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太阳之歌

一

静极——谁的叹嘘？

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

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

（昌耀《斯人》）①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信誓旦旦地指认出，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断裂。这一断裂的位置，就发生在一部他生前没有发表、用于批判他过去哲学信仰的著作中，即《德意志意识形态》。阿尔都塞据此将马克思的思想生涯先后划分为“意识形态”阶段和“科学”阶段，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②。在那些经历过内在经验遽变的写作者身上，似乎都能找到不同程度样式的认识论断裂。对于昌耀，这位刚刚结束漫长的右派流放生涯不久，在转型期社会难以安放身心的诗人来说，依循上述“断裂”的眼光望过去，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问世于1985年的小诗《斯人》，将他的创作历程划分出“斯人前”和“斯人后”③两种迥然异趣的人文风景。我们大可断定，在昌耀的精神历程中，同样发生过一次认识论断裂。在那里，他准备用审美去诘问伦理，对前半生固有的写作意识形态做一次革命式的清算：

那是一种悠长的爆炸。但绝无硝烟。因之也不见火耀。但我感觉那声响具足蓝色冷光。

那是一种破裂。但却是在空际间歇性地进行着，因之有着撕碎宇宙般的延展、邃深。

（昌耀《纯粹美之模拟》）

在昌耀“斯人后”的大多数作品中，读者可以越发强烈地感知到一串“悠长的爆炸”。“归来”的昌耀在新时期诗坛奠定声誉之后，曾有两次故地重走之举，让心中愈演愈烈的否定情绪找到了表达的时机。一次是在他首部诗集出版后，甘肃电视台计划为他拍摄一部纪录片，诗人借此机会重访了当年的流放之地，也重新度量了寄存于那片土地上的青春、梦想和无法解读的苦难记忆④。昌耀事后在诗中袒露心事：“再也寻找不回那些纯金。/红嘴鸦飞失了。/泥土隐去许多重要情节。/血肉材料已抟塑成器。/素秋在脸孔揭开一场残局。”（昌耀《眩惑》）1989年的昌耀正痴迷于摄影和单车旅行，当这两股冲动驱使他再次走进戈壁深处的哈拉库图村时，曾在此地参加“大炼钢铁”运动的诗人，如今却满腹疑云。一连串的扪心追问将昨日的钢铁意志重新揉搓为啼血的记忆，绕着那块历史的无主之地失魂地盘旋：

果真有过被火焰烤红的天空？

果真有过为钢铁而鏖战的不眠之夜？

果真有过如花的喜娘？

果真有过哈拉库图之鹰？

果真有过流寓边关的诗人？

是这样的寂寞啊寂寞啊寂寞啊，

像一只嗡嗡飞远的蜜蜂，寂寞与喧哗同样真实。

而命运的汰选与机会同样不可理喻。

（昌耀《哈拉库图》）

无论是被泥土掩埋在岁月道旁的“纯金”，还是熏红了半边天的无产者高炉，与其说诗人在以空间的扳手重置时间的齿轮，不如说他在以率真的历史正义来回访火的物质想象（巴什拉语）。昌耀乘吉普车或自行车重走当年的流放之路，并非作秀式地捡拾往日的人、物、事，为它们镀上回忆的金边，而是鼓足一息尚存的勇气再次推开炼狱之门，携进一场思想的飓风。回返旧地的诗人已然消歇了当年的血气，在他的笔下，已不再对宏大空间（如西部高原、河西走廊、敦煌名胜、黄河正源、腾格里沙漠或黎明的高崖等抒情对象）抱有激情，从而不知疲倦地放任他的追忆无意识，喊出一句句“我记得（忘不了，想起了）……”；不知不觉间，昌耀似乎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那些坚贞的信仰、过量的激情和纯真的期盼，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不断涌出的炫惑和怅惘：“果真有……”？经历认识论断裂的昌耀，在反诘之火的连绵烘烤下，由一个诗的经验主义者变成一个诗的怀疑主义者，由一个笃定的可知论者变成一个惶惑的不可知论者，由一个崇尚整全图式的表象论者变成一个收藏断编残简的意志论者。对于昌耀来说，过去的一切皆汇入熔炉，那些熔铸了往昔记忆的纯金和钢铁，是伴随着个人的欢乐和痛感一同析出的产物。诗人谙熟刻舟求剑的谐谑剧，即使昌耀如今站在了相同的地方，那些记忆的析出物也早已在时间的手上改换了容颜：

衰亡的只有物质，欲望之火却仍自炽烈。

无所谓今古。无所谓趋时。

所有的面孔都只是昨日的面孔。

所有的时间都只是原有的时间。

（昌耀《哈拉库图》）

物质终将衰亡，哪怕它是纯金和钢铁。“原有的时间”似乎以绝对的权力掌控着诗人的命运，并暗授诗人在火的经验记忆中展开生命叙事，映照出一张“昨日的面孔”。早在《哈拉库图》问世前三十年，正投身于“大炼钢铁”运动的年轻诗人，怀着对这场浪漫神话的赤诚向往，创作了叙事体长诗《哈拉库图人与钢铁》。作为时代的共名题材，昌耀将男女主人公洛洛和喜娘的订婚酒宴糅合进了炼钢运动的政治叙事当中，让该诗成为当时较为常见的一类政治抒情作品。与诗人此后大多数作品相比较，《哈拉库图人与钢铁》并未体现出昌耀与众不同的品格，以民歌谣曲做外衣，它只是在政策风尚驱策下的一次文学操练，请看：

哈拉库图人就要开炉放铁了。就择这个吉日给你们合婚吧。

（昌耀《哈拉库图人与钢铁》）

尽管在昌耀公开出版的诗集中，这类诗歌并不多见（或者也并不排除诗人主动进行了改写和删汰），但可以想象得出，这股强劲的政治浪漫主义和美学召唤力让诗人浸淫其中、无法抗拒。面纱鼓动着风箱，爱情想象的力比多和改造世界的力比多，携手在昌耀二十三岁的身体内部流荡撞击，擦出了灼目的左派星火，制造了诗人青春的血气，顺理成章地选择一种英雄主义的笔调抒发内心不断凝聚、又无处释放的诗情。特殊年代里凌空高蹈的全民运动，为昌耀的诗歌风箱送进了第一把猛烈而醉人的氧气。在意识形态催化剂的作用下，昌耀不可遏止地对集体生活进行着诗化。当饥馑年代的现实体验与崇高化的精神生活甫一交火，诗人的美学视野里立即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也点引了昌耀作品中最初的乌托邦火种。诗人仿佛端坐在柏拉图的“洞穴”里，任交锋之火熊熊燃烧，在墙壁上投出信仰的幻影。在心旌荡漾的年轻诗人眼中，那些诱人的虚像成为他创作的合法来源。

二

在血气亢奋的炼钢年代，火的意志具有诗化一切的威力，不但提供了锻造钢铁的滚滚热能，而且一手促成了文艺创作中的乌托邦情结，如火苗般扶摇直上，因而在昌耀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酝酿出一种典型的高炉美学。这里可以借肯尼迪（Ellen Kennedy）的一段解读文字，来试图剖析这种迷人力量的工作原理：

诗化可以表现为所有文化领域都被转化到审美领域中。科学、宗教、政治和伦理，都被化约到情感领域中。有益的生产活动和有道德的责任行为，都由于“诗化”的原因而失去了价值。理论和实践被化约为审美沉思，理论矛盾和实践冲突被化约为审美差异，激发起愉悦快适、激动人心的种种体验。诗化过程始于浪漫主义者在真实世界中面对冲突的时候。他并不试图解决这个冲突，甚至不承认它是真实的选择物间的实质性冲突。相反，他把它看作一个幸运的偶因，以唤起一个情感上令人满足的情绪、一次审美机会。为了刺激出这个情绪，他把冲突转变成一种情感上的不和谐状态。真实的选择被“解释”为情感上的冲突，现实被变换为情感音乐的审美语言。因此，这一解释服从于想象力的创造性游戏，其结果是，冲突被和解了。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提纯过程。诗化并不解决冲突，毋宁是通过把对立因素吸纳入一个更高的和谐中来悬置冲突。⑤

在这种意义上，对于昌耀来说，火的意志固然在对过往经验的重访中遭遇了无可挽回的失败，曾经被火焰照亮的梦想和脸膛，如今迎来无边的低回和黯淡，似乎无迹可寻。然而，这条令人沮丧的追忆之旅，却成功地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的诗化渴望。作为回访的唯一徽章，高炉美学荣膺为昌耀“斯人前”写作中长期信奉并忠贞不渝的诗歌精神，是“原有的时间”里一枚散发热度、飘逸火星的审美标签，也是昌耀“斯人前”写作诗化运动的最高象征；当昌耀进入“斯人后”写作，一个新的半衰期开始了，高炉美学并未原地坍塌、灰飞烟灭，而是以另一种隐匿、绵长的形式，维系和延续着诗人的价值突围和诗化探索：

烘烤啊。大地幽冥无光，诗人在远去的夜

或已熄灭。而烘烤将会继续。

烘烤啊，我正感染到这种无奈。

（昌耀《烘烤》）

当年“大炼钢铁”时代遍布中华大地的无产者高炉，在一种神秘的诗化指令下，如今被一步步锻压、切分、集成，置回诗人体内，凝缩为一架隐形的烘烤机器。火，依旧是这套生命游戏的动力因和精神原则，但似乎也不再扮演历史创造者的冒进角色，也不再大肆标榜其综合的转化能力，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天然的矛盾属性：从外部触摸上去，它拥有一副高烧般滚烫的肉体，像往昔的理想烈焰依旧在熊熊燃烧；从内部来感知，它却传来阵阵失血的寒意，犹如高烧者的一串寒噤，营造出心头一派肃杀的淡季。这是一架以消耗为荣耀的机器，它成为昌耀“斯人后”生命体验的基本模型，用生命价值的内爆性诠释了生活世界的可燃性，以耗费的精神态度促成了一席象征界的夸富宴。这架具有永动气质的烘烤机器，以内在的矛盾性印证了它的有效性，能够将诗人即刻生成的精神焦虑转化为创造动力，从中获取诗学燃料，同时摆渡着酷热和寒冷两重世界。火的矛盾形象和功能，为诗人的诗化的工作注入新的内涵。“斯人后”的昌耀勇于真诚地呈现自己相互矛盾的世界观和生命体验，但无意于调和它们之间的冲突，更没有兴趣去扮演一个大历史的笃定阐释者。依赖火的破坏性、消解性和转化性，诗人为眼前这个没有乌托邦的时代尝试着一套悖论式的写作，以求在自己信仰的真空里制造微茫的光亮和微薄的氧气。

昌耀“斯人前”的作品，大都展现出生产性的精神态度，这正是从古老的火艺中吸取的宝贵经验。在与现实世界的意义交换中，这种创作态度处于符号经济的顺差地位，一度帮助昌耀建构起神圣的乌托邦理想、崇高的父性空间和自恋式的自我镜像，这种建构维度让火的悖论性常常处于波澜不惊、隐而不现的闭合状态。“斯人后”的昌耀开启新的创作半衰期，遭遇了时间上的淡季感和空间上的迷宫感，与现实世界的生存矛盾日渐突出，其作品的精神态度因而迎来美学上的豹变，从生产导向翻转为耗费模式。相应地，在与世界的意义交换格局中，诗人关于火的经验也由顺差切换为逆差。诗人生活世界里的即时体验，无一不侵染着相对论视野、焦虑心态和消极氛围，火的悖论属性开始在他盛年后的生存逆境中愈发凸显，逐渐蔓延为他“斯人后”写作的主导精神之一。

“斯人后”的昌耀诗歌似乎驶入一种热带语境，洋溢着火的悖论情调。他的诗歌语言抛弃了早前的庄严端正，开始变得晦涩抽象。他的诗句主动追求弯曲、变形、拧紧的异端效果，高度的心象化陈述，令读者难于接近和触摸；极端的自卑感和分裂的主体意识又萌生了别样的高傲和孤绝；这种忧郁的书写气质，源于心灵深处的热带之火，成为此时昌耀作品的通行语法和原型文体。火是向高处的逃逸，火苗的垂直性，让这种意志上升为人间七情六欲的一般等价物，锤炼为诗人对时间的消极体验，也凝定为昌耀诗歌中烘烤机器的制动特征。火的炫目、炙热、孤独、绝望，在此时的作品中比比呈现，具有普遍的表现和交换能力。这场深刻的写作变革，犹如昌耀从生命烧进写作里的一场大火，导致了他诗歌中血气亏损、失调和消解，也引发了诗人在写作上的高烧、抽搐和梦魇。

在境遇的更迁中，昌耀反向重构了关于火的物质想象。在激情四射的政治抒情年代，诗人透过对经验的浪漫提纯和悬置矛盾的自我幻觉，赋予火以宗教般的神圣感和万能性，炮制出群情激荡的高炉美学。这种一体化的形式诱惑，居高临下地暗示人们，钢铁是从未来乌托邦降落的陨石，是打开共产天堂大门的金钥匙，是自我价值的最高物化形态。实现这一切信念的能动性中介，便是被社会化的自然之火。在诗人的体验和转化之下，火被开采出超自然的力量，照亮、焚烧甚至重绘了当今世界的诡谲图像，奠定了火的书写意志在“原有的时间”中的核心地位，并且为诗人锻造了一张“昨日的面孔”。尽管这张面孔长久持留在诗人命运的底板上，张扬着钢铁般的生命力，但时间之风绝不会固守在这处封闭的“洞穴”。当流逝的时间违背诗人的意愿不再扮演“原有的时间”时，当诗人逆着生命航线重回故地寻找“昨日的面孔”时，他发现自己站立在一片无从命名的土地上，如同站在洞穴的出口，被强烈的太阳光照射得神智迷离、恍惚跌宕。“昨日的面孔”和“原有的时间”都已坍塌破碎，恋父和自恋式的写作失效了，封闭的精神格局失守了，除了四起的烟幕、呛人的粉尘和迟迟不见退场灰霾，诗人身边已经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