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丰富时期的爱情及其走向

延续着八年前在长篇小说《南方》中欲望、罪恶和忏悔的主题，小说家艾伟最近推出了又一部长篇小说《镜中》。他自述，2017年时就开始构筑这个故事，2020年下半年进行创作，其间三易其稿，最后终于2022年3月正式出版。

反复的酝酿与斟酌，正表明了作者对这部作品的用心与重视。而在仔细研读这部近28万字的长篇新作以后，我们觉得，它不仅是作家自身的一次跨越与突破，小说中对人性、欲望与救赎的思考，其实还触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些复杂的文学潮流与创作难题，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并予以深入的解析。

一

2008年，笔者在《艾伟的小说创作》一文中，曾经指出其长篇小说《爱人有罪》堪称是中国版的《罪与罚》：“鲁迅先生在评论俄国这位大作家时认为，这位天才的灵魂拷问师的写作特点是：‘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而且还要拷问出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地）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对照艾伟的《爱人有罪》，作者不仅拷问了罪恶，而且是在罪恶之下拷问出了‘洁白’，这确实是作者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胜人一筹的地方。”①十几年过去，《镜中》继续在灵魂拷问师的路径上前行。只不过，题材更为复杂，着墨也更为集中，通篇几乎都是在沉沦与救赎之中进行。

《镜中》描绘了一幅在情欲驱使下的人物众生相。

著名建筑设计师庄润生不满足于平庸的婚姻生活，与小十五岁的电视台记者子珊婚内出轨；妻子易蓉也并非善类，未婚前就与名伶养母共享情夫；好兄弟甘世平与庄润生亲如手足，然而却经受不住易蓉的诱惑，勾搭成奸，并生下两个小孩；“小三”子珊在上大学时就抛弃了传统的处女情结，视贞洁为耻辱……

如果将时间拉长一点，这几位人物的长辈都似乎有“作风问题”：庄润生的父亲，那位安徽某大学的副校长在润生小时就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婚外情；易蓉的养母、著名的昆剧演员，不断地变换着男人，却从未告诉易蓉的生父是谁；而甘世平则好像是道貌岸然的庄校长的私生子……

这是一个被情欲缠绕的世界。几乎每个人都不安分守己，没有一个人像现实伦理道德所要求的那样只有一个固定的异性伴侣。他们如飞蛾投火般，前赴后继、奋不顾身，一个个都扎进了情欲的泥沼中难以自拔。不过，《镜中》并不是一部滥爱的情色小说。它只是将陷入情欲泥沼中男女的尴尬、痛苦、死亡、崩溃，触目惊心地展示了出来，以期达到救赎的目的。情欲是痛苦之源，而清醒后的失悔、惩戒、领悟才是作品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

这是一串救赎的心路历程——

庄润生，当他与情人子珊在宾馆缱绻缠绵时，他的妻子易蓉载着两个小孩醉驾撞上大桥，二死一伤。他误以为是易蓉发现了奸情才以如此剧烈的手段毁家报复。他去飞来寺禅修、捐助修建希望小学、到缅北战地当志愿者……他冀望能由此获得心灵的宁静，并赎回自己所造成的罪恶。

甘世平，这位庄副校长的秘书，本来是安排他来辅助庄润生的建筑设计院行政工作的；为了照顾他在杭州的单身生活，才让他住进了润生家中。在易蓉自尽以后，他不敢直视曾经情同手足的润生的目光，无尽的后悔折磨着他的良心。最后，在日本的那场地震加火灾中，他从火海中把润生救了出来，而自己却在废墟中受伤而死。他用自己的性命偿付了曾经的背叛与放纵。

易蓉，这位不清楚自己身世的美丽女子，是她主动引诱了丈夫的好友，又是她，因为酗酒、冲动葬送了两个小孩。车祸毁容是她无脸见人的外因，而行为的肮脏才是她决定离开人世的根本内因。她在写给子珊的绝笔信中说道：“……我不知道自己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自知罪孽深重，亲手害死了一铭和一贝。我将心甘情愿领受上天的惩罚。”②

子珊，在义无反顾地爱上有妇之夫润生之前，她并没有存在多少的心理障碍，然而，当失魂落魄的润生站在她面前说出“我们不能继续了”时，她后退了。她似乎在这时终于明白，是她夺走了一位妻子的丈夫，是她毁坏了这个家庭。后来，她到了纽约，找到了新的情人舍尔曼。当她与润生一起到缅甸仰光的大金塔朝拜时，她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预订了两个房间，似乎在向过去的泛爱主义告别。

…………

在小说《镜中》的扉页上，作者一反常态地写下了三段话：

我把它们都看作古旧契约的

永恒的根本的执行者，

使世界繁殖，仿佛生殖的行为，

无法睡眠，带来劫数。

——博尔赫斯《镜子》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金刚经》第三十二品

对称有着无与伦比的美感。

——作者

这三段话可以视为理解这部长篇小说的钥匙。

《镜子》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首著名诗歌。你看着镜子中自己的脸，而自己的脸也在镜中看着你，互相印证，无法逃脱，就如人类的生殖繁衍，一代一代，周而复始。繁殖因情欲而生，“带来劫数”，然而却似“古旧契约”，成为永恒。这仿佛应该是艾伟《镜中》所有人物放纵情欲、铤而走险的宿命。不过，作者并不认为情欲的放纵与生殖的本能应该成为人类的“有为”法则，如梦如幻，如影如露，恰似过眼云烟，应在摒弃的挂碍之列。于是，艾伟的主张是，既然情欲的泥沼无法跳脱，那么，忏悔与救赎便是唯一的路径。“对称有着无与伦比的美感”，是建筑学上的定义，也是人性在沉沦后经超度、提振、净化而散发出来的光芒，荡气回肠，沁人心脾。

细究《镜中》这种思想的来源，作品给人们显示的是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建筑的启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艾伟大学毕业于建筑学院，他深知人与建筑是双向的教导，任何艺术家都可以从建筑中获取创作的灵感。他发现光线的色彩、光线投射的角度以及光线所形成的图案，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比如，黑暗的迷宫，常用被斑驳暴戾的光线切割；而象征解脱的佛殿，则是光线从上方投射。而优秀的建筑正是不同光线与色彩的有机组合。他在小说中引用建筑大师安藤先生的话说：“肉身是不自由的，思想则可以遨游八极。后来我认识到思想也是不自由的，所谓的遨游八极是虚幻意义上的。同样，建筑也是不自由的，不自由或某种意义上的秩序感是建筑的精髓。重要的是建筑要有雄心探索世界和人心的模式。”③建筑可以表达生死，可以抵达人类精神的谜面。他从许多不朽的著名建筑物那里获得感悟，堕落与救赎，恰巧构成了一组难得的对称关系与秩序感。它有着无与伦比的美感，同时还是一种可以借镜的美学手法。

其次，是对于佛教的信仰。当庄润生突遭人生的变故之后，有一阵，他来到飞来寺禅修。释慧泽方丈对他的开示、解劝、断喝，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小说中的人物话语，但另一方面也似乎可看作是作者本人的思想活动。“如果你坚信生命有来处和归处，特别是归处，那么你会看开一切，因为有朝一日，我们都会走向那个尽头，我们会在那个尽头相遇。生或死只是这个秩序的一部分。永生或轮回，再次的相逢，无常和缘分，都非偶然。我们为什么要烦恼呢？……”④释方丈的这段话令庄润生若有所悟，他感受到古人的智慧以及想象的深邃。他承认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唯物论者，但在无法逃脱的灾难与孽障面前，佛教的智慧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他的“科学”观念。

在《镜中·后记》中，作者说这部小说的缘起，最先是听到了一位生活在国外的朋友遭遇了无妄之灾的惨剧，但动笔以后就“变成了另一个故事，变成了一个关于慈悲、爱以及宽恕的故事，一个关于如何在破碎的生活中安顿我们心灵的故事”⑤。小说从把控不住的情欲入手，最后在“慈悲、爱以及宽恕”中结束，自洽地形成了一个闭环。

我们想说，这个闭环有着现实、历史与文化的坚实支撑，从而使它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具有了一定的重要地位。但同时，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破环”似乎也应该是作家面对时代大潮挑战时的选择。

《镜中》走到了哪一步？它“破环”了吗？

二

梳理一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关于爱情、婚姻与家庭的描写，我们发现，《镜中》是该链条中一个值得认真关注与探讨的节点。

在这长达四十余年的文学演进中，“经济”因素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水岭角色。物质贫困时期的爱情与脱离了物质利益考量时期的爱情，呈现出不同的婚姻择偶观念和情欲表现特征。这是40余年来的社会状况使然，也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断的正确。

尽管存在不同地区、阶层在经济状况上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但总体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整体呈现出物质贫困时期爱情的特点。爱情的纯粹性与主体性，常常被金钱、物质与利益所挤压。张弦发表于1980年第1期《上海文学》的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似乎是一个文学源头的最好证明。小说开头写道：“尽管已经跨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在天堂公社的青年人心目中，爱情，还是个陌生的、神秘的、羞于出口的字眼。所以，在公社礼堂召开的‘反对买卖婚姻’大会上，当报告人——新来的团委书记大声地说出这个名词的时候，听众都不约而同地一愣。……”⑥婚姻是可以买卖的，爱情常被用作交换的，其本质在于，当时的物质是贫乏的，人是被经济所控制的。

最让人神伤的是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底层青年高加林，一心想逃离那片令人绝望的黄土地。他决绝地抛弃了善良的农村姑娘巧珍，试图借着黄亚萍的爱情纽带走向外面的世界，最后，仍旧跳不出的“人生”宿命，既受人谴责，又让人怜悯。在《平凡的世界》中，同为底层青年的孙少平，胆怯地爱上了市委书记的女儿田晓霞。田的主动、执着、鼓励，某种程度上打消了孙少平的自卑，但她在抗洪抢险中的不幸牺牲，又仿佛是个象征，是个喻示。爱情，在有阶级的社会，在私有化尚未消除的世界，它注定烙上了经济的印痕。这曾令无数的“落难才子”黯然嗟叹。

张洁的短篇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表面是对纯粹爱情的追求与向往，具有永恒的价值与意义，但显然带有了柏拉图式的抽象与幻想。钟雨那种对老干部有情人难成眷属的遗憾，抽离了柴米油盐与生理欲求，把爱情看成了静止状态的符号，自然也限制了作品对婚姻与人性的开掘。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和张抗抗的《北极光》倒是具有过渡意义，值得关注。前者中的妻子“她”，从内心底里不愿意依附于男人。她试图努力成为丈夫理想中温顺、体贴的贤妻，但仍奋力报考电影学院，最后两人不欢而散。后者中的女主人公岑岑，有一个在世俗的眼光中条件优越的男友，但在临近婚期时却害怕、动摇起来。她说不清楚爱情中还需要什么，但在结婚后还会有虚无缥缈却美丽无比的北极光吗？在这里，女性意识的萌动与对婚姻形式的怀疑，最早显示出文学创作中关于爱情、家庭和婚姻观念裂变与转型的先声。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90年代以后。

这是一个商品经济大潮高涨的时期，也是一个穷困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实现了绝大多数人温饱的时期。温饱思淫欲。物质的丰富助推了情欲的亢奋，传统的金钱关系的买卖婚姻一下子失去了不小的市场。情为何物？欲望又该如何安放？急剧变化的时代，为我们的作家提供了新的土壤与新的思考空间。

王朔的《过把瘾就死》（《小说界》1992年第4期），以决绝的姿态嘲讽着婚姻的荒谬。“我”向往婚后外面的世界，但妻子杜梅却处心积虑让他围在身边，矛盾随之而起。婚姻成了枷锁，家庭变成了战场，所有关于爱情的美好神话都已荡然无存。这与《在同一地平线上》《北极光》中的犹豫、彷徨大相径庭。王朔对家庭、婚姻的幻灭，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等作品中就有表露。主人公张明说：“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得什么都尝尝是不是？每道菜都夹一筷子。”⑦只是当时被称为“痞子”的他，全方位进行着对主流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背叛，“性”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2000年，青年女作家卫慧的长篇小说《上海宝贝》所引起的强烈旋风，将物质丰富时期情欲的描写推向了高峰。小说以无所顾忌的内容展示出现代都市女性在性方面的随意、滥交与放纵。作品主人公到处宣称着所谓前卫的思想：“在很多思想解放了的女人眼里，找一个倾心相爱的人和一个能给她性高潮的男人是私人生活最完美的格局。”“她们比50年前的女性多了自由，比30年前的女性多了美貌，比10年前的女性多了不同类型的性高潮。”⑧将多种性高潮的体验，作为她们与“10年前”即20世纪80年代女性的区别，也正好符合我们对物质丰富时期爱情的判断。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说：“这是一本可以说是半自传体的书，在字里行间我总想把自己隐藏得好一点，更好一点，可我发觉那很困难，我无法背叛我简单真实的生活哲学，无法掩饰那种从脚底心升起的战栗、疼痛和激情……我是那么宿命那么矛盾那么不可理喻的一个年轻女人。”⑨卫慧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发表这部惊世骇俗的小说时年纪二十六七岁。《上海宝贝》的出现，不仅是对男权主义的闪击，而且似乎是第一次以如此饱满的激情与酣畅的笔墨将女性的情欲呈现在当代文学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