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

一

在我长达20余年追踪、阐释、解读贾平凹文本的评论实践中，曾对贾平凹的乡土书写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关系、作家及其写作发生作出过系统梳理。当然，以我的能力和认知，自觉还有诸多未尽之言和“应有之义”需要探讨与发掘。因而，在这篇提纲式的小文之中，仍觉这是令读者、同时也令我自己并非满意的论证过程，或者说还未完全抵达我对贾平凹创作的更好理解、盘整的实现。然而，出于对贾平凹及其文本的热爱和敬仰，我依旧想作出尝试和努力。

自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的乡土叙事大体可以分为冷硬与荒寒并生、文化回望与检视自我并举的“鲁迅之路”，以及从田园中升起人性理想之光的“沈从文之途”。但无论是哪种“路”与“途”，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相伴相生的。我们发现，在1930年代直至五六十年代，巴金、老舍、茅盾、张恨水、李劼人、路翎、沙汀、叶圣陶等作家投入到既能反映社会问题和时代变迁，又不乏生动民俗风情、地域特质的长篇小说叙述之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将长篇小说文体作为承载时代、人心、现实的载体。在诸多鸿篇巨制中，有研究者视茅盾的《子夜》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经典，称其为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圭臬：“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长篇小说，在《子夜》的基础，开掘出更复杂的长篇叙事操作的是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和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财主底儿女们》将史诗叙述和心理叙述相结合，创作了中国本土的长篇复调叙事。而《死水微澜》将《子夜》中表现得并不算成功的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叙述得细致生动韵味绵长。但《子夜》的影响力更多的在于它对于革命现实主义长篇叙事传统的开创。无论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还是《青春之歌》《三家巷》《红旗谱》等革命历史小说，还是《创业史》等农村题材小说，都是站在《子夜》的肩膀上，进行一种更为有力的文体的推进。宏大历史观念的奠定，以及宏大叙事的构建，都是茅盾早已规划好了的。”①论者强调茅盾创作出了“中国本土的长篇复调叙事”，是“一种更为有力的文体的推进”，充分肯定了《子夜》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中的里程碑意义和价值。

茅盾在《子夜》的创作中，状写1930年代上海都市生活，全景式呈现，冷峻而深刻地剖析社会问题。其宽广格局、史诗气魄、宏大题材，都开现代小说先河。此后的诸多长篇小说文本，在这几个方面很难出其右。同时，它也为此后文学史中长篇小说的写作建立起难以逾越的标高。在茅盾看来，“描写现实人生，必须有精密的结构，活泼有灵魂的人物，并且要有合于书中时代与人物身分的背景或环境。我们现在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个。从历史方面，我们要研究这个新的独特的形式——所谓近代小说者，是怎样一点一点儿达成的；从理论方面，我们要研究‘结构’，‘人物’，‘环境’三者在一部小说内的最高度的完成”②。在这里，茅盾强调的是，长篇小说写作的成败和高下，皆取决于“结构”“人物”“环境”三者在一部小说内的最高“完成度”，显然，这3个要素，主宰、统领、决定着一部长篇小说的水准、价值和存在意义。尤其对于人物，茅盾有着鲜明的叙事主张：“我们所要明白的，即小说中不能没有人物；一篇小说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大抵因为它有特殊的人物的缘故。人物创造之如何，系乎作者天才之高下，本无所谓法式；即使有法式，而知之者未必即能之；知与能，原为两事。”③茅盾强调了人物塑造的“并无法式”，而即便“有法”，也未必“能之”。我们从茅盾的文学观念中得到了关于长篇小说叙事的诸多典范之义，在其成功的实践之中，或许也可以撷取其神思，在乡土风俗、现代景观、历史的维度之间架构关于长篇小说与时代相携的气脉与神韵。

实质上，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叙写当下现实，贾平凹的创作，都能在以上“三要素”的互动和有机链接中，找到推动叙述前行的坐标和导向，这就是“意境化”“语境化”“意蕴”的营构和空间建构。同时，在情节、细节、人物、叙述所链接的时间的行进中，超越传统小说时间模式的叙述逻辑，并尽可能地发挥叙事形式本身的力量，从另一条道路向现代小说形式逼近。因而，我试图以此为起点和标尺，从历史的纵深处来梳理贾平凹及其长篇小说文体的实践，并将其与时代的同气相生作一探究。从茅盾及至“新世纪”以来这个具有较大时间跨度的叙事场域里，梳理、整饬、追溯贾平凹长篇小说写作的漫漫长路，发掘其如何以20余部长篇小说文本的体量，拓展长篇小说叙事的新空间，如何不断地为这一文体增添新的元素；勘察其创作的得失，尤其是思考贾平凹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杰出贡献和文学史意义。

在贾平凹的持续性叙述中，我们看到了这位持续写作50年的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史中的“同时代人”，对于乡土变迁，文化的传承、失落、赓续，以及人性及身份的选择进行了精深、宏阔的关注和描摹。可以说，贾平凹的写作，始终追踪、契合他所处的时代，自出道以来，他从未离开过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一方面，他在命运多舛的年代出生、成长，与文字结缘，痴迷、沉迷写作，而且沉浸极深，几乎“不可自拔”；另一方面，正当他的文学写作进入良好状态的时候，也迎来1970年代末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开启，贾平凹与同时代的写作者正所谓“生逢其时”，喜交“文运”。就这样，他一写就是50年，迄今煌煌数万言，尽领文坛之风骚，由此，贾平凹的写作与研究，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干话题之一。重要的是，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贾平凹的文学叙述就显示出与当时文学不同的“调子”和叙述语态，颇为显示出他与同时代作家的迥异之处。此后，贾平凹愈发舒展地、有声有色地拓展地域性文化厚实的“地盘”，延展开自己的路数。他悉心经营自己的“血地”——商州山地、泾渭岸边的黄天厚土，它们构成了贾平凹小说的血肉，其中蕴藉着生活、生命的存在形态；地貌的偏远、奇崛，已经超越日常性地理经验和时空的意义范畴。小说的结构渐渐从存在世界的本体结构，向着作家审美的“感觉结构”延展、伸张，也愈发富有文化、哲学意味。就是说，贾平凹较早地让自己的写作获得了生命的“元气”，文本所体现出的气韵、语境、格局，既沉潜于事物的肌理，朴实、厚重而隐逸，又溢满性情，抒情、悠远而空灵，使得小说的韵味十足，文字里密布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叙述的张力。

从贾平凹的文本叙事中，我们能够真切地触摸到作家写作的“神性”，品悟东方神韵和意境，并在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实质的比较中，感知到贾平凹创作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世界图景虚构性的文化超越。也就是说，那时候的贾平凹，一出手，就展露出要竭力贡献“新文本”的非凡禀赋与气度。我们不难想象，像贾平凹这样扎根于西北这个极富古老文化氛围的“风水宝地”数十年的写作者，始终守护这块生命的“血地”，而陕西的生活原生态也不断地触碰、激发着他的情感，并赋予他独特而无尽的精、气、神。我们知道，诗歌或小说叙事的艺术对生命、人生、现实和历史的表现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语言和形式的活动，无论对于一位杰出作家还是普通的写作者来说，它都处于无止息的变化之中，其结果很难由某种逻辑或意识形态所预见，并作出武断的判断和界定。但是，从文学史的层面、从审美价值或者文本创造的层面，甄别、审视作家及其文本存在的意义，即如何辨析或辩证地看待一位作家理解、形塑世界的能力，揭示其语言、结构、文体和诗性的表达品质，则是文学研究与批评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孙犁在给贾平凹的几封信中，就曾谈到贾平凹的文字、文体诗学的风格及其源头，并不在我们的传统惯性里，而是蕴藉着更古朴的东西。而对于贾平凹早期的写作，胡河清也曾作出极富见地的判断、评价：“贾平凹的创作美学，表现了一种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深度模式和东方神秘主义传统参炼成一体的尝试。”“当文学真正达到东方神秘主义的同步操作时，就会显示出‘青青翠竹，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神性境界。这，也许就是贾平凹的当代文化意义所在吧。”④可以说，胡河清较早地意识到贾平凹写作的反模式性和反逻辑性，其实，这也正是对其叙事在描摹事物之上的抒情超验性的褒扬。贾平凹试图塑造中国现代小说内在抒情的主体性，追求叙事的有机性和能动性，同时，彰显出其对历史和现实缺憾的把握。从贾平凹的长篇文本中，我们不仅读出了他在若干历史时期的文字“般若”和精神“炼狱”，而且，也看到为当代生活和历史留存的精神档案。在陈晓明看来，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是“重新进入当代思想史和文学变革史的一种努力，如同是做一次历史语义学的阐释”。实际上，陈晓明在此以贾平凹的《浮躁》《废都》《秦腔》小说为中心，特别是通过对《废都》的阐释，审视其如何实现赓续《西厢记》《红楼梦》文化传统的理想。现在看，《废都》纵然存在诸多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商榷、研讨和再思考。但贾平凹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学信仰和美学信念，尝试接续、建构中国传统美学风格的自觉，却是不能被忽视和抹杀的。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贾平凹的写作，无疑是汉语文学的奇观，如此庞大的作品数量，如此卓异的文字风格，无不令人称奇。不用全盘性地梳理他的全部作品，只要从他的《浮躁》到《废都》再到《秦腔》，所喻示的路径，贾平凹几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内在变异的见证。那样的历程，是他的心路历程，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微妙精深的一段精神传记。他身上汇集的问题、矛盾与启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如果不认真对待贾平凹的这些作品，我们就没有脚踏在当代中国汉语言文学的坚实的土地上。

当然，在贾平凹的写作史中，最绕不过去的就是《废都》，它不只是理解贾平凹创作的轴心，也是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关键作品。它所汇聚的矛盾，它所引发的争论事件，实际上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文学面临的困局，也是九十年代社会转型、知识分子重新出场的标志性事件。今天重读贾平凹这“三部”作品，也是重新进入当代思想史和文学变革史的一种努力，如同是做一次历史语义学的阐释。岁月如此荒凉，只有从历史碎片里攫取微言大义，我们才能勉强保留一份历史谱系，或许可以从中看清面向未来的道路。⑤

可以看出，陈晓明对贾平凹创作的总体性评价极高，却毫不为过。他以《浮躁》《秦腔》等作品为例，以《废都》为核心，审视其个人写作史的来龙去脉，做出“汉语文学的奇观”“中国当代文学史内在变异的见证”“中国当代文学最微妙精深的一段精神传记”的高度评价和认定。贾平凹通过《废都》写出了一座古城的“精、气、神”，抒写出1990年代中国文人的性情和存在状态，当代都市中俗世生活的气韵和性灵，写法上极力追求古典美学的空灵、飘逸且绵柔、细腻的风格，虽然“因为性描写招致激烈批评，贾平凹也不得不放弃了这一美学追求。他转向了另一面，回到泥土和大地的写作，随后写下《秦腔》《古炉》《山本》等一系列小说，但这三部作品可视为贾平凹的秦地三部曲。这些故事关乎乡土中国的文明在现代的生存方式，它们剧烈、血腥、暴力，这里的人们都是拿生命去换取现代的生存”⑥。

此后，贾平凹的若干部长篇小说持续性地书写了历史和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可以说，一位当代历史和现实的亲历者，能够时常跳出历史的旧迹，眼光定然会不同寻常。而且，可以肯定，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对现实或历史的表现，就是作家将生活、存在、人物、事物等纳入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审美框架之中，近50年来始终都以自己的审美判断选择文本的结构，以自己的审美“感觉结构”来重组生活、经验，以文本重构现实和存在的可能性、或然性，直至超越现实，不为现实本身所囿，进入叙事和虚构的自由王国。那么，这样的愿望、目标如何才能够得以实现呢？在这里，任何叙事策略、叙述模式，都必然要在作家这一写作主体对存在世界的感悟、体味、判断和取舍中，获得属于作家自己的独特选择或改造。也就是，一方面，作家必须要用个人化的叙述方式，把我们所处世界或者说人类生活的现状、情形、集体经验、集体想象以及集体梦想，重新纳入自己叙事文本的构架之中，进而构成文学经验，构成社会生活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对于小说家来说，在叙事对象身上揭示出来的，不仅仅是对象自身的内在矛盾和可能性，同时也是基于作家叙事发生的对生活、存在世界的辩证认识，是作家介入生活所生成的内心深处的自我对话。这种对话来自写作主体对世界结构的清晰审视和判断。许多时候，叙述中那些没有引号的独白和对话，或许就是作家个人的直抒胸臆，是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对现实的想象和精神超越，或对人与世界的“感觉”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