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柳青女儿刘可风所写《柳青传》的第九章《书稿余烬》一节中，她提及柳青想写一部“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①的作品，创作动因出于柳青对“一些老熟人、老同志，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不畏艰险，优秀卓绝，但在新形势下，因为一点物质享受或者爱人子女问题，经不住考验，在自己光荣奋斗的历史上抹了一把黑”②的深深惋惜，所以他根据自己挂职工作中的感受，创作了《在旷野里》这部小说。

“这部小说大约九万七千字，1953年在县委时初稿已近完成。”③小说写的是县委书记朱明山到任后便面临棉蚜虫害的严峻考验，以及他领导全县干部群众积极战胜棉蚜虫的故事。柳青生动展现了干部们不同的工作态度、工作方式和心路过程。在得知柳青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后，“省委宣传部派来干部，想了解写作情况，并劝他尽快将小说发表。他没有犹豫，坚决地摇了摇头”④。摇头的原因在于他并不满意这部作品，并且准备将其付之一炬，然而，点燃一角后最终还是因不舍而将火熄灭。这一细节在电影《柳青》中也有展现，正当柳青蹲在院子里将厚厚的手稿点燃时，妻子马葳从屋内冲出，一把夺下，问其原因，柳青说自己要和过去的写作告个别。

据邢小利讲述，柳青在去世前，让刘可风将自己留有的所有文字拿给他看，他最后拿起的便是这部书稿，“他一只手用力擎起，当另一只手来回抚摸时，眼光有着像对亲子的留恋和不舍缓缓说：‘以后，以后，以后……没用就毁了吧。’”⑤，此情此景无不令人感慨万千，诸般况味蜂拥而至。刘可风始终保存着这部书稿，她推测父亲柳青之所以没有烧毁这部作品，是因为父亲觉得这部包含着他的思想、情操，以及创作经历且对社会交代的书稿还有保留价值，“我是想，如果我离世前它一直这样寂静地躺着，那我走时就带它走了，没想到，经历了几十年时政的变化，它虽然在艺术手法和反映及概括社会生活上并不突出，但能出版面世，给研究者提供片段的资料，实在是幸莫大耶！”⑥也正是基于此种考量，这部书稿得以面世，并刊发于《人民文学》杂志2024年第1期。

此书稿原名《县委书记》，为刘可风所拟，后经评论家李建军读后，建议以《在旷野里》为书名发表。这部小说全文共分为20小节，电脑字数为75976字，在《人民文学》刊发时所用57个页码。当期卷首评价其“作品叙事相对完整，表现出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高超把握，是一部以现实主义审美品格展现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火热生活的小说杰作”⑦。

上述为《在旷野里》从创作到发表的简单情况。作为一部创作于71年前，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文学佚作，该作品一经刊发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研究者纷纷撰写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结集出版。作为《人民文学》杂志社的一名编辑，我曾在编校过程中多次认真阅读这部小说，深觉这是一部并未过时的作品，依旧有着丰富的艺术魅力以及重要的、可资借鉴的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小说开头从列车写起：“一九五一年七月初的一天，午后三点钟，一列普通客车从渭河边上的一个中等车站开车了。”⑧车内坐着即将上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此时的他神情坚定，带着笑意，热烘烘的车厢内人们欢欣鼓舞，列车播放着流行起来的歌唱祖国的歌曲，“车厢里这块那块都是关于爱国主义的谈论。人们谈论着土地改革以后的新气象；谈论着镇压反革命给人们的痛快；谈论着爱国公约像春天的风一样传遍了每一个城市和乡村；谈论着抗美援朝武器捐献的踊跃；谈论着缴纳公粮的迅速和整齐……”⑨车外，是庄稼、河流、秦岭构成的大好河山。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美妙的开头，充满着明确的指向与切实的喻义。载满乘客的列车，冲入平原，在田野中飞驰。在柳青笔下，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与这列轰轰隆隆的火车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互映，都在无忧欢笑与无限期待中一路向前。

从小说的开头，我们可以发现这部作品的叙述从一开始便将个体命运深度嵌入国家发展之中，个体的言行举止与工作生活，都与国家、社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朱明山的出现及其即将开展的工作也同样被置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史与发展史中。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前辈作家们在创作中体现出的核心意旨与共同特质。这些作家笔下的农村题材写作，“延续的不是现代的‘乡土文学’（王鲁彦、蹇先艾、彭家煌、沈从文）的艺术经验，而是20世纪40年代根据地、解放区形成的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视角处理农村生活的传统”⑩。在这一时代背景和艺术传承中，他们与时代形成了血肉相融、同频共振的同构关系，具有现实主义文学的问题意识与严肃面貌。

同构关系的建立，以及柳青“不是以‘体验’的方式去接近所要表现的‘生活’，而是在事实上参与到农村的生产劳动、治理和经营等实际事务中去”11的浸入式体察，使得作家在融入人群的过程中，对时代、生活、存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哲理化的洞悉，进而使得他们的创作能够借助一个村、镇或者县城实现对人类境遇的勘探及对家国情怀的抒情性表达。柳青在出访苏联时，曾与朋友谈及接下来的创作设想，“后半生计划写两部作品，一部是反映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一部是写刚刚过去的战争”12。前者指的便是后来的《创业史》，柳青通过这个作品描写了社会主义的诞生，思考着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战胜资本主义思想，集体所有制如何战胜个体所有制、农民的小私有制等重大命题。现在来看，《在旷野里》也可以视作是柳青对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非常重要并颇具启发意义的思考，该小说以文学的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人的问题，以及由谁来改、怎么改的问题。

二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面对新形势，处理新问题，迎接新时代成了众多从农村、战场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们的现实难题。这些难题，不仅仅存在于干部们与外部世界的悖反对撞，同时也是其内在思想与人格操守的时代裂变。柳青敏锐地体察到这一变化，并对此表示出明确的忧虑与惋惜：“最近，我回到西北。我看见我在陕北工作时期的一些农民出身的老同志和老朋友。有些农民出身的老同志当前令人惋惜的思想情况，使我内心感到不安。为什么一些经得起战争的残酷考验的同志，在全国胜利以后竟然想到自己不行了，要回家种地呢？为什么在战争的年代或者说在最困难的年代，令人敬爱的老同志丝毫不考虑家庭的困难，而在胜利以后，父母和子女的问题成为他们最苦恼的问题呢？为什么在严重斗争中表现了艰苦卓绝的优秀品质的同志，在新的形势中因为一点物质享受或一个老婆的问题，在自己的光荣的奋斗历史上抹一把灰呢？由于其中有许多是我的熟人，我感到特别惋惜。”13

由此可见，《在旷野里》即是柳青对干部思想裂变现象的思考与揭批，这不仅得益于作家对这一现象的持续关注与思考，同时也折射出老作家柳青的赤子之心与爱国情怀。在7万多字的篇幅内，柳青为我们提供了20多个人物形象，他们大多是县区干部，剩余两三人为农民。这些人物有实有虚，着墨不一，柳青擅长给人物画像，往往寥寥几笔便可将人物交代清楚，譬如他写人物的第一次出场：青年团县委的李瑛，“在灰制服的肩膀上垂着两条辫，她用一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的装订很好的书，朝她因为出汗而显得特别红润的二十岁上下的脸庞扇着凉”；县委副书记赵振国，“脸上刻着记录自己所经过的困苦的一条条皱纹、像多数山地农民一样驼着背”；县长梁斌到县农场视察时，“掏出手帕，一边擦着胖胖的圆脸上的汗水，一边姿态尊严地抬着脚步，好像要把路踩得更结实一些似的”；县政府建设科长白生玉，“巨大、生硬、有力的手”，“在陕北农村里经常遇到的泛着紫红色的长方脸”；农民蔡志良，“一个四十多岁的消瘦的农民蹲在棉花地里，低垂着头。好像他得了什么猛病，没有力量再站起来”14。这些描写简洁准确，读来人物如若眼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柳青曾不止一次谈到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问题，他认为“小说应该尽量做到通过形象说明问题”15，“作者描写过程中，要变成自己所写的人物，用人物的心情观察一切，在心理描写上力求达到这样的程度——写出环境的气氛，写出人物的情绪”16。

《在旷野里》故事并不复杂，但是人物关系错综，矛盾不时闪现。在防治棉蚜虫害的问题上，作为县委书记的朱明山与县长梁斌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主要是工作思想的不同。在朱明山身上，体现了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即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平等耐心的工作方式以及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等。而梁斌则相反，“人们从他们身上却只感觉到把权力误解成特权的表现——工作上的专横和生活上的优越感，以至于说话的声调和走路的步态都好像有意识地同一般人区别开来了”17。

如何处理这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柳青颇为用心。通过细节的对比，在对比中塑造二者形象，是柳青在此文中采用的手法。同样写交通工具，“一辆蹬起来很利的老牌子英国‘飞利浦’自行车载着体格强壮的梁斌，沿着从车站到靠山镇的公路，到蔡家庄南面拐进一座炮楼一样的洋灰大门里去了”18。反观朱明山，“推着自行车艰难地在渭河宽阔的沙岸上走向河边。淡红色的落日把他和自行车的影子长长地投在沙滩上”19。同样是居住环境，第四节末尾，梁斌出场，“回到通信员已经给他准备好的他常来住的那间有地板的房子里，在煤油灯下看着通信员给他带来的那一包东西。他一直工作到深夜”20。紧接着，第五节一开头，“早饭以后，朱明山在他房里砖铺的潮湿的脚地上踱来踱去，考虑着吃饭时大家谈论的一个严重问题——渭河两岸的产棉区普遍发现了棉蚜虫”21。地面的质地展现着二人居住环境的差异，但是二人的工作态度又都是同样的认真，从这一细节，说明柳青创作这个作品时并没有采用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方法描摹人物，而是尽量“贴着人物写”，他对笔下的人物有着同样的深情与深切的理解。在全县动员会上，朱明山与梁斌分歧较大，但是对于梁斌的做法，朱明山只是内心不满，并未流露，并且在接到下属对梁斌表示强烈不满的电话时，却并不着急，更不气愤。他只是唔唔地表示他听着电话，最后竟然心平气和地说：“你们应该按梁县长的布置做。”22但是当他面对靠山区书记张志谦的错误做法时，他清晰、温和的声音中带着严肃，甚至是不容分说的警告，由此也可见出朱明山作为领导干部的工作智慧。

不同的工作思想带来了不同的工作方式，并产生了不同的工作效果。“好像打了败仗的指挥员一样的工作组长们，在听梁斌布置工作的报告的同一个湄镇听着朱明山讲话，他的乐观的精神、他的简单明了的言辞，和他一心想把工作做好而竭力避免在讲话里影射县长个人的诚恳态度，给了那些从县级机关和各区调来的工作组长们良好的印象。他的讲话把大家灰败的情绪扫除了。”23

柳青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聊天时说：“《创业史》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把自己体验的一部分和我经历过的一部分，都写进去了。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待各种各样人的态度，就有我自身的写照。”24《在旷野里》同样秉持着这样的创作理念与个体经验，例如，全文最后一节开头，柳青写到朱明山独特而成效明显的工作经验时，即闪耀着“柳青式”的工作方式与丰富经验。对此，刘可风的回忆之言可为有力佐证：“估计这里有他的亲身经历。特别是书中说县委朱书记在一项工作的初期要往先进的地方跑，及时总结经验和规律，然后就多往后进的地方跑，以便帮助后进，指导和改进全局工作。他说这是他的工作经验。”25

对文中的两位女性，柳青也采用了间接对比的描写手法。高生兰是朱明山的爱人，在陕北时她有着生气勃勃的生活态度和勇于奉献的精神，但到关中后，由于照顾孩子和家庭，高生兰在思想上显得“落后”了，从而与朱明山的思想距离越来越远，为了两人能够步调一致，朱明山说服她去西北党校学习。李瑛代表了柳青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女性形象，积极独立，乐观热情，从来不是谁的附庸，而是要在火热的革命工作中找寻自己的爱情，充实自己的人生。对这两个女性人物的书写也流露出柳青对于女性命运抉择的思考，是沉浸于家庭琐事中，一点点的丧失自我，还是走出家庭，投身工作，最终获得自身主体性。《在旷野里》，柳青给出了答案，希望女性能够保持思想与人格的独立，在火热的生活和工作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创业史》中，柳青延续了自己的这种思考，并在梁秀兰、徐改霞、王亚梅等人的身上得以体现。

三

柳青将作家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直接观察生活得出结论后进行创作，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有独创性的作家，也就是说真正够得上作家的那种人，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几个，有时候一个也没有，因为那个时代不允许有独创性”；另一种则是“并不直接观察生活，或者虽然直接观察生活并不能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到生活中去，并不是为了观察，而是为了寻找形象，以便表现别人已经得出的结论。这种结论是否正确，他们并无把握，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26。毫无疑问，柳青欣赏前者，并且致力于成为这样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