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寓体验与离散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来，离散书写及其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在全球化、后殖民、后现代等文化语境中，“流散”“离散”等词出现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频率越来越高，可见研究者对华文文学的关注与重视。“离散”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指犹太人被驱逐，被迫流亡他乡，散居在世界各地。在当今语境下，“离散”泛指远离原乡，离散者处于一种放逐他乡、无根可依、漂泊流浪的生存状态。离散诗学最为重要的正是对文化身份上的不确定感所形成的反思和差异书写。“离散与文化认同的看法，本身是自我反思和自我解构的。”①离散书写通常有广义与狭义上的区分，本文所引用的是其“广义”概念，即离散书写指离散族群的书写，这类写作主要基于流寓族群的流寓体验和母语认同中所形成的离散书写。当一族群迁徙到异乡后，母国与居住国的文化产生碰撞与交融，流寓者既渴望融入当地主流文化，却又难以消除自身的母国文化影响的印迹，因而他们在母语写作中通过此“不确定性”身份书写释放文化身份的失落与焦虑。

游以飘本名游俊豪，197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金宝，2002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毕业，2006年起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现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及华裔馆主任，出版著作《中国与本土之间：马来亚中文作家的双重性思想研究（1919—1957）》②。除学术上成就之外，也是一位创作颇丰且有强烈的华文书写意识的马华文学代表诗人，“飘”，与他的姓“游”组合笔名可以看出他的诗人情结和文化态度，陆续在新加坡和中国多地出版诗集《流线》（2016）③、《象形》（2020）④、《记号》（2021）⑤。2016年后，陆续与新加坡文友共同发起和创立“南洋诗会”（2016）⑥、“南洋诗社”（2018），新加坡华文诗歌的相关专辑也陆续发表于中国文学刊物《滇池》⑦《广西文学》⑧等。因为流寓不同国家经历以及在多元文化族群中的华语书写，以华文诗歌创作彰显对华人群体的特别关注，“我思索得更多的，是个人与族群的关系，以及个人如何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如何在更大的语境里运作”⑨，诗人在国家、族群等关系中由此展开“自我”身份追寻，慢慢形成了反思性、差异性的离散书写。与先辈母国的文化地缘关系，以及流寓马来西亚、新加坡两个国家经历，2006年又在担任中文管理工作、中文教学过程中加强了与中国多个作家、诗人的联系（柏桦、车前子、杨键、娃娃、东西等），“流寓”多元族群中的母语书写又与中国作家密切联系而强化了“中国性”的母语认同和离散书写特征。游以飘的诗集陆续在新加坡和中国等地出版，成为华文文学书写的重要现象，引起新加坡、中国等不同国家学者关注。例如，胡星灿《恢复、革新与超越：论游以飘诗集〈流线〉中的抒情实践》⑩、张森林（新加坡）《游以飘〈流线〉中的历史想象与人文关怀》11、徐传东《热带繁花与中国水墨——评南洋诗人游以飘诗集〈象形〉》12、娃娃《一个深刻的记号——游以飘诗歌读后》13、卢筱雯（新加坡）《凝视起舞之兽——阅读游以飘〈象形〉》14、得一忘二（新加坡）《英译游以飘诗〈三千〉及译札》15等。但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其及华文诗歌与母语、跨国家的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华文书写与西方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仍显不足。

从祖辈漂泊南洋、早年读书时代的马来西亚到2002年来新加坡读博、2006年工作，与他相近的仍是华语语境。华人身份和华文文学传统教育经历，使得他的诗歌不自觉地融入了中国古典语境的情感和文化符号，也彰显出海外华人原乡意识与寻乡的离散书写特征。在殖民历史及后殖民文化影响下，游以飘重新审视海外华人的身份定位和文化认同，也在离散书写中不断建构起反思性、差异性的多元文化认同和独特“身份”。

一、“流寓”经历和“离散”书写

流寓世界各地的华人及华文书写，构成离散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身份上的不确定感（漂泊、流寓体验）及在多元族群文化不占主流文化身份上的不确定性，使得他们对母国及母语的文化想象中有着强烈认同并形成反思性、差异性的离散诗学特征。本文“流寓”指海外华人在多元族群文化中生活的漂泊经历和体验，而“离散”则指其在他者、多元文化背景中用祖辈母语或者对母国文化认同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反思性、差异性的内容特征。

（一）“马来”背景下的身份流寓

20世纪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的新兴政府赋予在地华人公民权，要求他们效忠于新国家，尽快融入本地社会与文化，成为归化国家真正的公民。留在东南亚的华人最初远离政治，但最后都参与到本土国家的建设发展当中去。“新加坡近代以来非常长的殖民历史及独立建国所致。深知离乡去国的离散、漂泊及有尊严地活着之难的华人，一旦他们在某个地方活下来并建立所在群体之中的尊严之时，他们就认同这个地方及其这个地方形成的国家。”16由此，族群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越来越多的华人在当地凝聚、扎根，从“落叶归根”转而成为“落地生根”。海外华人的“根”已然发生了裂变，他们在新的国家安身立命，倚赖出生国、居住国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养分供给，迅猛地伸延出新的“根”。新的“根”越强盛，原有的连接原乡的“根”愈加敏感和强烈。

游以飘的祖辈离开中国广东，南下南洋以求新发展，并在马来西亚最初开始了海外流寓生活。游以飘197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金宝。作为华人后裔，他传承了华人身份以及中华文化和传统，对原乡、对祖先起源进行追溯和回望，建构起海外华人群体离散书写特征。“马来西亚华人当今的身份认同和思想意识，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从中国原乡搬迁过来后，又一成不变地在所在地固守下去，而是在族群互动与国家发展过程中不断建构出来的。”17身居南洋几十载，游以飘早已融入当地社会，漂泊在外的“流寓”走向了“离散”的“反思”和“差异”：“在认同的方寸里/推移着时间/从异教徒/到异己者”（诗集《记号》：《身份》），且不断认同华人，认同意识的流动性与可变性，“认同的符征/一分为二/再分为四/身份的几何”（诗集《记号》：《认同》），多元族群中自我身份上的撕裂使得他的离散书写更具醒觉和反思的疏离意识。“在华文颇受贬抑的马来西亚，依然努力思考着自身文化属性与文学定位问题。”18伴随移民心结的日渐解开，流寓海外的华人作家对母国的追忆与怀想不再如祖辈那般强烈，他乡、异乡已然成为移民后一代的居住国、出生地和“故乡”。但是一使用母语和母语创作，他的“中国性”的认同，也就自然表现出来。在构建华人身份的过程中，华人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对马华文学的看法自然也发生了变化。

“马华文学”是在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孕育而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马来西亚华侨的族群意识高涨，积极进行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文艺创作。一直到二战结束，马华文学反映的基本还是华侨的意识，他们在当地饱受殖民压迫，因而更加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存亡，期盼祖国早日独立富强。而在战后，马华文学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追求现代文艺的独特性，并出现了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等流派。1947年，马华文学界就马华文学的特殊性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争论，其争议点在于马华文学能否摆脱作为中国文学的附属而实现独立发展。此后，流寓海外的马华文学逐步与中国文学分道扬镳，其华文的离散书写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学趋向。

游以飘出生在马来西亚并自小接受华文教育，拥有华文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母语文学思维。在创作中自然也受中国古典和“五四”后现代文学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中国想象，以此在多元族群共存中确立“自我”的文化身份。除此之外，游以飘还以南洋独特自然文化视角描绘了诸多南洋景象，如蕉风、椰雨、西海岸等，南洋色彩鲜艳浓重，这样的流寓经历和多元文化族群为离散书写提供了文化土壤和思想基础。这种母语书写不是中国文化的延展，而是融入了地方性、他者文化，在跨国家、跨族群的多元文化背景中生成的反思性、差异性的“离散”书写。他16岁作品《写给屈原》（诗集《流线》）刻画“屈原”这个典型的中国文化意象，它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情结的简单复刻，而是在流寓经历和多元文化族群中赋予、传递出华人在出生国、居住国的族群气节、疏离思维。

在出生国、居住国的种种文化挤压下，游以飘不断解构和反思自我的处境及困境，形成身份上的多元思考和差异思维，从而建立起身份多元化、多重性的文化认同，在离散书写中彰显了海外华人族群漂泊、流寓的创伤、焦虑、艰辛和疼痛的情感印记，也是在海外出生华人的多元族群文化中的“离散”认同。

（二）新加坡语境下的离散书写

2002年，游俊豪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工作后也从马来西亚公民归化成新加坡公民。相对于马来西亚，新加坡成就了游以飘的求学和创作成就。新加坡的华文环境和世界性的地位、较好的华文文学氛围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关于民族与国家意识成为原来离散、漂泊及无所归依的新加坡华人的身份共识、写作动力及使命感。”19游以飘的公民身份变化，在新加坡从事与“中文”相关的教学管理工作，使得他在新加坡期间的华文书写一直处于“喷薄”的创作状态。“一群字围攻拷问一支笔/一支笔消化吐纳一字/在这场域里，无法及时剃割。”（诗集《流线》：《字》）新加坡独立后，其官方语言是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然而这四种官方语言地位有别，实际上英语才是主流媒介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几乎沦为了“外语”。只有语言（母语）意识才保持着自我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在多族群、多语言共存的新加坡，语言政策相对宽松，对华人身份建构起到举足轻重的助推。

新加坡亚热带国家气候特征，使得华文书写充满了南洋的异国风情：“上下，高低，分晓数百年/夏天要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没有树荫乘凉，眯眼一线的猫/舞娘，左摇右摆/小蛮腰的红缎带/诸如此类的珠宝与香料/卖货的，买货的，越货的。”（诗集《象形》：《赤道》）其实，这样的多元文化语境，也是一种现代性压力下不确定的自我疏离。“纠结的蕉叶与椰林/澄清于水墨/猎奇着奇珍与异兽/蜡染了历史与传奇/绽放一百种颜色/红花与浮萍形成诡异的对角”（诗集《象形》：《热带》），这种“对角”暗示了文化的“纠结”、冲突和反思。

在新加坡这样“国—地—城”于一体的文化地带，华文书写通常被当作少数文学研究。“选择了一种文字与文化似乎就注定了在精神背景里着上了一幅无家可归的图景。被选择的中文在那样的环境中既载录了精神上的流亡，同样自身也经验了漂泊。”20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在流寓的华人眼里自己就是作为“异族”，似乎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样的流寓和漂泊体验形成了反思性、差异性的离散书写，他们不断对自我身份进行追寻。“新加坡华人的祖辈来自中国，回归中国曾是许多人的梦想。”对海外华文写作者而言，华文的使用与追溯似乎不被他们所处的社会鼓励或允许，使用华文似乎是与政府作对的抗争行为。游以飘和大多数海外华人一样，他使用华文，似乎也沉潜着某种母语认同和文化上的抗争意识。他在海外场域进行母语写作，在维系华人血缘、维持华人身份的同时，他也被动地接触和思考本土文化价值、西方现代思想，在种族歧视与西方“他者”文化中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

在跨国家、跨族群中的种族政策、语言政策、后殖民文化等因素影响下，像游以飘这样的华人作家，和中国文化之间既有母国文化认同，也有流寓经历中刻画了离散诗学中的文化挣扎和疏离情况。可以说，游以飘是中国文化、马来西亚文化、西方殖民文化、后现代文化、后殖民文化之间的多重文化融合和互动，也是多元族群文化背景下的“离散”独特书写。

二、流寓体验与文化中国

“自我”的文化身份是对个体的定义和描述，它涉及“我是谁？来自哪里？到哪里去”，是关于个体或群体对自身独立性和专一性的认同问题。处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华人作家，对自我身份认同问题更为敏感，也更为强烈。“对在新加坡的华文诗人而言，他们的诗歌写作虽然是个人性的，但新加坡独立建国之后，横亘在他们个人性诗歌书写之上的是关于中国与新加坡的‘地—国’身份及其形成的共同体意识。”这个“共同体意识”正是流寓经历中的“原乡”“寻乡”意识，他们的书写形成了“离散”诗学的核心所在。东南亚华人在地缘政治上与中国毗邻且文化上同族、同根等原因，使得东南亚华文诗人在自我身份追寻中有着重要的精神融通及文化关联。

“原乡”与居住国“本土”两个不同的文化空间促使东南亚华人不断思考，如何传承母国文化，如何醒觉式地疏离、对抗他者文化的侵蚀与压迫，以此维系华人自我的精神谱系与情感价值。

（一）对“语言中国”的华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