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知识分子岗位的超越性和民间性

岗位的确定

章太炎晚年失望于国民党以南京政权取代民国政府，他毅然退出政治活动，归隐民间讲学，弘扬学术，转而成为一个岗位型知识分子。这是1927年以后的事。其实像章太炎这样一位公众人物，是不可能完全归隐民间的。在他身上，庙堂意识、广场意识和岗位意识作为价值取向同时在起作用，只是在某个时段，某一种或两种价值取向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晚年章太炎在苏州讲学期间，一再发布通电、发表言论，关心国事，呼吁抗战，对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表示赞同，这不能不说是他在政治上的进步。如果从价值取向而言，晚年章太炎仍然是以广场、岗位双重标准为言行旨向，但以岗位取向为重。不过在1927年以前，章太炎一度在孙传芳时代也确实热衷政治活动，这连一向温和冲淡的周作人也看不过去了，发表《谢本师》批评老师。周作人在东京与鲁迅一起受业于章氏，此刻体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意思。周作人用的是当年章太炎批评老师俞曲园时写的同名文章《谢本师》的题目，认为：“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我也知道先生太轻学问而重经济（经济特科之经济，非Economics之谓），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这种意见固然不对，但这是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有好些学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单怪先生。总之先生回国以来不再讲学，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因为先生倘若肯移了在上海发电报的工夫与心思来著书，一定可以完成一两部大著，嘉惠中国的后学。”①章太炎在孙传芳时代的政治活动的动机与价值取向均与广场、岗位无关，属于庙堂意识在作怪，周作人所说“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指的就是传统文人的价值取向。但很快随着北伐胜利，军阀垮台，章太炎又回到了弘扬国学的专业岗位。这且不去说它了，我现在感兴趣的是：周作人是站在知识分子岗位意识上批评章太炎，与鲁迅站在广场意识上批评章太炎，正好体现相反的价值取向。

鲁迅批评章太炎是“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②，不再随时代前进；周作人批评章太炎与其热衷政治表态，还不如回到专业岗位，继续讲学或者著书立说，嘉慧后学。周氏兄弟的不同立场反映了当时知识精英的两种价值取向，即鲁迅坚持的广场意识和周作人坚持的岗位意识。周作人后来在沦陷时期出任过伪职（教育督办），影响后人对其历史功过评价。研究者难免以偏概全，不能辩证把握，连同他在五四时期的业绩也一并抹杀。这是不公平的。周作人于现代文学史和现代知识分子史的贡献，不止于散文小品的创作，也不止于希腊文和日文的翻译，他的存在提供一种价值取向的范式。这种范式的利弊我还会做进一步辨析，但因为他的理论倡导和自觉实践，使得严复、张元济、章太炎以来的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实践道路得以真正成型。为什么这么说？严复、张元济、章太炎等人（包括稍后的王国维）都是从传统士人阶层转型而来，他们在转型过程中功在确立了民间的专业岗位，无论学术翻译、现代出版还是民间讲学，都推动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的形成。但他们本人却属于传统士人阶层，无法与庙堂完全隔断关系，政治上还留有保守的、迎合庙堂的一面。而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新青年》同仁是属于广场型知识分子，他们与废黜的清政府没有感情，对北洋军阀政府深感厌恶，甚至对马上夺天下的国民党政权也不屑一顾，他们与庙堂是对峙的。所以，晚清时期他们是激进的革命派，共和初期他们都是以言论争自由的广场型知识分子，反对尊孔也反对复辟；到了北洋军阀的后期以及国民党政权初期，国家的民主体制已经遭到破坏，北洋军阀靠武力镇压来维持统治，国民党新政权更是在战争与大屠杀中建立起来的，连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鲁迅都承认：“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州的。”③遑论一大批从广场上撤退下来的知识人群。这个时候，流浪型和岗位型的知识人群再次分化，大批流浪型知识人群在坚持广场斗争中逐步走向了现实政治斗争；而一批在专业上已经做出成绩的学者、专家和文人，最后归宿就是留守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对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表述得最完整、最自觉的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周作人也是广场型的知识分子，但是与《新青年》同仁相比，他与鲁迅都属于比较外围的圈子，鲁迅偏重小说与杂文创作，周作人更偏重理论建树和翻译。“人的文学”之提出，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学的纲领性的理论主张。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别的五四健将还沉浸在光荣与梦想的胜利喜悦中，周作人却已经在反省知识分子的广场型价值取向了。寥寥数言的短文《胜业》里，他自称是“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接着，他提出了要各人“自修胜业”。所谓“胜业”是佛教用语，周作人把它借用过来，指的是每个人自己须有的专业。他宣布说：“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么（吗）？”④他所说的“行贩”指的是翻译。周作人精通多种语言，对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日语都有很深的造诣，由语言通向欧洲古典文化和日本古典文化，以及东西方的民俗学。他随随便便地说出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是“行贩”即翻译的时候，在其背后已经梳理了好几个知识体系。与刘半农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学科的奠基人一样，周作人是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先驱者、欧洲古典学的研究专家。他与刘半农不一样的地方，刘半农做了大量工作并没有陈述自己的价值取向，而周作人则在他刚刚确定自己的“胜业”并付诸实践的时候，就公开竖起旗帜，宣布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或者不想）做什么。周作人对于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专业，早在20年代初就规划好了的，是有充分自觉的。

同时，周作人又是一流的散文家，他的大部分学术成果，除翻译外，都是通过他的散文创作表述出来的。这也是他事先规划好的。《胜业》之前，他连续发表了两篇短文：《个性的文学》和《美文》，强调现代小品文的特性。“美文”指英国式的随笔，早已有爱默生、兰姆、霍桑等人树立了榜样，他说：“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⑤他把“个性的文学”界定为：“（1）创作不宜完全没（抹）煞自己去模仿别人，（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⑥这与他之前鼓吹平民文学、模仿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五四初期，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等文章中，按着新文化运动的步调，强调文学的人性、平民性以及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模仿西方的文学，为的是配合文学革命的主张，批判封建的传统文化。这一立场后来周作人没有改变，但是在《个性的文学》《美文》中，他有意强调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某些抒发性灵的因素，强调中国作家的个性是唯一值得保存的国粹，强调作家要有个性，不能抹杀自己一味去模仿别人，甚至强调要将英国式的随笔文体与中国古文中的小品文体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散文特色。很显然，周作人后来一生坚持的写作，都是与这样一些自我设置的写作目标有关系。周作人是一个成熟的岗位意识者，他对自己追求的知识专业和表达专业成果的形态都有明确的目标。

周作人这三篇文章发表时间接近，唯视其为一体，有些问题才能解释清楚：从所谓“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等意思去琢磨，大致可以感觉到，周作人在1921年初已经有意识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广场”拉开距离了，他似乎意识到，做一个包打天下、舍我其谁的广场型知识分子已经力不从心。在即将开始的20年代前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现代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辉煌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费一兵一卒，没有动用庙堂的一份权力，而是靠了一份刊物、三尺讲台，有效地传播了新思想、新文化，改变国运的走向。这是一个创造神话的时代，但这也是一个梦想随时可以破灭的时代，令人振奋的兴盛隐藏着瞬间崩溃的危机。以《新青年》阵营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名流，受到万人瞩目；同时又面临分化：陈独秀、李大钊等已经从新文化的广场迈向政治领域，大有问鼎中原之势；胡适也跃跃欲试，试图参与庙堂进行“好人政府”的实验；鲁迅自言“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独自在思想文化、文学创作、翻译新知、学术研究、社会批判、培养新人等多个领域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广场使命；而周作人（还有钱玄同、刘半农等）则明确了自己的专业方向，确定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周作人在《胜业》中举例：“俗语云：‘虾蟆垫床脚。’夫虾蟆虽丑，尚有蟾酥可取，若垫在床脚下，虾蟆之力更不及一片破瓦。”⑦他自觉把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缩小到自己的专业范围，以抵制把知识分子看作是流量明星的社会导向，这对于在广场上自我膨胀的知识精英不失为一帖清苦良药。学界一般认为周作人提倡美文是转向消极人生的开始，此说并不符合事实。20年代的周作人没有因为设立了专业岗位而放弃知识分子的批判责任，贯穿了《语丝》时期的思想文化斗争中，周作人与鲁迅一直是在场的，其激进程度有时还甚于乃兄。

如果说，周作人在20年代初期提出“胜业”是对知识分子自我膨胀的警戒，那么，1928年底发表《闭户读书论》，才是知识分子情绪普遍低迷的状态下提出的自我保护主张。“闭门读书”容易被人们望文生义，理解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消极态度，其实这是一篇激愤之作，是对国民党政权白色恐怖还击、抗议的力作，只是运用了迂回的叙事方式，让人难以把握其复杂的思想感情。周作人是一个历史循环论者，在他看来中国社会难以进步，不断重复以前发生过的悲剧，使得历史上的“群鬼”再生。他由此感到恐怖，同时又感到了一种“快感”——因为他用自己的火眼金睛看出了现实社会的某些现象，只不过是历史上的故伎重演而已。他总结说：“浅学者流妄生分别，或以二十世纪，或以北伐成功，或以农军起事划分时期，以为从此是另一世界，将大有改变，与以前绝对不同，仿佛是旧人霎时死绝，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涌出，或从空桑中跳出来，完全是两种生物的样子：此正是不学之过也。”⑧周作人的深刻之处，是看到了历史的延续性和复制性，所谓的“新纪元”都是靠不住的。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多次演出“新纪元”来了，最终发现，“来了”的仍然是历史的群鬼⑨。书读得多的人，思考愈深刻，理性也愈强大，不容易轻信鬼话。当然这也会导致消极的因素，由于对历史和现状之关系看得太明白，容易生出悲观，最后导向虚无。周作人就是这么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闭户读书论》无论从思想批判还是从叙事手法来看，都属于现代文学的上乘名篇，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叙事手法虽然晦涩一点，但也没有晦涩到读不出他的批判性。由此要紧说的是，坚持岗位价值取向的周作人就如同刘半农、钱玄同一样，并没有真正放弃广场型的价值取向，不过是在岗位意识方面更加突出了自己。

在以往的偏见中，知识分子回到学术岗位，就意味对广场的背叛，态度消沉了，放弃了五四新文化的战斗传统。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周作人30年代以后散文小品创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又透过成熟的语言文字，表述了他研究民俗学的深刻见解，以及翻译古希腊罗马时代和日本古代的文学经典，这是周作人在专业岗位上树起的三大高标。1933年周作人自编《知堂文集》出版，他删去五四时期写的许多时文和直接批判社会的文章，但仍然保留了《闭户读书论》《三礼赞》等反讽的批判文章，更多的是从文化批判的立场来展示他的思想成果。确实，与鲁迅相比，周作人在30年代批判性的杂文写得少了，当然客观上也是有原因的。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以后，确立了反五四传统的文化专制体制，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受到高度钳制。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团体活跃在上海，利用了租界、半租界的复杂地域政治，努力扩大言论自由空间，但即使这样，左翼运动仍然是处于半地下状态，鲁迅的文章还经常被删被禁。周作人是一个生活稳定的岗位型知识分子，他对于流浪型知识人群政治化的活动方式和激愤的表达方式都抱有成见，道不同不相谋。从20世纪30年代（仅限于抗战前）的文化格局来看，京沪两地风格迥异，北京的文化空气沉闷，相对平静，适合于岗位型知识分子的居住和工作；上海租界文化的华洋杂糅，人口流动，则更合适流浪型知识分子的活动。周作人放弃写作战斗性杂文，不说明他放弃广场意识，只是在更高层面上履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他对国民党政权非常厌恶，对尊孔复辟的逆流坚决回击，对亡友李大钊的遗孤细心呵护，而自己则默默坚持在自己选择的岗位上写作和研究。

岗位的超越性

从知识分子的两种责任——社会责任与学术责任，到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我一直在思考现代知识分子二元价值取向的人生状态，怎样才能既在专业岗位上有所坚持，又能履行知识分子良知的使命。晚清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只是一个模型，真正需要解决的，还是我直接面对的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选择。

五四前后的中国与19世纪俄国的情况有点相似，两者都处于社会发生断裂式的急剧变化，如托尔斯泰描绘的“在我们俄国，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⑩，这是指俄国农奴制度崩溃，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崛起，“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的势态为一批接受西方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用武之地，可惜，无论中俄，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历史阶段非常短暂，严酷的现实是社会新形态没有按照历史发展规律的顺序展开，却是连带着社会新形态自身所具有的深刻矛盾，推动了更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前到来。历史教科书描写的民主共和制度辉煌的一面——《人权宣言》宣告的人权、法治、自由、分权、平等和保护私有财产等基本原则都没有能完美落地。真正的民主制度不曾到来，现代化步伐进退维谷，社会动荡不能不延宕下去，知识分子继续聚集在广场上，这样的处境刺激着激进主义者急于用暴力来最后解决历史的节点，武器的批判比批判的武器更为管用。如前所说，知识分子广场意识急剧膨胀的情况下，作为知识分子行动依据的另一面，岗位意识必然萎缩，被认为是意志衰退、消极逃避、更为严厉的则被视为背叛。陈独秀呼吁青年知识分子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双重价值取向11，在严酷现实中难以为继，更多的例子是出了监狱直接赴刑场（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就是如此命运）；或者反过来，进了研究室再也出不来、也回不到广场12。监狱与研究室的分裂，就是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的分裂，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双重标准无法贯彻下去。这是中国（也包括中国革命的样板俄国）的严酷现实决定的，没有一点浪漫幻想存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