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遭际、民族叙写与时代镜像

作为“文学桂军”的重要一员，黄佩华的文学创作始终扎根桂西北高地。自他从1982年出道以来，创作出多部具有鲜明民族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品，饮誉文坛。1991年的《南方女族》、2000年的《远风俗》两部小说集以及2022年的长篇小说《生生长流》，都显示出其作品的独特风格、独特品质与独特价值。黄佩华用极具辨识度的文字描绘出桂西北驮娘河畔和红水河流域的民族风情与地域文化。

2023年，黄佩华以笔名老原推出长篇新作《花甲之年》，这部作品同样没有离开他所熟悉的桂西北高地，且视野独特，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色。《花甲之年》以主人公马达华的所见所闻为线索，全方位呈现驮娘河畔和红水河流域的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浓缩了乡土社会在新时代的发展变化。小说从马达华的提前退休展开，通过他从城市回到故乡的亲身经历，以树状般透视的文本结构，描写出城乡生活的细微变化和人物的真实处境，实现了个人遭际、集体记忆和时代镜像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表达。

一、个人遭际：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

《花甲之年》通过展现马达华在工作、家庭和社会中所处的复杂关系网，彰显出马达华个体面临的现实尴尬与精神困扰，并借此揭示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

马达华是西塘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兼研究员，工会“除了两位领导外，还有办公室，有财会，有文体部，有福利部，下设各种文娱协会十余个，还要指导数十个部门工会的工作”^①，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工会在高校的工作不可或缺，而马达华在工会的工作也很重要，马达华“文字水平很高，许多关键的文字材料都是他亲力亲为”^②，他同时悉心培养副手梁英彦，是“合格的师父和兄长”^③，有领头人的素质。在工作中，马达华可以被看作整个学校行政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他被镶嵌在科层系统关系网中。突如其来的退休让马达华无法在“再干两年刚好满届，恰好临近退休的节点”^④时如期如愿退休，“就如同一部正在加大马力向上冲刺的汽车，到了半坡就失去了动力，在快到终点的时候忽然熄火趴窝了”^⑤，这是马达华工作上的尴尬与烦恼。

与此同时，马达华也面临着家庭的琐事，妻子经常让他去岳父那里帮忙，而岳父的儿子却不见人影，他的儿子惦记他的住房公积金，还有祖父和父亲的养老问题。这是无法逃避的现实。退休之后，马达华陷入工作和家庭的现实困境中，用他自己的话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他觉得主要是还不晓得如何管理自己，让事情牵着鼻子走，所以活得相当狼狈，也相当累。”^⑥在工作、家庭等社会关系中的马达华，受到弗洛伊德三重人格假说中“自我”^⑦人格的制约：“自我”代表理性，它感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按照现实原则活动。马达华政治素质过硬，工作中他“忠于职守，认真履行职责，大事请示汇报，小事按章定夺”^⑧，同时他也十分注意个人生活作风和经济问题。面对妻子、儿子以及家中的长辈，他也能承担起作为丈夫、父亲和晚辈相应的责任。工作和生活中的马达华始终用理智规约自我，用现实原则去规划身边的一切。对于退休，马达华原本也有着自己的规划：“等退休了就可以经常回老家去，种菜养鱼，陪父母亲和祖父，让他们过好晚年生活。闲时还可以写点文章，自驾到周边看看风景。”^⑨可以说，马达华对工作、生活乃至人生规划的思考都是理性约束下的，表现的是弗洛伊德三重人格假说中的“自我”。

但是，提前退休打破了马达华的规划，他也提前开启退休后的计划，踏上返归故乡之旅。在这个过程中，马达华探寻到三重人格中的“本我”^⑩。面对返乡路上的风景风物，马达华的思绪“就像脱缰之马，驰骋在桂西北高地上”，从家乡的河流中，马达华可以“感受到一种从涓涓细流变成南方大河的律动”。这种与风景的沉浸式对话发生在马达华的精神世界，体现的是他的潜意识和无意识，“本我”在其中发挥作用。不管是返归故乡的途中还是走亲访友的过程中，马达华多次经历思绪的律动和精神的漫游，每次开车驶入回乡路上的一条省道，马达华总会因为“那稻浪，那岸竹，那潺潺流水，那渔舟，那袅袅炊烟”觉得无比享受，拜访九哥时，他也在出门信步的过程中迎来了精神的出游。

除了在与风景的沉浸式对话中体现“本我”，返归故乡的马达华与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他相比，也更接近“本我”状态。回到故乡，马达华仿佛经历了一次“寻根”，亲人的讯息填满他的生活。他见到亲人的时候，得到的反馈大都是带着笑和喜悦的，祖父马成虎睡觉被打扰，本想发火骂人，但见到来人是马达华，“嘴角一咧，脸上绽开一朵花，呵呵地笑了起来”。阿姑见到他，“大声地叫起来”，关心他“吃饭了没有”，表弟四鹏见到他也“腼腆地跟他打招呼”。在这样和谐、轻松的生活环境中，马达华也参加了一些与城市生活不同的活动，比如他去鱼塘打鱼，提着鱼护中早有的草鱼回家；再比如他和四鹏一起为祖父抓痒，诸如此类的画面尽显生活气息。面对故乡的风土人情，马达华也不断进行回忆和追忆。比如，马达华回忆自己第一次离开家乡、踏上去省城学习之路的场景。年过半百已然退休的马达华，在返归故乡途中回忆起年少的梦想，回忆起自己从少年成长至今的变化。记忆在小说中多次出现，马达华记得刚通高速时带岳父岳母回老家，记得初中时和父亲轮流背祖父下山。同时马达华还对历史故事和家族故事进行追述。在乡土勾起的这些记忆里，马达华同时也在经历情感的重塑。面对桂西北高地的风景风物与乡村社会的人情风土，马达华不断对自己进行反观，“从追忆和追述中再次‘看见’自己，重新锚定个人的精神坐标”，这里的追忆与反观是作用于“本我”人格的。

在社会现实和人际关系中，马达华用理智约束自己，“自我”人格发挥作用，他更倾向于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环而生存。而马达华在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同时也作为人物个体存在，体现了更多“本我”的部分。但是，“本我”和“自我”会同时作用于人物个体，两者是无法割裂的。回到故乡的马达华同样需要付诸责任和耐心。比如，祖父的养老问题是马达华的心头大事，祖父的助听器早在他回家前两个月就坏了。马达华回乡就特意给祖父买了进货价3000多块的助听器，而在看到祖父吃鸡鸭肝脏的吃相时，他不禁感到难过和自责，“要是自己能和祖父一起生活，经常让他吃一两副鸡鸭肝脏绝对不成问题”。马达华是家里唯一活得比较“松活”的，因为他有养老金和社保卡，“不过他也意识到，从今往后，这份养老金，这张社会保险卡，已经不再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了”。除了祖父的养老问题，马达华还要承担起照顾岳父江元中的责任，在四鹏的婚宴上他也关注到兄长马达发的生病前兆。马达华在故乡的风物风景和风土人情发现“本我”人格的同时，“自我”人格也促使他面临种种现实问题，这就让他的精神世界也存在困扰，从马达华身上，可以窥见从农村到城市再返回农村的这部分知识分子之现实尴尬与精神困扰。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佩华也有涉及城市生活题材的写作，塑造出一系列从乡村去到城市的知识分子形象，例如《生生长流》中的农才生、《公务员》中的吴启明、《五月病》中的王三德等，这些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以不同的侧重点被描绘出来，而这类知识分子的遭遇都可以视为黄佩华个人经历和生活的浓缩，这些独具个人标识和地方习俗的经验呈现，也让黄佩华的小说作品充溢着独属于桂西北地域空间的文化印记。马达华通过故乡的风景风物和风土人情反观自我，从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网络中寻找真实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时代遭遇也被揭示出来。

二、民族叙写：集体记忆的文学复现

通过对马达华返归故乡的细腻叙写，少数民族聚居地的集体记忆通过文学的方式不断复现，驮娘河畔和红水河流域的生活图卷由此拉开，桂西北地域民族文化特色和民族精神也得到很好的体现。

桂西北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分布有壮族、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黄佩华的小说创作扎根于此，他的小说多以桂西北高地为背景，带有鲜明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这与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地理上看，黄佩华的家乡在距广西首府南宁500多公里的百色市西林县，驮娘江在沿着321省道西行90公里处形成了一个大湖，裹挟着依山傍水的平用村。黄佩华出生前几年，他的父亲带着全家人从老家岩怀搬到了这里。黄佩华对驮娘江有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离平用村数十公里之处，有一条规模更大、长度更长的江——红水河。红水河位于广西西部，跨越云南、贵州边境最后流向广西腹地，广西的壮族核心居住区域正是红水河流域与左、右江覆盖的桂西地区。红水河可称得上是广西壮族人民的母亲河，也可视为黄佩华热恋的第二故乡，这里的风物风景、民俗风情以及风土人情，成为他创作的重要来源。《花甲之年》同样也是黄佩华对桂西北高地、对驮娘河畔和红水河流域的深情描写，作品在叙写高速公路建设的同时，也详细地刻画出马达华家乡的地理方位和民族特色。

《花甲之年》描写了很多具有桂西北特色的美食：翠良饭店以本地山上种植的玉米棒为食材的玉米粥是马达华喜欢来这里吃饭的原因之一，玉米粥也是家里饭桌上的常见食物；麻鸭作为驮娘河流域远近驰名的特产，经常在文中出现；被称为“糜蠛”的汤是驮娘河畔人家常备秘制食物，“酸爽解腻，富有营养，但是奇酸无比”；还有所谓句町虫，是当地的油炸蜂蛹、沙巴虫、木虫、蚂蚱和臭屁虫等组成的拼盘；用糯米制成的糍粑是寨上的一种传统美食，按照习俗主要用于喜事等。许多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美食为民间社会生活的描写增添了色彩。

马达华返归家乡、走亲访友，吃饭是最日常的生活表现，而吃饭之余免不了饮酒，作品中的酒文化也极具壮民族文化特色。喝酒在人情送往中起到重要作用：马达华考上大学后，他的祖父便组织杀猪摆酒，喝酒吃肉以示隆重庆祝，在许多重要时刻，比如江元中的寿宴、四鹏的迎亲宴，喝酒都必不可少。不仅如此，喝酒还是亲人朋友间联络感情的重要纽带，马达华和岳父江元中“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逢年过节见面都要喝点小酒”，对于去岳父家修热水器这样的琐事，马达华本因工作烦心而不耐，但听到岳父让他“顺便搞半只烧鸭和几个鸭屁股回来，我煮饭，今晚我们搞两杯”之后，他顿时来了精神。马达华几次拜访恩师覃大果家，都免不了喝酒，覃大果的储物间有许多酒，“有红酒，有茅台，有五粮液，还有本地丹泉酒”，郑立宗去覃大果家吃饭时手里也拎着两瓶酒。可以说，喝酒几乎出现在人际交往的每一环节，出现在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借马达华的祖父马成虎的话说，“男人没有酒，就失去了精气，时间长了，就会渐渐失去阳气”，驮娘河畔的人家几乎都会酿酒，“在驮娘河一带村寨，稻谷、米饭、玉米、高粱、糯米甚至橡子果、野葡萄和甘蔗渣都可以用来酿酒”。“酒”甚至成为评价一个人的标签，马达华的副手梁英彦被称赞“做事干练麻利，而且酒量不错”。

作者以壮族题材和视角塑造丰富具体的壮族人物形象，构建整体性的壮族形象特征，“本来属于抽象性和集体性的壮族形象得以通过这些具体的个别性的壮族人物形象映现了出来”。其中还塑造了诸如招赘习俗、杀年猪备年货、三月三歌节、吊脚楼以及在广西其他地方未被发现的大化红水河畔出现的歌圩习俗等一系列节庆文化和民间习俗。

小说通过个体记忆的描写转向对集体记忆的书写，追忆历史，复归现实，充分彰显出驮娘河畔和红水河流域承载的民族历史文化底色。马达华回乡路上对历史时空进行“追述”，体现出历史文化的力量。路过定安小镇时，作品嵌入马达华初中就知晓的“西北教案”，西林县长张鸣凤面对无恶不作的传教士马赖，一改前任软弱迁就的做法，将其处以极刑，却在法帝国的施压下被朝廷就地革职、发配新疆，马达华“每次路经定安这个沧桑小镇，都会向当年的西林县衙门行一个注目礼，向那个矮个子张鸣凤致意”。而过了定安不久，就到了那劳镇，这里是驮娘河畔名门望族“一门三总督”的故乡，马达华幼时就听祖父讲过被授封“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的云贵总督岑毓英的故事，大学期间，马达华对岑宫保的事迹做了进一步了解，知道他凭借“勤奋刻苦，好学上进，坚韧不拔”，不仅自己取得成功，还培养出了“代理总督”弟弟岑毓宝和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岑春蓂这两个儿子。诸如矮个子县长张鸣凤和“一门三总督”的故事，流淌在当地人的文化基因中。“是那一次他跟祖父和父亲去底墟街拜访当年的骡头，两个老马帮头相拥而泣的情景，让他久久不能平静”，这也体现出家族式集体记忆拥有的触动人心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末，黄佩华深刻认识到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性，他要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原乡。从此，他对民族地域文化进行有意识的表达：“从1988年我发表中篇小说《红河湾上的孤屋》开始，红河、驮娘河、桂西北、云贵高原南麓、八达、平用等地理名称就频繁地在我的小说中出现，这些地名甚至成了我的道具、一个支架。”在借用地理景物之后，他还要强调生活现场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蕴“要往架上挂什么物体，往壳里装什么东西”，即表达人物故事的思想精神与文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