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根系反思与“寻根文学”的终结

一

从田代琳到东西，这姓名的变化自然包含了身份的迁徙，一如从周树人到鲁迅的变迁。其实，更应该指出的是，从田代琳到东西，并不只是身份的平面转移：它其实还意味着阶层的纵向跃升。当然，一个出生于桂西北山野的农家子弟，成功地从祖辈的宿命中逸出，摆脱了刀耕火种的亿辛万苦与朝不保夕的穷年累月，成为一个文学大家，一个名满天下的小说圣手，这昭然若揭、毋庸讳言的阶层跃升所彰显的，远不止标配于各类滥俗励志故事中的积金累玉、钟鸣鼎食、灯红酒绿和裘马轻肥，远不止这样的肤浅和庸腐——虽然这常常是谈论“身份政治”的基本起点。更重要的是，从田代琳到东西，是由长期而巨大的城乡落差所引爆的“现代性”震惊，是多维视野的纷纷开启，是多元经验的层层累加，是越来越敏锐的时代体悟和越来越深刻的人性洞见，是生命意义上的丰富，是灵魂意义上的卓拔，是纷至沓来的、几可将他没顶的种种历史和社会价值的赋予，是对决定尊严的所有条件与尺度的全面认知和不断刷新。这与鲁迅的“从小康坠入困顿”、张爱玲的从贵胄降为布衣，是全然反向的路径。我以为，这样的跃迁深深震撼过甚至仍然震撼着成为东西的田代琳，从而使他对此拥有异乎常人的精神感怀与心理铭刻。在长篇小说《后悔录》中，陆小燕每次去探监，都会在接见室里与服刑的曾广贤面对面坐着，“两双手就不约而同地抓在一起”。东西顺势写道：“两双手一靠近，就像工人拥抱资本家，平民拥抱贵族，黑种人拥抱白种人。”这句比喻性的描述，不只是表面化地用于摹写两双手各自不同的劳损程度的，也不只是简单地标示曾广贤与陆小燕两人墙里墙外的、某个局部的法律身份的分野。这句比喻性的描述所呈示的，更是阶层跨越的浅白意象，而它所更具的语言学意义是：工人/资本家、平民/贵族、黑人/白人，这包括了阶级、文化和种族等诸种历史对立在内的“身份政治”，作为一种话语结构已然深嵌于东西的语言，即便在最普通最一般化的日常语境中也能脱口而出，顺势而下，俨然是一种语言惯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句看似普通的比喻性描述其实并不普通：我们从中或多或少看清了东西的经验底版，看清了他的思想背景上某个醒目的印戳，从而发现了他的情感渊薮，他的叙事动机，以及他的文学之所以如此的深层修辞。毫无疑问，在阶层的鸿沟前临崖而立，“于天上看见深渊”般令人窒息的忧愤与哀戚；在阶层跃迁过程中的旧时记忆与当下经验，这记忆和经验浩然相对、轰然相撞时迸发的再生般的刺激或震撼，成就了东西的文学，至少，它们汇成了东西文学中最核心和最具力度的部分。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长篇小说《篡改的命》（2015）视为东西的锥心之作，因为，从里到外、从头到尾，这部小说结结实实地是关于“身份政治”、关于阶层跃迁的一次充分而极端的文学表达，是东西的经验世界里最内在的心理病根所积聚的典型症候的总爆发。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汪氏一门所殚精竭虑、孜孜以求的“改命”，便是如何实现阶层跃迁——如何从胼手胝足、命似草芥的乡下人、庄稼人，成为旱涝保收、养尊处优的城里人、官家人。作为乡下人、庄稼人，汪槐清楚地认识到，“从出生那天起，我们就输了，输在起跑线上”。因此，“改命”或说实现阶层跃迁便成了他一生的执念，信仰一般百折不挠，进而深刻地影响并遗传给了儿子汪长尺。所以，当汪长尺得知妻子小文怀孕，便立刻决定动身进城打工，因为——他说：“别说是生孩子，就是一个屁，我也要憋到城里去放。”为了能在城里扎根，为了能赚得向往中的体面，他们先行输出了体面，坠入种种不体面：汪槐夫妇成了街头卑躬屈膝的乞丐和脏污不堪的拾荒者；汪长尺在毫无保障的工伤中成为耻辱的阉人；小文则在生下大志后，势所必然地迅速成为失足女；最后，为了能让大志成为城里人，汪长尺亲手将儿子奉上，送与仇人林家柏做养子。汪长尺面对此际的伦理难题，只不过是略事沉吟，便轻松跨越了最后的尊严，直至毫不犹豫地交付出自己的性命——真是：人不畏死，奈何以尊严拘之？但是，在汪氏一门看来，“改命”的大功告成，大可冲淡甚至抵消代价的惨痛：汪长尺在内心、在遗书里就不无欣喜、不无自豪地喊道——“爸，我们成功了，我们终于在城里种下了一棵大树”“汪家的命运已彻底改变，我的任务完成了”！有意味的是，在小说临近尾声时的一段超现实主义的叙述中，汪槐为汪长尺的亡灵“做法”，他不停地问：“长尺要投胎，往哪里？”亲戚、朋友、乡党以至全村人都一起帮着喊“往城里”。由此可见，“往城里”对于汪家来说已是一种生死相继的永恒追求，是誓不回头的唯一目标。而更有意味的是，当汪长尺的亡灵在咒语中飞升，飞到省城的一家医院转世投胎，最终成了仇人林家柏的亲生儿子。由此可见，在汪家那里，为了成为城里人是可以不择手段、不论是非的，是莫管荣辱、无问东西的一条道走到黑。

如果我没估算错的话，我想，汪长尺与田代琳/东西应该是同代人，或者，更直接一点：是同龄人。我猜，汪长尺在高考分数发榜前的人生，几可与彼时的田代琳相互覆盖。因此，东西肯定像了解自己的掌纹那样了解汪长尺，就像他了解田代琳一样。他了解并深深懂得汪长尺的“改命”执念，懂得这执念背后巨大的身份政治，懂得这身份政治的悠长历史与冷酷现实，懂得这一切中的命运真相与人间万象，懂得所有辗转于其中的人们的悲苦和欢欣、希望和绝望。自20世纪80年代始，“往城里”的故事在我们的文学里不绝如缕，但构思如《篡改的命》这样极端而深刻者，仅就我目力所及，是绝无仅有的。我相信，高考落榜后的汪长尺，是东西的一个虚拟镜像，是他自己在成功地实现阶层跃迁后拟设的失败者形象，是幸未发生于他的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但这既令他心有余悸，又让他心有戚戚。汪长尺因此成了东西心口的一枚刺，是他每每感喟人生时总会不期然浮现的深重黑影。他不得不诉诸笔端，象征性地将其拔除和驱散。然而，如一切文学教科书所示，这个生活中的失败者，在文学中被投射为一个成功的形象。

二

写于1995年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东西的成名作。我把它视为《篡改的命》的前篇。这两部作品各自杀青的时间相距近20年，而这20年的契阔，或许正可引以为据，说明身份政治、阶层意识是如何在东西的文学思维中占据焦点的。

一个盲人、一个聋人和一个哑巴，戏剧性地组合成一个家庭，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这种“戏剧性”有很强的人为凿痕，显是作家的刻意配置，但又似乎并不尽然：在人类生活的底层，这样的“戏剧性”——包括它的形式或结构，常常会被一种无可辩驳的内在必然所支撑和赋予。而如此戏剧性的家庭组合，它将遭遇的显然不只是人物的生理缺陷所招致的日常生活上的种种不便，也不只是这诸般不便引发的滑稽、荒诞或酸楚；仅凭粗浅的阅读经验就能悉晓，在关于此类叙事的一般性（甚至是经典的）文学想象里，络绎而来的深重磨难和尖锐耻辱才是题中应有之义，且它们召之即来，挥之不去。《没有语言的生活》也不例外。但东西对这个故事的处理，在构思上别出机杼，而这个“机杼”也一并带出了那个内在于东西的、深层的精神（或意识）结构。

在备受村民乡邻的骚扰、伤害、诅咒和欺辱后，为了躲避这无尽的折损，王老炳决定，“我们还是搬家吧，离他们远远的”。他们举家搬到河的对岸，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坟场盖房，成为孤悬于村外的独门独户。这次迁徙，可视为是一次朝向“彼岸”的跃迁：尽管只是短距的、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平面横移，但“彼岸”的基础含义，毕竟包含了对生活的刷新——将苦难、屈辱刷洗一净的决心，以及对有平安祥和降驻之未来的内在期待。这决心、这期待如此之大，以致他们不等屋顶的瓦片盖全便匆匆迁入，旧居中的家具物什也几乎被统统弃置，以显示他们与旧有生活进行全面切割的强烈意志——虽然，这次迁居的实质，是底层的绝对弱者充满失败感、无奈感和绝望感的逃亡，是被逼至坠崖前最后的退却。但即便如此，所有的努力仍然被证明只是一场徒劳，苦厄和灾难从没考虑过要对他们发放赦免权：儿媳蔡玉珍于月黑风高时，就在一步之遥的屋外被人强暴了。又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想到过寻求法律保护，也深知“这仇没法报啊”，所以选择了忍气吞声，唯一能做的只不过是拆除了小河上的木板桥。他们选择了继续退却，“他们一边退一边拆木板桥”：“现在，桥已经被家宽他们拆除了，我们再也不跟那边的人来往。”然而，更沉重更深刻更具毁灭性的打击，则是一个看似健全的孙子王胜利的降生后所带来的：他上学堂的第一天所学会的一首歌谣，全然是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家人的羞辱。他浑然无知，“吊着嗓子”唱与家人。语言，没能拯救这个失语的家庭，反而给这团“没有语言的生活”挥出了绝杀的一刀。绝望中，蔡玉珍“一个劲儿地想我以为我们已经逃脱了他们，但是我们还没有”。

如果要由我们来代入这个被逼进死角的家庭，思谋怎样解困除厄，何去何从，我们该作何想，以及能作何想？我为此揣摩过田代琳的心思，揣摩过东西给《没有语言的生活》画上最后一个句点及至起笔写作《篡改的命》之际——这横亘于20年绵长岁月之间的可能的心思。我在揣摩时油然记起《篡改的命》中汪氏一门的“大志”，记起汪家三代人前赴后继的不懈追求，记起坠河自尽的汪长尺于转世投胎时咬定的唯一方向——“往城里”！

自古以来，谋求一种跃迁，从而冲决宿命的死循环对底层生灵——尤其是对乡村赤贫者的箍定，实现向食物链更高层级的升移，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性。但是，在这个跃迁过程中所被暴露和所被见证的身份政治，却显然是东西人生经验中的痛点，是他的写作思维中一板高敏的模块，是移动的冰山处于洋面以下的四分之三，是力比多般不可驯服的一段情结，尤其是，当我们习焉不察地以为自己早已迈入现代社会、广受现代文明荫庇之时。所以，在我看来，《篡改的命》的问世，是某种逻辑使然，是一个作家不得挣脱的必然律，是埋伏于东西的经验世界、认知模式与情感基底之中一团奔突的地火，终于喷涌。

在东西写下的诸多乡土小说里，尤其是在《没有语言的生活》里，乡土之恶几乎是无时无处不在的。且不说平日的肆意欺压和后来的非人强暴，就说王胜利上学堂第一天学会的歌谣，那恶意满溢的羞辱最是杀人诛心，是令人窒息且逃无可逃的极端刻毒。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的“铁屋子”譬喻。实际上，东西乡土小说所叙人际与事态，也常让人想起《祝福》《孔乙己》《明天》。东西对乡土持有的批判性姿态，与鲁迅有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只不过，鲁迅在揭示了乡土的吃人之恶时，更多地将乡土作为前现代之蒙昧、朽烂、落后的载体予以全面否定。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鲁迅的这种否定，同时又有所延伸；他在城/乡的双重境遇中体悟了身份政治的尖利、严酷的内涵，他既在现代性视野中保留了对乡土劣根的冷峻审度和无情批判，同时，他也坚定地驻守现代性立场，戟指积存于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结构性阶层固化的流弊，以及它已然造成的后果。同样的沉痛深切，同样的忧愤深广。

三

一般而言，若乡下人、底层人有改命的执念，这本身无所谓是非对错，相反，这应该被视为理当普遍运行于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破除身份血统的先验宿命，实现对自我或社会身份的自由选择，更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得以构建、得以成立的价值前提。否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越世呐喊，以及近代以来屡屡发生的改天换地的历史性震荡，便统统失去其合法性。

但是，阶层分野——尤其是制度性、结构性的阶层分野，在天长日久的历史性固化过程中，同时也使不同阶层人群各自慢慢形成了近乎基因般的阶层意识与阶层记忆，即所谓贵族的天然优越感与贱民的天然卑微感。在《篡改的命》中，汪长尺和小文这对贫贱夫妻有这样一段关于穷人如何“改命”的对话：

“想出什么办法了？”

“很多，卖肾，打劫，盗窃，行骗，我都想过，但只有一条行得通。”

“什么？”

“卖肾。”

“像你这样的肾，谁敢买呀？”

“我的肾有年龄优势。”

“人家怕沾霉头，怕把你的肾一装到身上就变成穷人。你也不想想，牛车的零件能安到车上吗？”

这段对话充分体现了一种将身份、阶层属性进行身体化、生理化直至基因化的本能反应或自觉意识。对于穷人、乡下人来说，这种意识伴生了沉入潜意识底部的深刻自卑，从而化育了心如死灰般的认命态度。这也实际上是导致最后汪长尺要在肉体上消灭自己，从而在象征的意义上清除基因负累，以便汪大志跃迁为林方生的内在缘由。从历史和社会学的意义上讲，身份和阶层意识的基因化，实际上是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激烈质问，转化为一个默认的肯定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