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里的鲁迅

一

鲁迅的写作常常出界，有时候以非文学的方式进入文学，故不古不今、不东不西，而真气在焉。因为对于其体例无法归类，有些文章只能以杂文喻之。这种体例比较特别，既不是传统文章的复制，也非周作人称的美文，应当说是介于多种文体间的谈吐，即思与诗交融的表达。他的许多文章都带有异样之风，审美的样式很少重复。最初在《新青年》上的文字，已经露出这种智性，文体是开放的。那时的写作多是呼应陈独秀、胡适的思想，自我的情感略有节制，表达的是个性主义的观念。这些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对于社会进步是有一种热望在的。他的第一本杂文集《热风》，都属于时评，“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①。但那时候的中国旧气浓烈，古老的幽魂以冰冷的面孔闪动在知识界，杂文写作也是像小说一样“听将令”的意味。这可以看出，笔下的调子，是颇为积极的。他后来的写作虽然变化多多，而现实感这一面，始终没有改变。

读者很快注意到了他的文字，那些除了正面出击，也有迂回闪动的。人们从中读出远离旧气的超人之思，还有几许人道主义的新风。笔锋所至，荡出光影，街市与野径里的遗痕都一一被照到。行文的词语，不是简单的布道，而是针砭时弊与古代的遗风，对于国民的状态，持一种立体审视的态度。这些在他那里都属于天然之音，故不必声嘶力竭去喊，但你于此听出他的愤懑和哀凉，短句中的智性有诸多隐含。保守主义者在大喊保存国粹的时候，鲁迅信奉的是“保存我们”的观念。而“保存我们”，则不能不有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可惜中国人的眼睛被什么遮蔽了，蠢态主宰着人们的思维。《随感录三十八》云：“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②这对于国人的愚钝的描述可谓一针见血，于是看到的是独战之影，个性的高蹈与抨击的强力织成一个思维之网，国人的痼疾被打捞在一起，诸多碎渣都在扫荡之列。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卫道者就不想改变现状，对于新文化采取攻击的态度。有感于此，他在《现在的屠杀者》等文中抨击了钟情于名教者的可笑③。《新青年》上的这些文章，以唤醒民智为特征，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的范围。

在诸多的随笔中，鲁迅显得极为果敢和从容，一些表述是形象而深切的，直捣问题的核心，讽刺现实在前，陈述道理于后，破而后立，且在形象的语言中营造着思想之宫。这在韩愈的文章没有，于苏轼遗墨那里亦少见。新思想流动在反讽与冷嘲中，文章的维度是跨越的。他在书写里埋下了许多隐喻，年轻时期看重的西洋文学里的质疑意识和科学主义的理念都在，有时也见浪漫诗人的奇语，文章就颇见驳杂之色了。

虽然他将自己的杂文视为“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④，而自我的内省一直伴随期间的。陈独秀、胡适都从正面讨论棘手的难题，大有价值重估的意味。但他们还是在本质主义层面，去对付庞大的旧文明。鲁迅的文章涉猎的范围很广，有的时候以毒攻毒，故牵出荒诞感和归谬感。他在《诂〈学衡〉》一文对于那些留洋归来的学者的保守主义态度的批驳，如剥皮一般，层层显出筋骨，将荒谬之处点出，智慧中散出戏谑之气。而有的时候，引入互为对立的叙述视角，在差异性语境建立另类的思维，像为《一个青年的梦》写下的翻译后记，就颠覆了民族主义逻辑，警惕自我话语的独断性，强调关心“他人的自己”。中国的读书人，被太多的幻象所罩住，自然也失去正视社会的勇气。顺从导致衰微，奴性产生愚昧。新文学家要铲除的，就是这种土壤。他的表述，多了陈独秀、胡适所没有的内省性功能，便有了一种跨时空感：

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⑤

上面的话语可以解释出他写作的基本姿态何以如此，文章的底气是足的。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托尔斯泰的声音，他年轻时代独行的个性，于此得以诗化的表达，思想从沉死之地掠过，飞向高远之处。他的杂文写作，是直面存在的，文章叫出了真人未曾流露的心音。只是这个声音不听从先验理念的训导，也非流行的精神的复制，在别一时空作别一类的文章，才会成为自己。也由此，他的写作，远离了象牙塔，也偏离了新知识群落的主干，仿佛在荒野和冷地里流动的风，吹散了古都的雾，世间露出了原色。只要读读《坟》中的诸篇浑厚、苍润的文字，能够感到其目光里有同时代人没有的神色。这使他的文章具有了既植根于时代又超越时代的非同寻常的意味。

二

在鲁迅的文章里，思想不在天上，也非玄妙的庙堂，道在日常，遁迹山林之语在他那里是没有的，也很少炫耀什么理论。他觉得读书人谈过去的时候津津乐道，神往未来也颇多神采。唯有当下问题，被漠视或遗漏，盲点是多的。他在《论睁了眼看》中就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懦，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⑥知识人如果不能看到存在的基本形态，还裹在道德话语里，世界的本真是会被遗忘掉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国人感知世界和认知世界的方式错了，那原因是我们被古老的幽魂所害，精神在单一维度里，既不能向古人提问，也不能和存在对话。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放弃古路，一切重新开始。他叹道：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⑦

显然，做到此点，当要有一批新式的人。由此也引出一个逻辑，启蒙在中国不都是说教，要仰仗一批斗士来清理历史的旧物。所以，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对于知识人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是格外看重的。那时候只懂一点西学，还是第一步，要持之以恒与各种旧意识斗，则更为艰难。他的文字偶能见到匕首般的威力，不过是唤起麻木者的醒悟，至于自己的结果如何，是并不太在意的。

但他知道，在历史的惯性面前，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造就无数的新人，其工作十分艰辛。在那样一个混沌的时代，需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的勇气，他将此看成一种存在的理由。这就将预设的思想放置一边，探路的激情，暗流在字里行间。这时候你会感到，他其实也写出自己的痛和困惑，许多沉重的话题，与自己的经验也不无关系。无爱的婚姻，无想象力的教育，无平等的人伦之路，都摧毁了人们的创造性。就教育而言，应当注重孩子天性的培养，不必都在伦理的教条里。而就家庭来说，则以少年为本位，而非以长者为本位，唯有如此，方能将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他承认自己不过是承担起解放孩子们责任：最重要的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⑧。而不合理的人间之道，在那时候何其之多。

受到近代哲学影响的鲁迅，最大的特点，是从整体性中退回到个别性里。尼采认为世间存在着奴隶道德和主子的道德，整体化一的思维无法认清内在的经纬。所以，倘若被主子的道德绑架，总是要晦气的。在认识事物的时候，传统的说教已经失效，必须建立一种新的认知模式。对于不同的存在，自然有不同的处理渠道。重要的是清除认知之路的障碍，知道已有的理念是存在盲区的。比如对于落水狗，当如何处理，鲁迅的态度就和那时候的知识人大不相同。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就说：

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⑨

看得出，这里的论述是带有分寸感的，过去文人的视角，看什么都有一个恒定的尺度，现在想来已经不太适用了。所以，那论述也就是辨析中的另类逻辑，要针对个别性而使用个别的概念。人都是有限的存在，现象界的一切，也在变化中。这是一种科学思维，鲁迅意识到，人的自由与人道的尺度，才是该建立起来的。但谁都没有能力掌握全部的真理。所以，一面是对于黑暗的不断进攻，一面也自愿消失在黑暗中。后来的人，总要有优于前辈者出现。那么要做的是承前启后的工作。一面连着过去，一面通向未来。在《坟》的后记里，他认为“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⑩。学界早已将此视为其思想最为重要的部分，当有意识地看到自己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时候，写作的题旨自然也是明晰的。

以有限的意识去面对世界，就不再会顾及个人得失，什么永恒、不朽统统被置于脑后。批评与战斗，是进化的必然，目的在新生图景的出来。他在北京扶持未名社，支持《语丝》周刊，为青年人翻译的作品做编辑，垫资出版青年人的书籍，都是希望出现新的幼苗。新文化运动初期，他对于《新潮》编辑们的某些期待和帮助，也流露出那时候的一种信念。中国的未来，当是在没有被污染的青年那一代身上出现的。旧的士大夫与绅士，已经在暮色里，不再有什么希望。

所以，他的写作就远离了所谓温暾之语，而是不顾利害地面对残缺，义无反顾地走向荆棘中，在搏击中杀出新路。这在对待正人君子者流的过程，显得尤为突出。女师大风潮出现的时候，“现代评论派”个别人对于学生运动持一种嘲笑态度，而对于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人，极尽挖苦之语。这引起了鲁迅的警觉，他觉得那几个所谓的绅士和名流们，其实是当局的帮闲。陈源曾传播谣言说他是学潮背后的主使，且为“捏造事实”和“刑名师爷”11。鲁迅则在文章中奚落了对手的嘴脸，短短的几个回合便使其从马上跌下，成了学林趣谈。他讥讽教育界的种种逆行，笔锋带刺，剔除种种昏言。当胡适等人开始劝和，希望不要再打下去的时候，鲁迅则在《我还不能“带住”》表现了丝毫不退让的意识，并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理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12这句话折射出其精神的原色，道出了他写作的另一特点，瞿秋白说他的杂感文是“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13，是很恰当的描述。

如今翻阅《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许多篇章，不禁惊讶于其笔触之神，文字带着智性中的力量。《我观北大》的讽喻直指问题核心；《无花的蔷薇》的忧愤之言，有反士大夫的心语；《答有恒先生》的自省，力度不亚于对于正人君子的批判；《十四年的“读经”》则揭示正人君子的献媚的把戏；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古喻今，史学里暗藏的诗学品格和哲人式的洞悉力，借着神秘的体悟里的辞章，可说是绘出人间百图。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他感受了历史的循环，也发现了新露的萌芽，于是在确然里不断怀疑，又在怀疑中建立确然之思。这种变动视角下的词语，避免了时代语境将自己引入歧途。你会发现他在凝视与拷问中形成独特表述的语码，这语码向四方敞开，又拒绝被同化。走向了诸多风潮之中，而那些风潮，从来也无法冲毁他的语言之门。所谓“在而不属于”，就是这个意思吧。

三

能够看出，在早期杂文里，除了某些托尔斯泰主义的遗绪，鲁迅身上的尼采影子是深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的生命意志，暗示了存在的一种力量感。精神之光不必都取自他人，向内开掘，有时候能够唤出超然之思。而这种向内开掘的过程，就剔去了外在的精神禁锢，回到本真之所。世界上的知识与思想，很早就开始扭曲人的存在，那些被炫耀的意识和诗文，有时候是误导人的幻影。而学会自我辨识，自我内省，自我提升，才是更为重要的。对于旧思想如此看去，同样，对于新知识也当如是观。他那时候对于《新青年》同人的不以为然，就缘于此。比如，对于胡适那种确然于自己的选择，以为是青年导师的样子，鲁迅是持一种保留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