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有力地激活文本

刊物嘱托我写一篇关于白惠元的印象记，我当时就答应了，然而又拖了下来。事实上，写印象记非我所长，或者说我一直缺乏这样的动力。过去也有多位我的学生请我写印象记，结果都因我严重的拖延而未如愿，我也觉得很对不起这些学生，因为他们帮我做事总是很积极，我却如此懈怠。这回我动笔，不是因为厚此薄彼，而是我觉得过去的承诺都以失信告终，因此我总得做成几篇才是。在依然漫长的拖延中，我勉力为之。实际上，我现在的拖延症更严重了，这可能是老之将至的缘故。

说到白惠元，他给任何人的印象应该说都是非常鲜明的。白惠元是一个非常聪明、机灵、本分、厚道、善良的青年。这几种优秀的品质能够统一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这是相当可贵的。因为一般来说，聪明机灵的人总会让人觉得不够扎实和厚道，而扎实厚道的人也会让人觉得不够机灵和聪明。但事实上这种二元对立完全是我们想象和建构出来的，实际情况或许并非如此。

我们过去有句话说到忠厚，会说有些人“貌似聪明”，这句话是民间智慧。但是我想若要说聪明，白惠元真是足够聪明。他初中时代是学理科的，我知道他那时就拿过数理化竞赛的很多奖项。刚上高中，他决定要考文科，据说是让校长、老师和家长都非常生气，因为考理科他是十拿九稳的，但是他却偏要去考文科，这意味着一切得从头做起。

改考文科之后，他竟一举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时候还能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直博生。我一直非常欣赏这位学生，本科我就教过他，但是交往不多。后来他成为我的研究生了，我们的交往就多了起来。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学生，他是话剧社的主力，既编剧也上台演出，每次演出他都邀请我去看。我也算支持学生的课外活动，所以也去看过他们的演出，觉得很有意思。他还参加一些体育比赛，诸如网球比赛之类，好像在全国大学生的网球比赛中还有所斩获。这说明他有着多面的专长，属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白惠元在读研究生期间，读书很用功，上课也很认真。他不是那种恃才傲物的人，他还有一种平和谦逊的品质，能够和同学非常和谐地相处，同时对待自己的态度也很低调。我觉得这是他非常可贵的一个方面。

他也是一个对自身的学术发展相当上心的人，他早早就在思考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所以说起来，他的博士论文是换了好几次题目的。我对学生历来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题目不是由我来定。我从来不为学生规划论文的选题，我觉得这样的话，学生对这个题目就不具有强烈的研究冲动，且操作起来也不是很有把握，写作的过程也必然更加痛苦。将心比心，我的想法来自我写作博士论文的经验。我的老师们都是让我自己去想题目，正由于这种选题的自主性，我选择了一条充满挑战性的道路，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走了险僻的路数。因此我也让学生自己去选题目，而我会和他们讨论。有些同学的题目我会否定好多次，而有些学生的题目我会很迅速地肯定。我一直认为论文选题相当重要，因此会反复和学生讨论。

记得白惠元本科论文的选题是关于“船”这个意象在当代小说中的意蕴流变，他似乎是从《古船》那里获得启发，并与我探讨了有关这个选题的具体或抽象的面向。我当时还觉得这题目可能挺好，虽然乍一看难度很大。因为像《古船》这种现实主义作品与《西海无帆船》这类先锋派小说，若对比起来，会激发出很大的文学史的内在张力，同时若把这个脉络讨论清楚，也能把抽象的时代精神与具体的意象打通并结合起来，所以我让他大胆尝试。但是进入博士阶段，他处理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个选题比较难做，就把这个选题放弃了。

后来他又和我讨论了几个题目，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有关动物的题目，我记得有天他非常兴奋地和我谈到想做这个题目，我赞同他考虑这个关于动物的题目。后来他跟我讨论，都会涉及非常具体的章节，包括其中的每一个小节与具体要点，在他与我讨论之前做了相当细致的论文提纲。在我的经验中，老师也是被学生所激发的。有些学生会愿意跟我谈得很具体，那么我就也会和他谈得非常具体。我的好几个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本来老师都是可以放手让他们去搏一搏，但是他们有兴趣和我讨论，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讨论到非常具体的章节与小要点，然后对内在的逻辑进行一个把握。这样的话学生做起论文来，虽然在深入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在一次又一次的磨合与推敲中，总会摸清方向。但有的学生写论文总是躲着我，总是要我去询问他们的进度，这样的话经常我与他们之间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磨合难度。

白惠元是属于那种愿意和我讨论得非常具体的学生，但是他去做了一段时间，又觉得这个题目不是很适合。他对我说发现了一个更让他激动的题目，即孙悟空形象在当代文化史中的形象嬗变。对于这个题目其实我开始还是有一点犹疑的，我担心他无法将这个题目处理透彻。但他相当有想法，并表现出充分的自信，我让他先写，通过写作找准论文的定位，他很快写出提纲并迅速加以推进，所以我也没有再做更多的干预，而是让他放手一搏。最后令我惊喜的是，他论文的完成度相当之高，可以说是相当饱满的一篇博士论文。这篇博士论文在他做博士后期间便成书出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列入“三联精选”丛书。最近，该书因首印售罄，获得了修订再版。这本脱胎自博士论文的著作很受同代学者欢迎，口碑非常不错。很多的学界同行都对此非常重视，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我曾为白惠元的这本著作写过一篇序，序言中已谈到了我的一部分想法。那么如果再谈的话，我想就他这本专著的优点做总体概括。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他的理论视角，这本书是有较为深厚的理论基础的。白惠元在读博的那几年，读了相当多理论方面的书。我深感博士期间的理论基础非常重要。不必在读博期间匆忙地去写文章，现在读下的书是能够用一辈子的。写论文的技巧当然也是重要的。在我看来，技巧的掌握与理论的深化这二者并不矛盾，绝不能顾此失彼。

所以我给北京大学学生上的几门课都是相当重视理论基础的。有一门课是“现代性理论导读”，还有一门课是“现代主义与先锋派理论导读”。原来还有一门课叫作“解构主义理论导读”。后来我是把这几门课合并为“当代学术前沿理论导读”。每一次上课我都改换篇目，我也在这一过程中重温了很多经典著作。我通常是让学生沿着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再到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巴迪欧、阿甘本、拉康这些理论家的脉络精读其著作，也会对所涉著作与篇目进行调整。我还定期开设了“西方当代批评理论方法”这门课，主要围绕耶鲁四君子的批评论著和一些经典的文学批评论著。我观察到白惠元在这些课程中都相当用功。回到他的这本书，其中的理论视点相当活跃。他并非把大量的理论因素强加给文本，而是直接进入文本去捕捉在文本中隐含的一种理论，这也是我所欣赏的方法。

我以为可以将理论与文本的关系描述如下：有理论打底，理论能够激活文本，理论能够碰撞文本，进而我们能够从文本中读出理论，这是因为理论是生长在文本中的，是文本自己生长出来的。德里达说“解构是文本自身的解构”，是文本自身生发出来的。那么，德曼说“解构就是文本的修辞策略”，他当然是用从解构的角度展开思考，是文本自身的修辞导致它的解构。我尝试把德里达和德曼的话做出改变，把它变成在中国理论语境中更容易生长的问题，那就是文本自身就包含一种理论，文本就是理论，理论是文本化的。所以这些作品本身看上去是小说，但是它和某些哲学范畴也好，和某些学术概念也好，和某些重要的理论见解等，都是相互映射的。换言之，这些思想成果都在文本中闪耀。

关键是能否把握住文本中的那种生动的理论品格。文本包蕴着理论，或者说文本本身发出了理论的召唤与吁请。如果能够捕捉到文本内蕴的理论深度，那么文本就会变得非常活跃。就这一点，我觉得白惠元做得非常之好。他对孙悟空形象的探讨中蕴含着很多的理论视角，包括现代性的视角、二元关系的视角（可解构的二元关系）、话语的权力运作、政治无意识、乌托邦想象、超越性的关系（自我与个体所内蕴的现代超越）。超越是他这本书的一个关键词，他对何为现代性超越把握得颇为独到且深刻。他所讨论的有关现代性、自我、个体、社会、国家话语所建构起来的超越性关系，其中主体都具有历史的冲动，都试图在历史的冲动下超越，但是超越本身它会落入一种陷阱，超越本身会落入自己设计的一种圈套。所以这点就像孙悟空，孙悟空的特点就是翻一个跟斗，逾越十万八千里，而且他的金箍棒也能变化无穷。所以我觉得孙悟空就是超越性的神话。白惠元能够把理论的视角和文本最本质的方面进行深入的对话与勾连。一篇文章也好，或是一本书也好，若你能在理论与文本的碰撞与深入融合中，揭示出这个文本最独特的方面，且这种独特的方面非常有生长力，这部作品将会成功。

这本书写作的展开，是一种二元性的相互竞赛、相互激活的关系。就像两个人在赛跑一样，理论和文本在构成一种相互竞争的张力，理论视点与文本经常互相激发，互相碰撞，推动着论述去展开，向着更深处进发。而这种写作是以核心的主导的理论动机为前提。我对音乐仅略知皮毛，但这种写作方式令我联想到西方的交响乐，交响乐是有动机的，在作品中要通过呈示部和发展部的推动，才能够达到高潮。换言之，动机要在作品的编码中得到激活与深化。这也像足球运动一样。足球比赛中球员要不断运球，在中场要不断地组织、不断地倒脚，目的是能射门。所谓射门，就像论文最后要有一个可拔高的地方，有一个突破口。白惠元论述现代性与超越性问题，在英雄主义这个面向上阐发其中的变格，他把其中不断的“变”给提升出来。

他这本书的第二个优点在于历史的视角。历史的视角就是指一种历史意识，或者说他找到了一个历史的框架，即从现代以来或者说20世纪的历史逻辑的重点，白惠元的重心是1949年以后。写作博士论文恐怕还是很难逃脱黑格尔所说的历史与理论结合的方法，也就是历史与逻辑结合的方法，你的逻辑要建立在一个历史的构架上。

当代的语境能生发出什么样的历史性呢？显然，这也是一个难题。我有好几位学生在做博士论文之初都想逃脱历史。我承认，历史必然会限制视野，因为历史会使视角变得贫乏，因为问题的展开太依赖历史了，使理论活跃不起来。若自身没有逻辑建构，在历史与逻辑之间不能产生碰撞，逻辑无法展开，那么论述只能沿着历史的线索推进，这将导致论述的平淡化，甚至空洞化。我见过多位学生就想逃脱这种历史的平淡，逃脱被历史主义牵着走的思维方式，想建立一种纯粹逻辑的框架，但是后来发现纯粹的逻辑是难以实现的，因为逻辑的框架需要有一个逻辑的起点，这个起点要非常强大，足以支撑逻辑的推进。这个起点就像我刚才说的交响乐的动机，试看那些伟大的交响乐，其动机非常强大，如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其动机能不断地呈现，不断地发展，这有赖于一个强大的逻辑起点。问题是我们如何产生或发明一个强大的逻辑起点。

黑格尔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的“绝对精神”，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说得通，黑格尔给“绝对精神”赋能，使其通行无阻。以至于巴塔耶有次听科耶夫讲黑格尔，禁不住对他的朋友说：“老黑格尔真不知道他多么有道理。”后来德里达写篇文章谈巴塔耶，还用这句话作为文章的题词。黑格尔所诉诸的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黑格尔的美学与历史哲学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展开其自身的。在白惠元这里，他相当成功地处理了他所呈现的历史框架，他把历史只是作为他的脚手架，使理论得以浮现出来，使理论得以穿透历史地表。在其中活跃的都是历史，活跃的都是理论，理论能够在历史的背景上展开。这种理论与历史双重演绎与孙悟空的翻跟斗一样——理论自身具有表演性。其做法并非是重新叙述历史，重要的是能够给历史做出命名，给历史做出诊断。有力量的学术阐释要能够给历史下定义，能够召唤出历史，能够复活历史，或者说能够责问历史，真正和历史对话。当然也可以说这是让历史活过来，让历史在理论的结点打下梅花桩，让历史在这些梅花桩上舞蹈。理论为历史赋予阐释结构，历史随之被理论化，白惠元为这一被理论化的历史锚定了一个归结点，这就是孙悟空与现代中国充满张力的碰撞，而这种张力又可凝聚为一个核心的问题意识，亦即古典资源如何转化为现代中国的文化表述，孙悟空何以成为“中国故事”。而古典与当代的融通亦是白惠元这本书与他之后的文化研究的核心主题，他重在阐发古典的现代转化中所蕴含的文化症候，以此透视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变迁及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位置。回到本书的研究视野，白惠元将孙悟空的形象嬗变视作透视现代中国的一面镜子，立足于跨学科视野与症候学分析，将孙悟空重新带入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文化进程，探讨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处境与现实机遇，去揭示某种历史心理或历史无意识，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化的当代价值。

白惠元从现代孙悟空形象的闯入开始，论述其形象嬗变的历史深意。然后他跳到新中国文化对猴戏的改造，进行纵深的论述。他抓住历史的要点，而非简单复述历史的过程。他沿着他的理论路径继续深化，深入分析了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将对这部重头戏的分析与他对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解读联系在一起，进而又从孙悟空与中国青年亚文化的关系中，洞察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一种变化。更有意思的是，他将时间点拉得很开，接着又谈离散视野下的孙悟空符号。在华语文学的大背景上，他将离散视野下的孙悟空叙事纳入民族话语的主体生成理论，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