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与共名：百年中国文学批评流变

梁启超将“革命”一词引入文学领域并率先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自此，百余年来，文学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创作是从内心出发的，是个人心灵的反映，个性很强，即使受到时代、政治环境的外在影响，尚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个性。正因为作家个性的不易毁灭，即便身处在政治严苛的时代，依然会有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无名氏的《无名书》，有被我们今天称之为“地下诗歌”的诗歌作品，等等。但是，文学批评受到时代的影响要大于文学创作，因为批评传达的是时代的声音，表达的是时代的要求。无论是“五四”、1937年的抗战、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等，时代都对文学批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在论述百年的文学批评发展时，是完全无法回避政治的，这或许也是现代以来文学批评的一个根本性特征。

一

在“启蒙”的鼓噪下，民国初期一批只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数千年来的古老传统发起猛烈批判，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时间“跋扈飞扬为谁雄”。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将五四新文学运动看成是一种先锋文学运动，就是这一批敢为天下先的年轻人，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振臂高呼，然后作家就追随批评家的文学主张进行创作，于是，白话文出来了，新诗产生了，话剧上演了，美文出现了……“文学要发生激变，批评会比创作更重要。”①“五四”新文学是理论先行，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也是理论先行，两次理论先行，都带来了文学观念的巨大变革和文学创作的高度繁荣。“五四”也好，20世纪80年代也罢，知识分子均是站在启蒙的制高点上，借思想之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文学的革新。

正是在“启蒙批评”的权威话语激励下，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出了改革文学的“八事”，这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第一篇重要文章。为响应胡适，陈独秀紧接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正式张扬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两员急先锋挟启蒙以号令天下，猛烈地向传统、向“旧文学”开火，呼唤新的文学，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门。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此文被胡适看作“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②。“五四”新文学革命的中心理论是建立“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至此，“文学革命”的中心理论已经构建起来。“人的文学”代表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在百年文学发展实践中逐渐凝聚成新文学传统，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人的文学”，也是当文学出现问题时，作为矫正文学发展方向的一个矫正器。如20世纪50年代末，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针对当时过分强调阶级论的矫正；20世纪80年代亦是在强调文学的“主体性”的呼声中，冲决了多年的政治教条堤岸，走上一条多元、健康的发展之路。

这一时期，虽然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代表的各个文学团体提出各自的理论主张，但“人的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的文学成为文学的时代“共名”。作为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代批评家，他们不仅是开创者，也是批评范式的确立者。

陈思和先生在考察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时，创新性地提出了“无名”与“共名”两个概念，作为观察中国新文学变化发展的坐标。如移用陈思和先生的观念，那么，从1917年至1927年，亦是文学批评的“共名”时代。这个时期，主要是各种文学团体围绕自己的文学主张提倡自己的理论主张，虽然各个派别的批评家提出的主张不一，但仍旧笼罩在白话文学、“人的文学”和个性解放这个时代主题之下。在“共名”状态下，各种流派之间时有冲突、甚至相互攻击，但其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都由“共名”的时代理想派生出来，彼此都诚服在“共名”之下，即便有分歧，但大的共识是一致的，并且以压倒性的力量否定了反对白话文的旧势力。

陈思和总结共名状态下文学创作有三种情况③，文学批评亦可做如是观。第一种是非常主动、自觉地围绕时代主题，倡导和引导创作跟进，如胡适、陈独秀、鲁迅、沈雁冰、郭沫若等人的理论构建和倡导。第二种是批评家自己拥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强大的精神立场，不愿意随波逐流，但本身是认同时代共名的，如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跑去“整理国故”了；陈独秀、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建党活动。他们追求不同，但维护新文学运动的大方向始终是一致的。第三种是拒绝时代共名，甚至反对时代共名，但在推动新文学运动，反对复古的主流立场始终未变，如周作人提倡自己的“胜业”和“美文”。

共名不是没有争论，不是一团和气，也不是所有人都无条件地诚服在共名之下。恰恰相反，共名时代争论是很多的，只是在共名时代，所有对时代主题的反叛和背离，都会遭到时代共名维护者的批驳。

二

1928年，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共名”被打破，有论者认为，“文学以‘阶级论’替换‘人性论’的价值重建，从选材到创作方法的奔赴革命性，都是釜底抽薪式的转变”④。“共名”破裂之下，文学批评向着更加多元和差异方向发展，马克思文艺理论、民族主义批评、京派批评家以及持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评家之间有了更多的对话空间，当然也不乏论争与挑战。

“中国新文学在确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时，自觉选择了苏联，借鉴苏联，这是以中国社会具体特点对文学的要求内在动力。而且，将中苏两国文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更强大的纽带，那就是时代。”⑤这个“时代”就是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此前坚持的“人的文学”的共名化为乌有，陷入了更加激进的斗争和更加深刻的反思。

1928年《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成仿吾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词序的一个简单颠倒，竟颠倒了一个时代”。“作为文学实践，‘无产阶级文学’——或者称‘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并无建树，不过，作为精神现象它确不啻是现代文学史的一场原爆。它实际宣告仅仅短暂10年后，‘五四’新文学便已被置于必须超越、扬弃和否定的对立面。”⑥

“五四”一代个人主义、“人的文学”的共名打破，集体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典型的如郭沫若，他是“五四”的代表作家，是浪漫主义的代表，是积极追求个人主义的先锋，但到了1928年，他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忽然喊出了：“文艺青年们应该做一个留声机——就是说，应该克服旧有的个人主义，而来参加具体的社会运动。”⑦在个人主义受挫后，集体主义已经转为了一种普遍情绪。

陈思和认为1928年到1937年抗战，这个时间段为无名状态。无名状态，没有一个主题能涵盖时代主题，价值多元、主题多样并存。谁也涵盖不了谁，谁也说服不了谁，彼此按照自己对时代的理解开展文学批评工作。

国民党在军事上暂时统一了中国，但在文化上，国民党的复古的、民族主义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1929年，国民党作出了“确定本党文艺政策的决议”，提出“三民主义文学”，企图对“五四”新文学的“人的文学”和个性主义文学进行反攻倒算，之后，又提出了“民族主义文学”。但响应者始终寥寥，并没有激发创作热情。

1928年，梁实秋、胡秋原等人一边维护五四新文学的人性至上的原则，一边反对左翼文艺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或强调文学要表现“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或强调文学至死“也是自由的”，不能说他们的理论都不对，但是在当时阶级政治白热化的环境下，他们的理论不但不能流行，反而受到诸多责难和批判。

今天流行的文学史、批评史著作，大多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理论当成是那个时期的主流文学加以论述，这或许是受政治形态影响所致的人为建构，其实在当时，左翼文学并非主流，恰恰是处于地下或准地下状态的文学，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也不可能是当时的主流文学。

用今天的眼光看，1930年代的京派文学创作和京派文学批评，它的成就超过“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在周作人、杨振声的主导下，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刘西渭）、叶公超、梁宗岱、李长之等批评家各显神通，京派批评的出现，“宣告了一种纯美文学思想的到来。这一思想主张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因自身而存在而伟大”⑧。但很显然，京派文艺批评也左右不了当时的文学大势。

“如果在一个时期可以‘势均力敌’，谁也无法马上说服谁压倒消灭对方，便会出现一种暂时的话语权力制衡，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⑨在这一无名状态下，正是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京派自由主义批评、新月派批评、“第三种人”的批评、民族主义批评……就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性、文学与审美等重大理论问题方面出现的众说纷纭的各自表述，客观上推动了现代文学批评的繁荣和发展。

三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共之间的阶级和政党的矛盾被民族矛盾所代替，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整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抗战成为凌驾于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具有统率性的重大时代主题。“民族生死存亡的生活和情绪以空前深刻的力量规范了整个文学发展的过程，提出了许多迫切正当的要求。文学理论批评也被这种基本氛围笼盖，显示出相应的色彩：生气勃勃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原则、标准，甚至是唯一的选择。”⑩

抗战结束了1930年代的无名时代，重返共名，1937年直到抗战结束的共名就是抗战。国共两党的话语内涵不一样，但是在宣传抗战，号召国民爱国，要求统一舆论，反对个人主义、民族形式等问题上却是一致的。

在新的时代主题下，从抗战开始，文艺界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1938年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是“五四”后第一次建立的全国性文艺组织。“文协”成立是文艺界统一战线正式建立的标志。大会选出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45人为理事，从这个理事名单上，我们不难看出持不同政见的人在抗战这个特殊事件上的互相认同。第二件事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当广大作家深入前线，深入农村向大众宣传抗战日的工作一开展，立刻就碰到他们的作品如何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的问题，于是‘民族形式’的讨论就摆上了议事日程。”11第三件是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一个新的战时文化的文学阶段已经初步形成。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马克思文艺理论逐渐占上风，这是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五四’是一个文学革命时代，则延安时代继它之后是20世纪上半叶又一次‘文学革命’，两次文学革命分别引领了20世纪上下半期。”12

在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13。毛泽东的讲话为文艺批评划定了严格的、不容置疑的批评标准。“《讲话》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水岭”，“《讲话》以后，中国文学的性质已经根本不同”1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批评制定的标准，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

虽然从批评史的角度看，1942年之后，依然有其他流派的批评在发挥着作用，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实际上就是宣告‘现代文学’的纷杂的第一期结束了，从此，20世纪中国文学，转入了它的第二期——被一统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下的文学时代”15。

“先锋性特质使新文学本能地朝着激进政治力量靠拢，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治格局中，最激进的政治力量，先是北伐统一中国的国民党，后是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继续革命的中国共产党。”16在抗战时期，共产党的先锋性更强，大批文艺家奔赴延安，构筑起中国文学的更为广阔的空间。1944年春毛泽东说，“延安有六千知识分子”17。这六千具有先锋性的知识分子，最终成为拥护毛泽东《讲话》的星星之火。同时，《讲话》不仅在抗日根据地，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敌占区以至香港都被广泛传播18。这种宣传的密度和空间上的广度，也是国民党的文艺政策无法比拟的。