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作品德语译介与接受研究

“三十年代文学洛神”①萧红（1911—1942）是饮誉世界的中国现代女作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她借著名翻译家葛浩文的博士论文与著作《萧红评传》为欧美汉学界瞩目，其作品得以广泛译介与传播。迄今，国内学界对萧红海外译介研究主要聚焦在韩语②和英语世界③，却对规模庞大的德语译介缺乏系统抉发与爬梳④。本文依据波鸿鲁尔大学卫礼贤翻译中心、德国国家图书馆数据信息、德语主流报纸杂志等文献，定量与定性地呈现萧红作品在德国的译介史述与传播接受。

一、萧红作品在德国的译介史述

萧红作品在德译介发端于1980年，德国汉学家罗德里希·普塔克（Roderich Ptak）与福尔克尔·克勒普施（Volker Klöpsch）主编《期待春天：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第一卷1919—1949）辑录萧红短篇小说《逃难》，译者普塔克在序言中概述萧红颠沛流离的一生及其创作风格，指出《逃难》与长篇小说《马伯乐》均刻画了“滑稽可笑的流亡者”，并“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将其塑造为漫画式人物”⑤。

次年，鲁特·凯恩（Ruth Keen）在专注推介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德国杂志《新中国》（das neue China）第6期发表译文《饿》及评论文章《女作家萧红》，阐述德译萧红作品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继丁玲之后，我们又认识一位女作家……她塑造的那些受压迫的女人既有别于1949年后中国文学作品中光彩夺目的女主角，也不像丁玲早期作品中具有解放意识的女知识分子”；但“萧红对细节与琐事的敏锐洞察力，为我们了解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提供了宝贵素材”⑥。

1983年，德国权威汉学期刊《东亚文学杂志》（Hefte fü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创刊，首期刊载萧红短篇代表作《牛车上》，并对小说主人公五云嫂的形象做出中肯评价：既是女佣也是逃兵的妻子，更是旧时代女性悲惨命运的典型代表⑦。该译文亦收录于汉学家安德烈亚斯·多纳特（Andreas Donath）编选出版的《中国讲述：14篇小说》中⑧。翌年，鲁特·凯恩出版专著《自传与文学——中国女作家萧红的三部作品》⑨，探讨萧红作品中的自传元素、叙事结构与叙述策略，是德国汉学家系统研究萧红作品的肇始。

1985年，是萧红德语译介接受的突破年。小说集《小城三月》由科隆卡泰出版社（Cathay Verlag）出版，辑录《手》《桥》《牛车上》《朦胧的期待》和《小城三月》，“这五部作品都是关于女人的故事，被剥夺幸福的女人，不曾有机会‘撑起半边天’，她们受压迫的命运即是30年代中国历史的写照”⑩。德国汉学家埃尔克·容克斯（Elke Junkers）在《挺进荒原——中国女性文学1920—1942》中评价《小城三月》是少有的关注女性生活世界的小说，“它直接带领我们走向荒原”11，即“男性文化视域之外的妇女文化”，“由此打破女性失语的被动状态，使被压抑的得以彰显，被遮蔽的变得可见”12。这种作品发行与评论推介的联动，有力地提升了萧红在德语读者中的传播与影响。

时隔四年，令萧红名声大噪的《生死场》德译本由卡琳·哈赛尔布拉特（Karin Hasselblatt）翻译，顾彬（Wolfgang Kubin）作跋，德国赫尔德出版社（Verlag Herder）隆重推出13，在德国文坛引发热议。《生死场》是“由短小场景构成的电影剧本，章节标题为舞台指示。镜头掠过村庄周围的田野，记录人们在田间劳作的场景，追随他们的足迹来到乡间小路上，然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堪称文学具象化叙事的典范14。P.彼得·芬内（P. Peter Venne）评价该小说是一部“物化小说”，“描写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生活在贫困潦倒和愚昧无知魔咒之下的满洲里乡民，他们没有精神生活，更遑论高雅文化，只有物质才能充实他们的存在”15。彼得拉·马戈尔（Petra Magor）参照德国语言学家维尔纳·科勒（Werner Koller）的翻译等值理论，以《生死场》第七章为例，研究“目的语与原语之间的关系”，称赞原著完美，而译作既忠实了原著内容又保持了原作风格，“十分成功”16。顾彬则别出心裁将《生死场》的核心内容概括为“暴力”与“死亡”，二者分别代表“男人”和“比男人更恐怖的日本人”17。鲁特·凯恩撰写专论《中国人与日本人、力量与软弱、男人与女人：一部30年代的中国小说》，坦承“《生死场》德译本的出版让更多读者认识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和丁玲皆属中国现代文学最负盛名的女作家”18。

1989年，《东亚文学杂志》第九期刊载德译《呼兰河传》第一章，并恰切地评价该小说的特点：“作品虽共由七章组成，且描述的都是萧红家乡呼兰县城的人们及其日常生活，但彼此之间却是独立的，主题的连贯性则由儿童叙事者‘我’、时间、空间保持。”19“虽然《呼兰河传》是章回体小说，叙事者与被叙事者保持一定距离，遵循古典叙事传统，但萧红引入第一人称叙事者以及字里行间的讽刺意味，表明她受到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影响。”201990年，萧红在德国的译介达到高潮，其代表作《呼兰河传》德译单行本问世，顾彬和译者鲁特·凯恩共同作跋，以宏阔的视角分析萧红作品的人物、内容与手法，对萧红德译作品进行回顾式总结。古德隆·法比安（Gudrun Fabien）在《东方向》发表《论萧红〈呼兰河传〉的体裁》，“汉学家们对如何界定《呼兰河传》的体裁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正是这些不同的声音，促使我思考以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特点界定该小说的体裁”21。曼弗雷德·欧斯特（Manfred Oster）在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发表评论《萧红小说——中国童年》，将《呼兰河传》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22。汉学家达格玛·余-德姆斯基（Dagmar Yu-Dembski）则在《小城风情画》中慨叹：“在出版商热衷于追逐名家名作的商业价值时，没有什么比《呼兰河传》德译本的出版更恰逢其时，振奋人心了。”23

1994年，《东亚文学杂志》第十七期登载芭芭拉·富克斯（Barbara Fuchs）翻译的萧红散文《感情的碎片》。德国汉学杂志《袖珍汉学》（minima sinica）2000年第2期刊登普塔克节译的《马伯乐》。《马伯乐》是萧红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讽刺小说，《袖珍汉学》刊登的译文虽非完整版，却弥补了《马伯乐》在德国译介的空白。2009年，《呼兰河传》德译本修订再版。至此，萧红主要作品的德语翻译已悉数完成。纵观萧红德语译介历程，从数量来看，共有十五篇作品在德国翻译出版；从时间向度上看，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早期两个小波峰，这与中国现代文学德语译介主要“集中于1989年前后十年间（1984—1993）”24的整体走势基本一致。

二、萧红作品在德国的接受研究

萧红作品的研究文献主要刊载于德国主流报纸《世界报》《时代周刊》，权威杂志《东方向》《袖珍汉学》《新中国》《东亚文学杂志》及德国汉学论著。德国汉学家结合萧红凄苦坎坷却富有抗争精神的人生经历，抉发萧红非同凡响却被严重低估的文学价值，谱写其对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传承，探究其创作形式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的艺术魅力。

其一，对萧红文学价值和地位的重新厘定。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不吝笔墨赞美萧红，字里行间流露出敬佩与惋惜：“让人称奇和赞叹的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作家在战争和艰难的个人生活的处境下竟能有这样的成就。她的名声姗姗来迟。她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的巨大分量只是在现在才清楚地显露出来……”25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汉学界萧红研究第一人鲁特·凯恩所著《自传与文学——中国女作家萧红的三部作品》（作为“柏林中国研究丛书”之一）就已重估萧红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26。“早在1976年，萧红通过葛浩文的专著《萧红评传》在西方广为人知。鲁特·凯恩的新作是第二部用西方语言撰写的有关萧红的论著。基于新发掘的一手材料以及目前萧红的文学盛名，这项研究其实早就应该着手进行。”27显然，德国汉学界对萧红重估和重写的创见，明显早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重写文学史”。

德国汉学家通过重读萧红作品抉发其文学史地位。“《小城三月》中收录的短篇小说均具有成熟的故事情节，不论是结构还是风格，都可视为作者的最佳作品。”28其中，“《手》是萧红最知名的故事之一，不仅具有巧妙的结构，而且塑造了一位跃然纸上的主人公形象”；在《桥》中，横亘在乳娘黄良子与主人住所之间的那座桥象征着两个阶级的“不可逾越性”，“新桥虽已建好，但黄良子的孩子却跌下水沟摔死，克服阶级对立的幻想最终化为泡影”29；《朦胧的期待》描写佣人李妈对勤务兵金立之的单相思与依恋，“萧红从未在其它（他）任何一部作品中如此深刻地表露女性对爱与认可的渴求”30。书中小说的“主人公皆为女性，她们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对她们形象的精准刻画至今读来仍印象深刻”31。“《生死场》问世后，当时的文学评论家将萧红誉为抗日作家，然而这种赞美并不贴切。《生死场》中并没有革命的激昂，最富有感染力的段落都在表现为生而死的主题和对乡民生命意识的刻画，尤其是女人与失败者”，卑微而无助的生活和死亡，触及庄严的生命哲学命题32。客观地说，鲁迅、胡风等人将《生死场》看作“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的力作，既赋予萧红小说积极意义，也极大限制了其文学价值的广阔空间。而“《呼兰河传》以毫无成见的孩童视角、讽刺的手法与超然的距离，勾勒中国的社会风貌，揭露其沉疴所在：长期缺乏同情心的漠然，作壁上观的心态，以及过于强调家庭等级制度、阻碍个人自由发展的儒家传统”，“字里行间传达出深刻的人生感触和悲悯情怀”33。纵观“萧红在世的三十余年，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意识形态发生巨变。战争、饥荒与自然灾害导致数百万人陷入贫困。与旧社会割裂、与西方价值观碰撞之后是普遍的精神迷失，这些都在萧红的人生和作品中打下深深的烙印”34。由此可见，萧红是在赓续启蒙立场，并在揭示民间愚昧、落后、野蛮的深刻性和展示中国民间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一抹凄迷的气质，一种卓异的风格和品格，在现代文学史上显得尤为独特而重要。福尔克尔·克勒普施在德国《世界报》（Die Welt）发表《掘墓者的商店：萧红的满洲报道》，称赞萧红是“本世纪（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35。

其二，对萧红文学谱系和精神价值的确证。首先，其人道主义精神与鲁迅一脉相承。鲁特·凯恩强调指出，萧红并非随波逐流地服膺于政治号召，而是“出于对鲁迅人道主义精神的认同，才投身描写‘奴隶社会’的牺牲者与受害者”36。“受鲁迅人道主义精神影响，萧红的作品超越了阶级斗争。她的主人公——那些贫困交加、走投无路的人，在无知无助中为他们自己说话。”在生命力的伸展方面，她所能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无与伦比37。其次，延续了五四文学的启蒙主题38。“对呼兰河畔小城的童年叙事乍看是《追忆似水年华》的中国版，实则是对鲁迅笔下‘吃人社会’中受压迫和被剥削者承受苦难的精湛描写。”39“显然，萧红从她的老师鲁迅那里学到了很多：人们没有振作精神，没有填满泥坑，反倒乐得好奇观看；人们也没有去消除危险和病灶，反而自欺欺人。”40这与鲁迅所刻画的中国常人形象阿Q有异曲同工之妙，阿Q在假想中克敌制胜，而呼兰河县城的居民为心安理得地食用瘟猪，便自欺欺人，称其是在泥坑中溺死的猪41。对鲁迅笔下鞭挞的看客之“奴性”亦刻画得惟妙惟肖：“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看清，遑论掌握命运，他们在权贵面前卑躬屈膝，对别人的不幸隔岸观火，如《孔乙己》和冯歪嘴子、团圆媳妇等作品中的人物只有在面对别人的苦难时才会感到快乐。”42再次，在绝望与虚妄中存有希望的种子，最具代表性的是《呼兰河传》结尾，即便遭受命运一连串的打击，冯歪嘴子依然没有放弃希望，长出新牙的孩子隐晦指向鲁迅《狂人日记》结尾中“救救孩子”的呼喊43。最后，创作手法深谙鲁迅精髓。“鲁迅的抒情语调与儿童视角的表现手法显然对萧红影响深远。”44“就对读者的影响而言，萧红对这些手法的运用绝不逊色于她的导师。”45她“运用孩童天真无邪的视角观察世界，却借助其对社会与道德约束的懵懂无知对社会的弊病究根问底，如《牛车上》《小城三月》《手》。此外，儿童在观察日常事物时也与审视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典型的莫过于《呼兰河传》的后三章内容，如童养媳，有二伯和冯歪嘴子”46。

其三，对萧红创作风格独异性的研究和论争47。“根据外在形式无法明确划分体裁归属的《商市街》（这是一部小说，还是散文集？）体现萧红鲜明的写作特点。称之为‘小说’的《呼兰河传》与《生死场》同样无法明确归类。相较于戏剧化的情节与主题的连贯性，对风景与人物情感世界的描写显然更为重要。”48而《呼兰河传》“因同时包含自传内容和虚拟元素，无法明确地将其归为小说或者自传”49。“每一章单独成篇，可以独立存在”，“乍看确实只是松散地排列在一起”，因而，该作品常常被误读不是小说，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