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与1940年代后期中国的悲悼文学

有关《寒夜》的意义，前人已有极多研究。这些研究，或从社会分析出发，着意突出其中的社会批判主题，阐发巴金对社会黑暗、旧制度、旧社会的控诉意义；或注目其中隐藏的家庭、两性伦理困境，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家庭、性别伦理变迁的曲折，可谓从不同角度加深了人们对这部名作的认识深度。同时，也早有人从“战后小说”的角度，就其与“胜利后数年与中国国运生死攸关的课题做出过一些很有意义的探索”①。不过，迄今为止，似乎还很少有人将之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一再出现的悲悼文学现象联系在一起②，进行社会心理及美学分析。

一、悲悼文学：《寒夜》写作的初心与意义

无论东西方，哀歌都堪称古老的文学传统之一。世界文学中的哀歌传统，常被追溯至《圣经·旧约》中的《耶利米哀歌》及古希腊诗人忒俄克里托斯等人的创作，而比之更早的，据说还有人们从巴比伦泥版中发现的编辑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苏美尔文书中“纪念他们那频繁被周围异族人入侵所破坏的城市”的“挽歌”③。中国文学的哀歌传统，按姚鼐的说法，至晚也可追溯到《诗经》中的某些“颂”及风诗中的《黄鸟》《二子乘舟》等④，以及今人认定的先秦时期的诔辞等⑤。不过，与在西方文化中，大约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起，这一概念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认定为“一种纯形式”的“格律和诗体的名称”一样⑥，中国文学中的挽歌，也从很早的时期便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的抒情篇章，演变为一种礼仪性的文体⑦。现代中国以“哀歌”为名的创作，多是对西方文学中那些著名创作的学习。然而，这只是就其狭义而言。广义的哀歌，当仍指涉所有以哀挽、追思为主旨的那些创作。从对象看，不独可以涉及某些具体的人，而且可以指涉更广泛的文化或事物。只是由于“歌”字的文体暗示性，以及受西方传统影响，广义的哀歌所常含有的宗教性内涵的存在，并不适宜指称本文所要论及的那些以追念某些具体人物为主题的一般伤逝性抒情作品。故而，在这里我宁肯使用一个更一般性的词语来指代将论及的一切，这就是悲悼文学。它不仅指那些直接以哀念为主题的礼制化诗文，而且指一些在更宽泛意义上包含着同样的情绪和动机的创作。文体上也不光包含诗文，而且可以包括小说、传记及其他更多体裁的作品。

194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创作，堪称进入了一个哀歌时代。众多的悲悼文学创作，不但构成了认知这一时期文学不可忽视的一个特点，而且成为认识这一时期历史转折的不可忽视的内容。

关于《寒夜》的写作动机，巴金一生曾有多次表述。虽然话语表达的环境颇有不同，但这些表述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他对一些亡故亲友的伤悼怀念。譬如写于1947年的《〈寒夜〉后记》，说到自己所写的东西，便有这样的界定：

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⑧

写于1961年的《谈〈寒夜〉》，表达了几乎同样的意思：

“斜坡上”的孤坟里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苏医院。他的性格有几分像汪文宣……害肺病一直发展到喉结核丧失了声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见过不多，但也不是太少。朋友范予（我为他写过一篇《忆范兄》）和鲁彦（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我那篇《写给彦兄》便是纪念他的），还有我一个表弟……他们都是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一生的。⑨

还有写于1980年底的《关于〈寒夜〉》。前面说：“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范兄。……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彦兄。……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后面又提到他的三哥李尧林和朋友缪崇群，并且再一次指出：“他也是一个汪文宣。”⑩

对这里提到的一些人物，巴金都写过不止一篇的悲悼文字，像《忆范兄》《纪念我的哥哥》《写给彦兄》《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怀陆圣泉》等。这些文字纯朴、真挚、热烈，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亲人朋友的无尽深情，表达着对社会黑暗的强烈控诉：

在这不眠的寒夜里，我重温着我们十四年的友情。在这动乱的、漫长的十四年中间，我目睹了够多的人世的兴衰……我回想着，回想着，我的心慢慢地温暖起来，黑夜也逐渐淡去，你那温和善良而带苍白色的面颜出现了，还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微笑的嘴唇，带痰的咳声，关切的问询。这一切仿佛是永不会改变的东西。……不治的痼疾，甚至人世的辛苦，都不曾毁损了你的面容和心灵。……如今你终于没有得到朋友的帮助，静悄悄地死了。活着你没有麻烦朋友，临死你也没有麻烦朋友。……十四年的友情就这样静悄悄地结束了。……风静了。我的四周是一片死寂。夜凉得像水一样。黑暗中闪起一股灰白光。我知道寒夜快到了尽头。我的回忆也快到了尽头。在这短短的两三小时里我经历了十四年中的聚散和悲欢。现在这一切都得跟着寒夜逝去了。11

在《关于〈寒夜〉》的后半部分，巴金还提到1960年他在成都修改这部小说时的情形：“我作为一个客人住在小楼上，不会缺少什么。但周围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例如挂在街上什么地方的‘本日供应蔬菜’的牌子……就在供应如此紧张的时候，我的表哥病倒了。这位表哥就是我一九三二年在《家庭的环境》中提到的‘香表哥’，也就是《家》的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的收信人。”这个表哥“和汪文宣病得一样”，死后也“没有葬仪，没有追悼会”。就这样，小说所寄托的哀悼之情又多出了一重。而由随之说到的对当时帮助安排他在成都修改小说的朋友李宗林在后来受害的追叙，以及此后写作的《〈寒夜〉挪威文译本序》《知识分子》《与〈寒夜〉剧组主创人员的谈话》等文，还可看出，同样的意义增殖，甚至延续到了对他在《随想录》中写到那些死于更后来的人们的呼应。可以说，几十年间，巴金对《寒夜》主题的自述，不断发生着微妙的重心转移：从对具体亲友的哀悼上升至社会制度批判，又从制度批判回到同情知识分子命运，但始终如一的，总有那一份挥之不去的悲悼之意。而这一切，又首先是和他对战时与战后一段时期的生活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寒夜》是感人至深的作品，内涵丰富的作品，但它最独特的意义，却并不在单纯的政治批判，更不在近人乐于谈论的某些可以引发女性主义联想的东西，而在它所表达对那些在战时战后备尝困苦、喑哑死去的人们一种至为沉痛的悲悼和记忆。

要准确地认识《寒夜》的意义，必须将之放回1940年代后期整体的时代氛围里。在不止一处，巴金都说他所哀悼的不只有友人，而且有他自己。《写给彦兄》说：“彦兄，我不是在为你哭，我是在哭自己。……你身上也活着我一部分活动，快乐的岁月……”《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说：“但是崇群兄，我不是在哀悼你，应该哀悼的倒是我自己。我失去了我的一部分，我的最好的一部分……”12《关于〈寒夜〉》说：“我的确有这样一种感觉：我钻进了小说里面生活下去，死去的亲人交替地来找我，我和他们混合在一起。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对我并不是陌生的，这里有我那几位亲友，也有我自己。”13这种物伤其类式的自挽，不但点明了他写作《寒夜》的心理背景，更为我们认识1940年代后期弥漫全社会的悲愤与绝望，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二、文人之殇：战后中国的病苦记忆

论及1940年代文学，就不能不论及它的哀歌氛围。1945年8月15日的抗战胜利，无疑是一个令人喜极而泣的日子。期盼已久的战争胜利，理所当然地引发了全民性的欢喜，然而一想起死在这场战争中的人们，高奏的凯歌声中，便不免会渗入哀思的沉痛。“狂欢之夜”刚过，一个诗人便如此表达他对于胜利的感受：“欢乐么？我们胜利了，我们是该欢乐，然而我总是怀着一种无可或免的悲怆。”14这情形，很让人想起德国诗人海涅《颂歌》所描写的情景：“……我们得到了胜利，/可是周围倒着/我的战友的尸体。/在吹呼胜利的凯歌里/响着追悼会严肃的歌声。”15只是对于1940年代的中国，历史似乎还没有余暇，像1970年代末那样频频补开“追悼会”。但这一时期悲悼文学的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属少见。

抗战给中国文坛带来的直接损失之一，就是大批作家的过早死亡。1939年8月26日王礼锡病故，1941年8月许地山病故，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故，1944年王鲁彦病故，1945年缪崇群病故，1945年8月8日谢六逸病故，1945年8月郁达夫被杀，1946年4月23日夏丏尊病故……这些人大多还只是人到中年，其中比较年轻的萧红、陆蠡才不过三十三四岁。虽然每个人的死具体原因并不相同，但大都和贫病、压抑、迫害有关。究竟1940年代后期的文学报刊上，刊登过多少这样的东西，至今未有详细统计。但仅从一些伸手可及的材料，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切具有怎样的意义。

早在1945年6月，《文艺春秋》丛刊之三就设有《鲁彦之死》的专栏，登有鲁彦遗墨；2卷6期又“特载”王西彦纪念夏丏尊的《一个朋友的病和死》和傅彬然的《夏丏尊先生与〈爱的教育〉》，同时刊有夏丏尊的遗简。《文艺复兴》1卷4期《编后》刊有夏丏尊先生病逝的消息，下一期即刊有郑振铎的《悼夏丏尊先生》一文；1卷6期为“抗战八年死难作家纪念专号”，集中发表了巴金等人写的13篇追悼14位死于抗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的怀念文字，包括郑振铎《悼许地山先生》、巴金《纪念我的哥哥》、吴祖光《记贺孟斧》、怀玖《忆陆蠡》、靳以《忆崇群》、景宋《追忆萧红》、凤子《划破夜空的流星》、欧阳山尊《忆保罗》、赵景深《记鲁彦》、李健吾《记罗淑》、以群《忆蒋弼》、徐调孚《再忆谢六逸先生》、葛一虹《悼念王礼锡先生》。

此外，同一时期的其他一些杂志同样登载有很多这样的文字，像《文艺生活》光复版第6期有穆木天的诗《为死难文化战士静默》；《希望》2集3期刊有胡风的《忆东平》；《文联》1卷2期登有夏衍的《哭杨潮》；《文章》1卷2期周贻白的《悼鲁彦》、王重华的《关于英茵的奋斗和死亡》，1卷3期有于在春的《夏丏尊先生的晚年》；《人物杂志》第3期有郭沫若的《论郁达夫》；《清明》第2号刊出的《贺孟斧周年祭》专栏（包括陈白尘、吕恩、张骏祥、黎澍、秦怡、杨云慧、李恩杰、小丁、吴祖光、赵慧深的10篇文章）；《萌芽》1卷2期的《追悼闻一多、李公朴先生特辑》；周钢鸣编辑的《文艺丛刊》第1辑刊出的黄宁婴的《悼周行兄》、洪遒的《悼严杰人》；《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7期有钟敬文的《忆达夫先生》；《文讯》6卷2期刊出蹇先艾《悼王鲁彦》，4期刊出向达《悼冯承钧先生》；7卷3期刊出《谢六逸先生逝世二周年悼念特辑》，发表茅盾《忆谢六逸兄》、叶绍钧《悼念六逸先生》及马宗融、余楠秋、郭沫若、郑振铎、章锡琛、顾仲彝等人的文章，并配有遗像、手迹及生平事略；7卷5期又有郭沫若《再谈郁达夫》。1946年11月21、21日，《大公报》连续两天刊出《纪念陆蠡特刊》，发表靳以、巴金、苏夫、单复等人的怀念文章；1947年，《少年读物》4卷1期又刊出《纪念陆蠡先生特辑》，发表唐弢、柯灵、金隄、海岑、吴郎西等的纪念文字。

自1936年鲁迅逝世，伤痛与怀念就一直留存在进步作家的心底，有关鲁迅的纪念文章层出不穷。抗战胜利后的文学期刊，同样不时设立专栏或刊出单篇的纪念文章。如《文艺春秋》继其在1944年出版的丛刊1—4期连续刊出鲁迅纪念文章之后，1945年又在连续出版的第2卷不断刊出同类文字、图像。特别是1946年10月出版的3卷4期设立《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特辑》，发表包括孔另境的《回忆鲁迅先生丧仪》、陈烟桥的《鲁迅与中国新木刻》在内的6篇文章，以及萧乾、刘西渭、臧克家、罗洪、施蛰存、茅盾、王西彦、沈子复、林焕平、田汉、熊佛西、安娥、魏金枝、周而复、任钧等15人的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为题的笔谈，同时刊有鲁迅遗像及多幅画像、照片。同月，《文艺复兴》2卷3期也有《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号》，发表郭沫若的《鲁迅与王国维》、许广平的《十周年祭》等12篇文章。这些文章，与战前已经出版的《作家》《文季月刊》《光明》等刊发表的《哀悼鲁迅先生特辑》（均刊出于1936年11月），以及战时《文学月报》《抗战文艺》等刊发表的《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特辑》等一脉相承。短短四年里，如此密集地刊出这么多哀悼文字，再加上同期刊物中常刊登的一些著名外国作家如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高尔基等的纪念专栏、专文，以及诸如《寒夜》《萧红小传》一类充满伤悼意味的作品，不能不让人感觉整个1940年代后期的国民党统治区文学，始终笼罩着一种沉重的哀歌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