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宅·少年·革命

引论

巴金被誉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①。其小说《家》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读者最多的小说之一”②，自1933年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以来，《家》引发广大读者的阅读热潮，还受到海外学界的关注。1944年，王际真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中国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收录了《家》的节译。1958年，沙博理翻译的《家》由外文出版社出版。1972年，英译本《家》（The Family）面世。

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这位于二战期间来华工作长达五年之久的英裔美籍学者、作家对巴金《家》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在1945年5月5日的中国日记中，白英特别介绍了巴金及其《家》，并记录了昆明读者对《家》的狂热痴迷：“几乎所有的中学生和售货员人手一册巴金的《家》。”③当日，白英观看了小说同名电影《家》，他认为电影改编不尽如人意，远逊于小说本身。他还指出，这部中国家庭题材的小说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具有较大的挑战性，“《家》或许永远不会被译成英文。因为这本书要求读者对旧中国家庭制度的复杂性与家族忠诚性有充分了解，也要求读者对统治中国先民的强大动力有所了解”④。尽管如此，白英仍按捺不住译介《家》的热情与冲动，在读完《家》之后，他随即翻译了其开头部分，并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小说写作：“小说开端或许应先呈现白色的雪景，在漫漫雪景中，小说人物缓慢优雅地渐次登场。虽然如L先生所说，我只喜欢小说的戏剧化情节，但我不得不承认，几乎没有比《家》更好的开头了。”⑤

就在1945年，白英出版了自己创作的长篇家庭系列小说的第一部《爱与和平》（Love and Peace），1946年再版时更名为《春天的激流》（Torrents of spring）。同《家》一样，《春天的激流》也是一部关于中国家庭题材的小说。它讲述了辛亥革命前一个四川知识分子家庭中少年的成长故事：少峰、立峰、玫瑰三兄妹阅读了父亲从巴黎大使馆寄来的书籍，努力吸收西方思想，力图推翻清政府，由此开启革命与恋爱历程。这部小说的创作契机可以追溯到1942年，其时，白英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和战时复旦大学工作。他与冯玉祥、曹禺、梁宗岱等人过从甚密，还与冯玉祥在缙云山小住过一段日子，专门教其学习英文。两人某日漫步缙云山山顶时，白英萌发了创作《春天的激流》的灵感：“希望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小说。这将是本体量巨大的小说，可能是十卷，将会涵盖这些年一个中国家庭的生活、苦难和胜利。”⑥

对比阅读白英《春天的激流》和巴金《家》，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不少相似和联系。两部小说都以雪景开头。《家》开篇写道：“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左右两边墙脚各有一条白色的路，好像给中间满是水泥的石板路镶了两道宽边。”⑦冬日的风雪肃杀孤寂，暗示着强大的封建传统势力，也是人物生命处境的隐喻：“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了。”《春天的激流》开头场景也聚焦于漫漫风雪。少女玫瑰从窗口凝望，山城落雪恍若“巨大的白熊从空中的银白王国轻轻坠落人间”⑧。家宅之内，温暖祥和，而家宅之外的世界“雪抹去了脚印，模糊了道路，窒息了声响，覆盖了色彩”⑨。两部小说均以雪景营造故事氛围，以风雪世界隐喻社会变革时期的暗流涌动。

其次，两部小说标题都含“激流”意象。《家》原题为《激流》，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司马长风认为：“‘激流’这两个字，颇能表达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从家族本位社会向个人和国家本位社会的变革。”⑩巴金在《激流》总序中指出：“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这一切造成了奔腾的一股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11白英小说原题为“爱与和平”。他声称：“自我来中国后已写了五部书——其中，两卷本的《爱与和平》叙述了一个中国大家庭在过去三十年间的冒险经历。”12再版时白英将其改名为“春天的激流”，“激流”二字或许正是受到巴金小说启发。

两部小说除在开头和标题上存在明显相似之外，在家宅意象、中国少年和革命书写上也表现出深层的内在关联。有理由判断，白英经由阅读和译介巴金《家》而获得灵感和启发，并在创作《春天的激流》时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

一、家宅意象：“狭的笼”与“神圣空间”

《家》与《春天的激流》都以川渝地区作为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两位作家的“恋地情结”13。巴金生于四川，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白英在1941—1943年生活于重庆，他强调：“我相信这座城市已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是这座城市灰与泥的一部分，是她的苦难、阳光、她对艺术狂热欣赏的一部分。”14两部小说均聚焦于川渝地区的家庭生活空间：《家》描写五四运动后成都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春天的激流》则描摹了辛亥革命前居于重庆缙云山的一个外交使节之家。二者都通过营造家宅意象来表现家庭生活的精神内核，因为“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15。“比起风景来，家宅更是一种‘灵魂的状态’。即使它的外表被改造，它还是表达着内心空间。”16两部小说“灵魂的状态”或说“内心空间”分别承载于“高公馆”和“缙云堂”这两个典型的家宅意象之中。

《家》中的高公馆是巴金小说中最具“精神意义的标记”17的建筑空间。“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里面是一个黑洞，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18高公馆压抑而封闭，隔离于社会空间之外，其内部早已腐朽空虚。如觉慧抱怨称：“我们底家庭好像是一个沙漠，又像是一个‘狭的笼’。我需要的是活动，我需要的是生命。在我们家里连一个可以谈话的人也找不到。”在高公馆这“狭的笼”中，“房里永远是这样单调，窗外永远是这样阴暗。我恨不得生了翅膀飞出去，然而阴暗的房间把我关住了”19。

相较于高公馆这个压抑个性和自由的“狭的笼”，《春天的激流》中的缙云堂则可以称为少年成长的“神圣空间”。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曾提出“神圣空间”（scared space）与“世俗空间”（profane space）这对概念。他赋予“神圣空间”以信仰内涵，将其与教堂、庙宇、祭坛等宗教空间相关联，但同时强调，某些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空间也能唤起人们的神圣体验，如出生之地、初恋之地等。“所有这些地方仍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无与伦比的意义。这些地方是他们个人宇宙中的‘圣地’，好像正是在这些地方，他得到的是一种关于实在的启示，而不仅仅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一处普通的地方。”20白英小说中的缙云堂即是程家少年个人宇宙中的“圣地”，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在此恋爱和革命。从地理空间来看，缙云堂也具有“神圣空间”色彩。它居于山间，与宇宙空间相联结，吸纳自然山川之灵气：“微风拂过，松涛阵阵、竹林沙沙，悬崖上长着蓝色的雪松和矮小的橘树，但鲜有屋舍。在悬崖顶端，松林环翠之处，当午后的阳光从河对岸的玄武岩上反射回来的时候，缙云堂的琉璃瓦淡淡地闪耀着。”21此外，缙云堂还承载着祖辈的神圣记忆，“关于这座房子和山上寺庙的传说太多了……只有半埋在松林中的坟墓讲述了过去的辉煌”22。“它不仅包含自然界所遗留下来的重要印记，同时也描绘出神圣叙述的意象，提醒人们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传奇故事，唤醒人们沉睡的记忆以及激发人们对于现世的思考。”23

高公馆和缙云堂是两部小说中最富象征色彩的核心意象，另外还有三组空间意象与之相呼应。其一，高家书房与程家书房。书房是家宅空间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折射出家庭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景观。《家》中的高家书房承担着诗书传家、教化子辈的功能，觉民、觉慧兄弟即在此受教。不过，在受到五四思想启迪后，他们开始对书房产生批判意识。当两兄弟听到下一辈孩童在书房中朗诵《孝经》《女四书》时，产生了强烈的心痛感，认为书房的教育会将高家的新一代葬送在“狭的笼”中。高家书房也是高老太爷施展权威之所在，他在书房内会见宾客、商议事务，实现对三兄弟的传统规训。高老太爷不满于觉慧对其权力的反抗，认定“这都是洋学堂教坏了的”，并下令“从今以后，高家的子弟，不准再进洋学堂”24。而《春天的激流》中，程家书房作为“神圣空间”的象征媒介，承担着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功能。程家书房干净整洁，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都被整齐地列于玻璃书柜中，各类书籍均用猪皮装订，盖上了父亲的金印。三兄妹在书房里阅读《史记》《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古代经典，同时还广泛涉猎《波斯人信札》《克莱夫公主》《无政府主义》等西方经典，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汲取思想的甘霖。“他们不时抬头，凝视着天花板，在蜘蛛网与裂开的石板中探索陌生的国家和未知王国的疆域，在探索过这些神秘疆域后，他们会继续沉浸式阅读父亲在北京的藏书。”25

其二，楼上的周报社与山上的小屋。这两个空间成为家宅空间的延展，属于家庭之外的隐秘角落。“角落首先是一个避难所，它为我们确保了存在一个基本性质：稳定性。”26私密空间如同“鸟巢”或“壳”，给身处其中的人以安全感、稳定感乃至自我认同。《家》中，“周报社就孤单地立在一些空屋中间。每天，一到傍晚就有两三个青年学生来把铺板一一卸下，把电灯扭燃，并且把家具略略整理，十几分钟以后热闹的聚会开始了”27。这个隐匿于商业场楼上的周报社是觉慧等人进行革命活动的私密空间。他们秘密聚集于此，畅谈理想，筹办进步刊物。而《春天的激流》中，为了从事革命秘密活动，三兄妹偷偷建造了一间“山上的小屋”。“他们神秘地消失于森林中，带回大量木材，小心地藏在麻袋中。……他们像蚂蚁推卵一样，悄无声息、有条不紊地刨木头，在竹墙上抹上灰泥，装上门框，搭起屋顶。清晨，他们回到卧室，筋疲力尽但兴奋异常，心中被秘密感占据。”28建成后的小屋远离宽敞的宅邸，而高居于山边悬崖，掩藏在偏僻的松林中，状如“会飞的神庙”，小屋“好像并不真实存在，而随时都会消失”29。小屋没有窗户，也就没有从内到外的过渡元素，实现了与外部的隔绝，保证了私密性与稳定性。小屋很快成为反抗清政府的秘密革命中心，少峰等人在此与孙中山写信联络，并将革命理想付诸实践。

其三，衰颓之庙与神圣之庙。庙宇承载着人们的精神信仰，是家宅空间向社会空间过渡的连接点。两部小说均营造了庙宇意象，却分别指向衰颓与神圣的不同意涵。在《家》中，庙宇是安放因难产而死的瑞珏的场所，带有颓败和死亡的气息：“庙宇因年久失修显得十分荒凉。大殿的阶下长着深的野草，两旁阶上的小房间就是寄殡灵柩的地方。”30庙宇破败不堪，与家的衰朽相互映衬：“一天晚上天刚黑，高家所有的房门全关得紧紧的，整个公馆马上变成了一座没有人迹的古庙。”31同《家》中庙宇的颓败气息迥然有别，《春天的激流》中的庙宇具有神秘性和神圣性色彩。它高居于缙云山顶，俯瞰山脚村落。山顶的开阔性与崇高感赋予庙宇以神圣感，阳光照耀着整座山峦，使庙宇带有神圣的光晕。庙宇外墙的瓷砖闪闪发亮，少年们恍若踏入永恒的阳光中。在少女玫瑰眼中，山中庙宇“恍若一座充满魅力的花园”。寺庙充满神秘性和预言性，三兄妹在住持的引领下借助竹简祈福求签，他们各自求得的神秘谶语，影射了未来彼此不同的人生际遇。

家宅意象既是家庭文化心理的折射，一定程度上也是家国命运与处境的隐喻。《家》中的高公馆不仅承载着一个旧式大家庭的兴衰荣辱，还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时代嬗变。它象征着经历五四运动的一代中国少年，努力想要挣脱“狭的笼”的传统因袭，在时代激流中艰难地寻求自我蜕变。《春天的激流》中的缙云堂则是一个开放性的神圣空间，在辛亥革命前夕的历史语境中，居于此的程家少年获得了通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契机。借助于父亲的海外来信，他们在重庆的山间宅邸，不断与巴黎、佛罗伦萨等遥远的西方世界建立联系，从而孕育着建构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和希望。

二、中国少年：迷惘与觉醒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激情有力地阐明了“少年中国”与“中国少年”之间的辩证关系。清末民初，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历史危局，年轻一代被视为未来的希望。同时，中国也处于刚刚觉醒的状态，与人生成长期中的少年阶段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因此，“少年喻载着整个社会除旧布新、经历巨大转型时候的政治、文化能量，亦是以未来时书写的现代化方案的核心象喻”32。《家》与《春天的激流》分别以五四运动之后与辛亥革命之前为历史背景，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中国少年，二者都通过少年的故事来书写新旧转型历史时期的中国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