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类猿人”到“愚人船”

一、作为原创词汇的“类猿人”

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最近俞兆平有关鲁迅和严复关系的研究，使这一问题得到进一步深化。李冬木在《越境：“鲁迅”之诞生》一书中详细列出了鲁迅阅读过的有关进化论的著作，为理解鲁迅进化思想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鲁迅对进化论的接受，不只是有助于他理解和认识人类发展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他将这一理论纳入他的启蒙话语体系之中，并在此基础上，独创了一个新概念：“类猿人”。

有关鲁迅笔下“类猿人”一词，相关研究成果不多，目前只有钱振钢的论文《从非人动物到“类猿人”，再到“真的人”——从鲁迅进化论看其早、前期思想体系的统一性》①，在该文中，作者将“类猿人”看作是鲁迅进化论的一环，这自是一家之言，但这与我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大不相同。我认为，“类猿人”并非人类进化途中的某一环节，而是鲁迅根据“类人猿”自创的仿词，用来讽刺那些愚昧、迷信、保守，拒绝历史进步，不仅不进化反而还“退化”的人群或族群。“类人猿”是“猿”进化的结果，是猿向人进化的初级阶段，但本质上还是猿。与之相比，“类猿人”则是“人”退化的产物，指的是“像猿一样”野蛮、愚昧的人。这不是一个科学概念，而是一种修辞。我们考察进化论就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无论是在世界进化论思想体系中，还是在鲁迅对进化论的阐释中，没有“类猿人”概念。鲁迅对进化论的阐释最早见于《人之历史》。在该文中，鲁迅列出了人类产生的过程：“……及中古代之哺乳动物，递近古代第三纪，乃见半猿，次生真猿，猿有狭鼻族，由其族生犬猿，次生人猿，人猿生猿人，不能言语，降而能语，是谓之人。此皆比较解剖个体发生及脊椎动物所明证者也。”②这段话是从海克尔《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中改写过来的，原文是：“在第三纪始新世紧接着有胎盘类之后又出现了最低级的灵长类的祖先，即狐猴，接着（在第三纪中新世）又出现了真正的猿猴，最初是狭鼻猴中的犬猴，以后就是类人猿；在上新世从类人猿的一个分支中由进化而出现了没有语言的猿人（直立猿人），从猿人终于进化到有语言的人类。”③在主要概念上，鲁迅借用了海格尔的说法，从犬猿、类人猿到猿人，再到人类。在这个进化过程中，“猿人”一词，指的是从“类人猿”到“人”的中间环节，“人”的属性已经大于“猿”的属性，或者说是尚留有某些猿性特征的“人”，这样的人不能称为“类猿人”。因为“猿人”是“进化”的结果，不能采用逆向的比喻来说明进化的过程。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都有“类人猿”，但都没有“类猿人”一词。截至2023年12月，在中国知网上，按照篇名检索，输入“类人猿”一词，有62条检索结果，说明“类人猿”是一个使用较为广泛的词；输入“类猿人”，只检索到3篇文献。一篇题为《日研究人员在我国台湾发现亚洲第4类猿人》④，这里其实说的是“第四类”猿人，不是“类猿人”。第二篇题为《人的祖先是“类人猿”还是“类猿人”？——由“劳动创造了人”引发的思考》⑤。该文针对人类来自“类人猿”的说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作者认为，“猿”不可能进化成“人”，所以“类人猿”永远是“猿”。只有和“猿”相近的“类猿人”才有可能进化成现在的人。也就是说，人与猿的边界是不可跨越的。人类元祖看上去像猿，其实不是猿，是类猿人。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假说，没有考古资料和科学理论支撑。所以此处的“类猿人”是作者为人类学研究提出的一个新词，以纠正已有的学说。这也充分证明“类猿人”这个词是过去人类学中没有的。此文不是基于考古学和生物学的研究，而是基于恩格斯提出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论断进行的逻辑推衍，不能算是科学研究的结论。第三篇文献，就是前面提到的，钱振钢研究鲁迅的论文。由此也不难看出，“类猿人”一词不是一个常用词，更不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规范概念。查人类学词典、生物学词典就不难发现，“类人猿”（anthropoid）、猿人（ape-man）是常用词汇，但“类猿人”（Ape like man）一词都没有收录。《现代汉语大词典》在“类”字下，收录了“类人猿”⑥，但并无“类猿人”。

在《鲁迅全集》中，“类人猿”一词共出现3次，都是在人类学意义上使用的。例如在谈到《红楼梦》时鲁迅说：“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⑦其他两处也如此。

“类猿人”一词出现2次，而且都是和“类人猿”并列使用的：

1.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到那时候，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类猿人”这一个名词。⑧

2.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⑨

这两个句子中出现的“类猿人”一词，含义极为不同。在第一个句子中，“类猿人”明显是指在遥远的未来，当“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的时候，那些跟不上这一进化节奏的种族，就变成了“类猿人”。这显然是一个修辞，也可以看作是“类人猿”的仿词。“怕要添出”四个字，表明了这个词的虚拟性。这里其实是在影射中国人，表达了他对中国落后于世界的隐忧。在五四时期，鲁迅一直致力于国民性批判。针对中国当时的状况，他一直有深深的忧虑：那就是中国处在世界之外，中国无法与世界同步发展。他说：

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⑩

作为一个相信进化论的人，却发现中国似乎不受进化论的支配，独自停留在历史的原地，进行着可怕的轮回。他担心“中国人”从“世界人”中挤出，也是这个意思。事实证明，这并非是“杞忧”。“类猿人”一词借用了进化论的话语方式，表达了他对启蒙思想的深邃思考，所以这一概念是鲁迅进化论思想与其启蒙思想的接榫点。

第二句话中的“类猿人”其实就是指“猿人”。在《人之历史》这篇专业性很强的文章中，鲁迅使用的是“猿人”。在这篇杂文中，他顺手写了“类猿人”，意思与“猿人”相同，是实指，跟第一句话中的虚拟意味完全不同。所以作为一个原创词汇，其含义主要体现在第一句话中。

“类猿人”一词除有进化的“血统”之外，还承载着勒庞“民族进化心理学”的基因，所以要理解这一概念的渊源，还需要考察勒庞理论与鲁迅的关系。

二、从严复到勒庞：

进化论与鲁迅的启蒙思想建构

鲁迅在南京求学时读到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开始接受进化论的影响，但他那时只是一个正在求学的青年，没有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到日本留学后，通过阅读石川千代松的《进化新论》、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等著作，对进化论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11。《人之历史》充分反映了他对进化论的系统把握。但对鲁迅而言，进化论从来不是一门生物学知识，而是他用来观察社会、思考人生的知识工具。就这一点而言，他与严复有相通之处。严复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其目的也并非要输入达尔文的进化论或赫胥黎的伦理学，而是为了夹带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通过“物竞”“天择”来唤醒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所以他在翻译过程中有意篡改赫胥黎的论述。如该书“导言”第十一、十二、十三段，赫胥黎强调人类社会的伦理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人类的情感，最初在很大程度上铸就了维系人类社会的原始纽带，后来逐渐进化为一种有组织的、人格化的同情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良心。对这一情感化的过程，我称之为伦理过程。只要伦理过程有助于使人类社会在与自然状态或其他社会性组织进行生存斗争时更有效率，那么它的作用就与宇宙过程形成了和谐的对照。但同样真实的是，由于法律和道德限制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斗争，因而伦理过程就与宇宙过程的原则相对抗，并倾向于压制那些最有利于在生存斗争中获胜的品质。”12严复在翻译的时候，有意进行了改写：在第十一节中，他以蜜蜂为例，演绎了动物能群的重要性；第十二节中，论述了人类“群”（社会）的演化史：在进化的初级阶段，人类靠“独善自营”的精神，但在今天，如果“自营大行，群道息而人种灭也”13。赫胥黎强调道德、法律在社会（群）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严复翻译的内容，强调人类社会内部的团结，这与晚清时期中国的处境密切相关。有意改写还不够，严复在文后的“复案”中，对赫胥黎的“群”进行了直接批评：

赫胥黎保群之论，可谓辨矣。然其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是也。其始岂无不善相感通者，经物竞之烈，亡矣，不可见矣。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氏之密也。14

严复用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掩盖赫胥黎对“伦理过程”的阐述，“描绘出一副惊心动魄、保群进化之图景，使那些具有‘洞识知微’的学识、关心国事的思想前驱者们茅塞顿开，也给那些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的封建顽固派一猛烈冲击”15。鲁迅去日本留学之前，还读过加藤弘之的《物竞论》，这本书就没有《天演论》那么含蓄、古雅，而是“彻底摈弃了‘天赋人权’和基督教的‘平等博爱’，而把争取‘强者权利’的道路作为唯一的选择”16。也许这样的进化论，更合乎鲁迅当时的胃口，但鲁迅却很少提到这本书，反而对严复的《天演论》赞叹不已，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读《天演论》是他第一次接触进化论，自然震撼强烈，印象深刻；二是严复渊雅的古文和《天演论》中活泼、灵动的内容，让鲁迅觉得更为亲切，所以《天演论》依然是他进化论思想的源头。如果说梁启超、严复、魏源、林纾等人是近代中国第一代启蒙思想家，那么鲁迅就是第二代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与他同属于一代的有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第二代启蒙者策动的思想启蒙事件。与第一代汲汲于民族危亡、国家危殆不同，第二代启蒙者着眼于个人的自由与解放，所以“个人的发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核心。第二代启蒙者固然在思想上超越了前一代，但他们恰恰是第一代启蒙者“启蒙”的产物，没有第一代启蒙者的哺育，就不会有第二代启蒙者的绚烂登场。就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言，第二代启蒙者均受其影响。但鲁迅的进化论思想，跟严复又有很大不同。对此，俞兆平认为：鲁迅遵从自然科学范畴的万物进化论，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17，这一概括无疑是准确的。但在鲁迅的启蒙话语中，进化论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因为溢出了俞兆平的论题，所以他没有进行深入追索。事实上，鲁迅没有接受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没有接受赫胥黎以伦理过程对抗“天行”的社会发展论，而是将基于自然科学的进化论纳入自己的启蒙思想体系中，变成了一个衡估中国文化、批判传统思想的隐喻体系。或者说，鲁迅将生物进化论移用到思想文化领域，建构起了自己的启蒙思想体系，可称之为启蒙进化论。而文化思想的演变并非是一个线性的进步过程，与生物进化论截然有别。晚清时期，面对列强凌侵，很多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科技的发达，但在文化领域，他们始终认为中国的孔孟之道以及李杜诗、班马文，是西方所不及的，所以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此句中的“中学”之“学”和“西学”之“学”其内涵正好相对，一个是指思想文化，一个是指坚船利炮。鲁迅讽刺“爱国的自大家”时，列举了五种病症，其中第二种就是“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18。即使在今天，复兴国学的口号不时喧腾，就说明在很多人心目中，所谓“国学”并未过时，依然能够解决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且不说这类说法是否有道理，但至少说明一点：文化并不像科技一样，随着时代的进步，构成了一个可见的、毋庸怀疑的进步过程。但在鲁迅的思想中，文化思想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人类文明有自己的发展方向，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这一思想是对生物进化论的挪用，也明显受到勒庞的影响。自然，勒庞的理论也有来自进化论的支撑，所以鲁迅和勒庞事实上是在进化论的道路上相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