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客、演说家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在《我的岁月静好》的后记里，杨争光谈及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在并不静好甚至疯魔的岁月里，却能拥有静好的岁月，是要有一些超常的能耐的”，“冀望岁月静好者似乎越来越多，自以为岁月静好的人们在微信朋友圈的晒好也就格外显眼。这就给了我一个刺激，想探究一下静好们的静好以及何以能够静好。结果，就有了这一个《我的岁月静好》和能够岁月静好的德林，以及种种。”①德林能够岁月静好，在于他始终让自己成为生活的局外人，以旁观者的立场看别人，也看自己。不仅如此，他还动用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引经据典，赋予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以合法性。于德林而言，“岁月静好”与其说是一种生活状态，毋宁说是一种通过不断讲述而被强化的心理幻境，让身处其中者接受、认可并自我陶醉。坚硬冰冷的现实与岁月静好的心理暗示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与反差，让作为看客、演说家的知识分子不断遭遇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迷失，从而触及了这一群体面对难以言说、无法把握、无力介入的生活本相时，精神上的种种困境。

一

小说开篇，故事尚未开启，主人公德林已经借用水果来阐释他关于“看”的哲学了。他说：“吃，远不能和看相比，吃出的仅是一种味道，看出的味道却要丰富很多。还要更为深刻，更为悠长。”但是，作为一个岁月静好的拥有者，德林观看的对象并非令人身心愉悦的春花秋月，也不是平静琐碎的衣食住行，而是那些“身在其中的困难、麻缠、尴尬”。面对无法让人感受到岁月静好的一切，“我只是看，哪怕是灾难，我会抽身而出，看纠缠在灾难里各种各样的样态，不但不会惧怕，不会沮丧，不怨天尤人，反倒有一种愉悦，是一种享受，还可以无数次回味。这需要功夫，俗话叫‘能耐’，我恰好有”②。随着叙述的推进，德林开始以这种“抽身而出”的姿态，看别人的悲剧和不幸，看自己的尴尬与难堪。岁月静好的主体感受与灾难困境的客观存在之间构成了强烈的反差，鲜明地凸显出德林举重若轻、不动声色，进而收获岁月静好的“能耐”。杨争光通过不断调整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完成了对德林“岁月静好”的心理建设。

社会心理学常用“心理距离”来指称个体对另一个个体或群体的心理接受程度，表现在情感、态度和行为上便是亲近或疏远。一般而言，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的关联程度越低、情感联系越弱，观看主体就越容易获得一种超然事外的安全的心理距离。一场雨中的车祸与德林的心理距离最远。关于车祸，德林看到的是女人在车轮下翻滚又弹起的身体，被扯起又落下的长发和裙子，脱手而出的雨伞，周围无声驻足或匆匆而过的行人，发出惊呼或拍视频的路人，以及赶到车祸现场处理事故的交警。他的观看有条不紊，波澜不惊。作为观看主体，德林的位置非常接近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的观看幻灯片的学生和那张幻灯片中观看行刑的中国人。麻木的表情、冷漠的态度是鲁迅对看客的生动写照，他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③。德林虽不至于受好奇心的驱使，专门跑去观看一场惨剧，但陌生女人的惨死的确没给他带来多大的心理触动。

如果说与陌生人之间疏远的心理距离为德林提供了冷漠旁观的借口，那么发生在县城的杀人案则有意拉近了德林与观看对象的心理距离。李不害是他的邻居，作案前到他家串过门。德林不仅观看了多年前法医尸检李不害的母亲，也观看了李不害复仇锤杀金家父子三人的全过程，甚至在返回省城后还一直通过手机观看案件的审理。但是被拉近了的心理距离，并没有引起德林情感上的震动，反而激发了他对比和分析不同讲述的兴趣。他发现说书版是一个虽有渲染，但基本符合现场情景的“复仇传奇”；公诉版是站在控辩双方各自立场上，为了实现控辩目标的细节填充和修辞选择；而他参照系则是自己的目击版，一个包含人物动作、语言和表情的外视点客观白描。德林不愿做现场的目击证人，早早离开了县城，但他却持续地追踪该案。这因为他不仅认识当事人，了解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具体过程，而且知道的细节比任何一个已经公布的版本都多一些，这让他有了钻研的热情。换言之，相对靠近的心理距离没有触发德林观看惨剧时的同情心或同理心，反而激起了他对观看行为本身的执着。“我阅读的兴趣正在这大同小异之中，小异里的变化多端，大异其趣。何况，是杀人的，是我知道的，目睹过的杀人。”④显然，德林已成功地将一场血腥的人间惨剧转化为他的阅读文本，有效地置换了命案本身包含的道德、伦理、法律、公权力等问题，当然也悬置了惨案带给观看者的心理冲击。

从复兴路到德林家、从县城到省城之间的空间距离，以及陌生人、邻居与德林之间安全的心理距离，尚可以让观看主体从车祸或杀人案的现场“抽身而出”冷漠观看，但这似乎还不足以凸显岁月静好者“超常的能耐”。于是，杨争光再次缩短德林与观看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直系血亲和结发夫妻与每一个个体的精神联系最紧密，心理距离也最近，何况还有彼此之间无法割裂的物质连接。所以，德林必须直接参与而不能袖手旁观的两件麻烦事就发生在父母和妻子身上。一件是他作为受益人，需要参与父母跟县里拆迁办的讨价还价，而这份拆迁补偿是他在省城买房的唯一指望；另一件是他作为丈夫，意识到马莉出轨，这直接威胁到他能否继续维持正常有序的家庭生活。不过，德林还是成功地“抽身而出”了。他把与拆迁办的对抗排演成一场由父母和兄弟姐妹参演的打铁“大戏”。父亲是主角，负责在拆迁房前重操打铁旧业。兄弟姐妹被编入后勤组、道具组并兼任群众演员。他自己则进入氛围组，自然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家庭成员扮演角色的想象中；在得知马莉出轨后，他有过短暂的慌乱，但很快也就明确了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方向：控制心跳、不被卷入，同时结合自己的观感，将马莉的出轨抽象成一场围绕外遇展开的空泛讨论。在关于“刺激”“爱”“责任”等的概念辨析中，他利用书本知识，拆解了这些词语所蕴含的心理感受，有效地把自己剥离出与这些词语相关的具体情境和情感体验，让自己客观上置身其中，主观上却抽身而出。

可以说，现实存在的心理距离以及经由排戏或讨论刻意制造出的心理距离，让德林由麻烦事件的“目击者”转变为可以随时抽身而出的“旁观者”，这成为他能够岁月静好的前提条件。

二

鲁迅笔下的看客，没有表达的能力或机会，他们只是麻木而冷漠地看着。他们的所思所想或者不思不想，皆由那些怀抱着启蒙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传达。当然，看客们也并不总是需要代言人，他们也可以为自己画像。张鸣在《世纪末的看客》中就提到了义和团期间，底层差役王大点每天四处看热闹，如实记录各种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和自己跟在后面顺手牵羊的《王大点庚子日记》。“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高丹日记》，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⑤德林是“读书人”，但他与王大点一样“冷”，两人之间的差异仅在于他具备利用知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阐释或辩护的能力。

在《我的岁月静好》中，这种能力集中地体现在德林“喜欢说话”上。德林在许多场合都是说话的主角。在二哥们的饭局上，德林说上帝死了，说量子纠缠；在家里，德林跟马莉辨析责任与压力、婚姻与外遇；在县城，德林跟兄弟姐妹分析拆迁形势；更多的时候，德林是跟自己说话，表达观点，直抒胸臆。虽然德林与葛兰西所定义的“有机知识分子”有一定的距离，但在对“说话”的认识上却颇具相似性。葛兰西认为新兴的“有机知识分子”，其存在模式并不仅仅局限于口才雄辩，而是作为“演说家”，积极地参与实践生活。正如雷德克里斯南的分析，演说一方面意味着他的口才具有了目的性，“有些人被某个人说服而相信了某个限定的目的，那劝说者也因此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有历史的乃至政治的责任”；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口才具有表演性，“既不是没有理性和充满激情的，也不是纯粹抽象的和形式的，而是思想与情感的一种明智的成功结合”⑥。对照德林的“说话”，他虽然并非为了实现某种历史的或政治的目标而演说，也无须对自己的观点负担历史或政治的责任，但他同样看重“说话”产生的作用，而且为了达到“说话”的既定目的，尤为注重“说话”的技术问题。用德林的话说：“能打开心锁的话需要理性，我信奉理性在说话中的力量。事实上，说话也是一门艺术，艺术品位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想象，也在于合适地运用理性的弹性。”⑦正是借助“理性的弹性”，德林实现了想要达到的“说话”目标，即：对他人的指责进行自我辩护，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合法化。

对于发生在陌生人身上的惨剧，德林的“说话”着重强调直接介入事件后的不良后果。当马莉诘问那场雨中的车祸“人人都在看，人人都不管”时，德林的回应是“做道德婊容易，做真君子难”。他的逻辑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下雨路滑、车速快、能见度低，救人有危险；也有主观逻辑的推测，“谁知道是事故还是故事”，谁知道会不会被当成犯罪嫌疑人……由于观看者众且与观看对象之间疏远的心理距离，关于是否施救的责任感与道德感很容易被稀释。这场惨剧在“理性的弹性”中变成了一个事不关己的事件，一段很快被删除的视频，德林也顺理成章地完成了自我辩护。

对于家里的麻烦事儿，德林的“说话”通过类比和词义引申进行自身的心理建设。在那场由他导演的“打铁”大戏不受控制地变成全家人一起出丑的闹剧后，面对兄弟的斥责，他避开内容，只谈形式，将自己比作为“文革”时受迫害的读书人，将自己“不与兵语”的沉默视为“受难受辱”。针对朋友的质疑，他从人性弱点的高度为自己开脱。摆明自己与“勇敢”无关，所以不会去冒险；说明“遗忘”是一种智慧，大家很快就会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自我修复；解释“心疼”是对伤口的触碰，他会理性地远离，顺便标榜自己能够以宽容的姿态体谅朋友对他的误解。由是，一场闹剧被他转译为感动自己的情景剧，周围人的指责被他一厢情愿地置换为对自己的误解，“理性的弹性”再次发挥了作用，成为他自我辩护的合理依据。

当然，“岁月静好”的心理幻境并不能只靠被动的自我辩护实现，还必须有主动的自我确认来加持，这集中体现在德林对夫妻关系的处理上。从两人相识恋爱，到结婚生子，再到对方提出离婚甚至出轨，马莉一直都是德林主动拉开心理距离的观看对象。德林通过重新界定“无所谓”的概念和应用语境，确认了观看行为的合法性。他给“无所谓”贴上一个至高的道德标签，使之不仅成为“宽容”的表现形式，而且能“让宽容有更广阔的天地”。有了这张标签，他可以冷静地接受生活中的各种变动，而无须担心失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还因此获得了道德上的优越感。他将与“无所谓”相关的家庭责任具体化，认为责任不能超越个体的实际承受能力，每个人都只能量力而行，自然而然地让自己成为一个不用承担责任的人；最后，他直接抽空了家庭婚姻中的情感因素，将其等同于一个承载家务劳动和性生活的物理空间。当德林把爱与激情讲述为人在无聊时寻求的刺激、短暂存在的片刻享受；把失去爱描述成丢掉一时的自慰时，他也就能顺理成章地将家庭生活置换成洗衣机、菜市场和垃圾袋，并自诩拥有接受生活中各种“缺陷”的“美德”。德林由此解构了家庭在日常生活和个体情感建设中的作用，并在自己的婚姻出现问题时仍能抽身事外，“理性的弹性”也成为他自我合法化的内在逻辑。

“理性的弹性”实际上是以德林自己的处事原则为标准的，弹性的幅度与范围完全取决于他的阅读和阐释。德林说：“我对我看到的人事，包括书里的，从没有过漠然视之，我只是不愿代入而已。我对我经历的人事从来没有过逃离，也没有漠然处之，我只是静观其变，随遇而安而已。”⑧当他不愠不火、引经据典、有理有据、侃侃而谈时，“理性的弹性”就不仅是“说话”的艺术，而且是他自我确证岁月静好的心理支撑了。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德林的观看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他将被看的“人”置换成了“物”并拒绝共情。马莉就指责德林在家庭生活中不用情，只是像看猴子一样看她。德林在观看李不害杀人案时，也直接将案件比作书籍，而他不需要关心一本书的消失或者存活。可以说，在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之间，德林主动选择了“共情关闭”。“共情关闭”是巴伦-科恩提出的概念，用以理解人类施暴和产生恶的心理学原因，指的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或一件物品产生联系，为的只是利用对方达到某个目的，所以会主动关闭共情通道⑨。德林非常清楚共情是与他人建立必要的情感连接的方式，但他仍然固执地关闭共情，因为他“不是不愿共情，而是因为共情容易成为滥情，于人于己无益，反倒有害”⑩。“共情关闭”也许让他体会到了岁月静好，但难以遮蔽“静好”背后的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