夫的慕达夫才能明确意识到妻子是一个病人，表征便是“自恋”与“多疑”。自此，“病”与冉咚咚的关联便愈发频密。第46节当慕达夫向邵天伟描述冉咚咚在家里的诸般情状，邵天伟无比困惑脱口而出：“你说的不就是精神病吗？”^⑤小说更设计了一个冉咚咚逼迫慕达夫去看医生的情节。在劝导阶段，慕达夫的心理活动是“一个人要病到什么程度才会把对方当病人”^⑥；而在诊所一番诊断下来，莫医生的结论是，与其说慕达夫有病不如说是冉咚咚担心他有病。冉咚咚也明显感到被诊断的是自己，进而愤怒地质疑医生到底是给慕达夫看病还是给她自己看病。临近小说结尾的第76节补叙了慕达夫和邵天伟的见面，当得知慕达夫和冉咚咚的婚姻关系已经解除，邵天伟问慕达夫是否有恨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理由去恨一个病人。”^⑦至此，冉咚咚的“病人”身份似乎得到了最为明确的指认。在慕达夫看来，这源于她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病象就是焦虑症和猜疑症。这与其说是关于冉咚咚个体病症的指认，不如说是作者借人物之口所传达出的对时代中的个体生存状态的描述。焦虑与猜疑已然成为我们特定境况中个体生存的典型症候。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冉咚咚，《回响》中被明确指认为“病人”的另一人物，就是该案真正将凶案付诸实施的杀人凶手易春阳。小说最后交代，这个能写诗的农民工被莫医生和另外两个权威专家鉴定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只是这一科学鉴定被当事人否定——有病者除了认为别人有病，更往往认为自己没病。这一点亦与冉咚咚类似。有评论者指出《回响》频繁使用“对位法”，冉咚咚和易春阳的对位最是意味深长：他们是“对垒的双方，一个是出身高知家庭掌握多种资源能力出众的干练警察，一个是身居底层无权无势最终铤而走险的亡命逃犯，本来应该是黑白分明势不两立的，可吊诡的是，两人却有不少共同之处”^⑧。小说中两人那“被爱妄想症”的情节更是几无二致。两个身处不同阶层、不同处境之下的人物，因疾病而互为镜像，如此“对位”让人看到“时代病”加诸于身并没有阶层之分，亦没有处境之别。于此，或许可以看出之于“时代病”，东西有意拆除人与人之间的壁垒，亦即在对时代的感受上，每个人的耐受性似乎差不多；疾病的分布不分阶层与处境，自恋、焦虑、猜疑、妄想，已然成为某种精神症候。这才是日常生活背后惊心动魄之处。易春阳、冉咚咚，一个是执着而残忍的作案者，一个是执着而敏感的破案者，如果不是“疾病”加身，两人各自都不会成就眼下的自己。

表面上看，一如勘破案件般力图勘破情感的疑点，是导致冉咚咚亲手终结婚姻，解散原本幸福家庭的缘由；然而，这实则源于她对周围世界即便是亲密关系的不信任。本源性的信任危机导致她对丈夫的无尽猜疑。现代社会资讯发达，获取资讯的手段更是丰富。慕达夫开房记录的获取本就是冉咚咚利用职务之便达成。因得不到令其相信的解释，她对丈夫的猜疑、想象、询问、试探便没完没了。同为妻子，冉咚咚与沈小迎也是一种“对位”，正因为后者对丈夫徐山川的监控才让“大坑案”最终得以告破。她在丈夫车里安装窃听设备，提供了关键证据，从而让真正作恶者无法脱罪。然而，从更深的层面上讲，冉咚咚对夫妻情感的天然不信任，则来自原生家庭所给予的阴影。小时候她感觉父亲跟隔壁阿姨有染，总是想象半夜父亲会出门到隔壁幽会。童年创伤性记忆似乎是其致病之由，如此情节亦貌似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主动回应。在冉咚咚成长过程中，父母间无休止的敌意与埋怨，同样也给了她亲密关系认知的导向。当她告知父母自己与慕达夫离婚的消息，父母对此的态度与建议让人看到这对夫妻虽然在情感消耗战里度过了大半生，但依然余怨未了：相互埋怨、指责，怨怼，无穷无尽，大有不死不休之势。即便是高级知识分子之间亦是如此，何况普通人？这意在表明如此亲密关系之于当下已是常态。

冉咚咚探究案情的执着自然是职业素养使然。每个案件的侦破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结论，是非对错泾渭分明，不能模棱两可；然而，她不能明白的是，人性复杂无比，远非简单追溯就能如愿探明，甚至有些真相本就不该亦不必探明，执着反而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慕达夫两次不能作出令人信服解释的开房记录，让她在勘破案情的同时也展开了对这一疑点的侦察。“大坑案”和“丈夫开房案”她都无法放下，于是将公共空间的做派延伸到私人空间，对丈夫进行讯问、考验、试探，如此反复中不断加重其怀疑，直至否定夫妻间爱的存在。只是，世界远非黑白分明的存在，而人的内心更是一个幽深、繁复甚至黑暗的空间，一些心理和行为方式，即便当事人都无法说清。正如小说中所表达的那样，人实际上最难认清的是自己。在信与疑上，对于“信”的偏执追求，让每一瞬间的心理、每一特定情境下的行为都有合理的解释，从而让生活完全敞开、透明，这本就违反人性；而在亲密关系中适当给予对方一定的私密空间，恰是对人性的尊重，亦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放过。相反，就正如冉咚咚在不能放过慕达夫的同时，更不能放过她自己；而在事实层面，慕达夫那两次无法说清的开房，并未影响他对妻子深沉的爱。爱，依然存在，正如小说结尾他面对冉咚咚那“你爱我吗”的再次追问，依然作出了肯定性回答。慕达夫是否出轨似乎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爱是否还存在。因为人到底不是机器，所有行为都受程序控制，瞬时的激情、无法言明的冲动，都可能让人走向脱序。伦理道德的规约，除了纠错更需要容错空间。这也是人性复杂而富有魅力的地方。换言之，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恰恰需要的是模糊与放过。对比当下社会现实，不由感慨东西的创作常常能敏锐感知小说创作当下的社会情绪，能勇敢面对大部分作家恰恰迂回绕避的问题与真相。他所抓住的那些醒目的关键词，常常给他带来不一样的社会认知与传达，如“后悔”，如“篡改”。在我看来，《回响》所力图传达的是“危机”，是“如何爱”。表面上《回响》写了一对夫妻如何走向婚姻的终结，实则传达出如何重建爱的能力的可能。

录音、录像、聊天记录、GPS定位、开房记录、消费记录等，对于今人而言，一方面公众几乎生活在一个透明的世界里；另一方面窥伺的欲望却无处不在。因各种目的在公共空间里发布他人隐私，让对方遭受瞬时社会性死亡的重创，而自己可以不负担任何后果，网络道德审判与私刑几乎成了一种常态。隔段时间互联网上就出现一单导致当事人社会性死亡的爆料，形成网络事件。公众围观，处于道德洼地的当事人则不能有任何辩解；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人们，则获得广泛响应、支持，舆论一边倒。狂欢化的喧嚣之中，很少有人考虑即便道德有亏者是否也享有隐私不被公开的权利。正因如此，这让身处当下的每一个体都充分感受到信息是否安全的威胁，产生了深巨的信任危机。人性的复杂性被无视后，将可能导致个体自危的处境。这或许才是较为可怕的伦理问题之一。如何建立互信，让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密关系自由、自在，才是建立起合理的人际关系的第一步。

在一次访谈中，提问者认为《回响》之所以受到很大关注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现在很多人对自己的家庭不甚自信，东西对此的回应是“在不信任的时代，夫妻之间产生不信任，是一个很正常的事”，他觉得自己笔下的慕达夫就是一个典范，进而指出《回响》“是一本教夫妻如何相处的书”^⑨。祛除“时代病”最有效的方式，无疑在于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重建信任的关键或许就在于让他人有适度自处的空间，允许亲密关系中个体心灵秘密的存在。如果一旦犯错就遭到“社死”严惩，每个人的生存环境只会越来越糟糕；就正如死刑并不能杜绝犯罪，类似的“社死”事件亦只会进一步加剧人际关系的恶化，对于社会道德建构于事无补，且恰恰走向反面。东西所谓《回响》是一部教夫妻如何相处的书，扩而大之，亦是一部教人如何与他人相处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